林甸甸：从制度、话语到文体 ——过常宝先生的早期文献研究 |【学术动态】-米儿火

二十世纪内，古典文学研究完成了向现代学科的转型，于是一条有关文学传统的脉络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浮现而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事得到确立和写定。许多有关修辞学、文章学的议题被提炼出来，许多概念被厘清和定义，文学研究从而得以进入更现代、更国际化的讨论空间。

文学学科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选择的过程。以“文学性”为标准，一部分古典文献被定义为“作品”，其作者也因之被赋予了“文学家”“诗人”等身份。这虽为狭义上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遮蔽了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应当就是先秦文献的文学研究。先秦文献本身并非纯粹的文学性作品，更难以从作家的角度，考察作品的用心与旨趣。在这个前经典化的时代，不但难觅文献中“文”“史”“哲”三分的边界，甚至连“经”“史”的边界都非常模糊。文献源流尚待辨析，文字章句仍须考证，史事暧昧，经义难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研究者能做哪些工作，或者说，在这种泛文化、泛文学的倾向下，哪些工作是真正需要文学研究者来做的，这可能是每一位先秦文学研究者都思考过的问题。

理论模型的构建

过常宝先生近十余年来的学术探索，为我们思考如何在泛文学背景下坚持文学本位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发。出于对先秦经典“话语方式”的关注，过先生将文本作者、职事方式和文献行为纳入研究视野，指出先秦文献产生于原史传统，并在《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以巫史阶层的社会地位、职事方式、话语形态、文化意义为着眼点，勾勒出了“原史传统”在上古时期的传承脉络：原始巫觋所掌握的诸种知识，随着西周职官制度的设立和完善，拥有了书面化的文献载体和政治伦理上的职事传统。而在春秋时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巫史文献为文化的下移提供了路径，成为“君子文化”的话语资源和传播媒介。最终，原史传统在战国和西汉被体认和发扬，形成了具有特定精神内核、表达方式、文献系统的完整的文化形态。这一解释为考察上古文献生成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修订版已于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通过对“原史传统”的研究，过先生又进一步揭示出，先秦文献中的文体，本质上是特定职事或权威人群的话语方式，它从卜祭、训诫、传释到说理的发展过程，显示了从宗教文化到礼乐文化，再到理性文化的递进顺序。这一思路的意义首先在于拓展了先秦“文体”的概念范畴，将文体视作特定文化行为中的文本形态，在此基础上，对文本生成与功能的进一步探究成为可能；其次，“话语方式”的提法，将繁琐且难以穷尽的历史真实，抽象为具有概括力的权力关系，进而演绎为具有解释力的文化逻辑，最终引入文本研究的场域。在此基础上，得以钩连起文献文本与职事制度，并构筑出“知识观念—制度—文献”的文化模型。

在这一研究思路下，过先生写作了《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与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一系列专著。其中，《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与话语方式的生成》一书利用“原史传统”和“话语方式”理论，逐一清理了先秦主要文献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功能和文体特征，揭示了其职事背景或特殊的话语传统，并通过梳理文献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展现了先秦文献的发展脉络，而在此基础上大幅修改、补充而成的《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也已于20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试图从礼仪的内涵和形式两个方面，分析它们对文献及其意义生成的影响，也探讨了文献对“制礼作乐”的意义，以及文献的经典化过程。该书对西周文献制度做了较为完整的考证和描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针对西周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从前述文化模型中分化出“意识形态—仪式制度—文献”的框架，指出西周形成的“书”、“诗”、“易”、“铭文”等文献既有仪式意义，亦具有教化意义，而这双重意义即为其经典化的前提。此外，还有《楚辞与原始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作为楚辞研究的专题著作，集中考证了楚地特殊的宗教和政治文化传统，还原了楚辞作品的生成和祭祀仪式的关系，进而讨论楚辞的抒情功能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上古社会的知识和观念的生成、成型、增长、变革，不但有着自身的逻辑，也与文献的生成和增殖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之一。过先生在近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中，对知识和观念的萌生、增长、类别、总量等分阶段进行梳理，通过对相关文化、文献制度的研究，构建出一个能够反映早期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建立在“知识观念-制度-文献”三维结构基础上的“中国古典传统”的文化模型。这一研究，开辟了上古知识、观念和文献体系的生长规律及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文学和文献研究的以思想观念为背景、以创作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为主线的文本研究方式，使得先秦文献研究更加切合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使得文献的各方面意义，尤其是其形式、存在方式等方面的文化意义，都能得到关注。

文学本位的关怀

如前所述，作为现代学科的古代文学研究，仅仅完成了必要性的理论奠基工作，在文献和文学史层面，仍有大量现象与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挖；而文学理论研究，则必然在微观上走向精致深密，在宏观上走向多元多态，并承担起价值生产这一终极使命。先秦文学研究由于时段的特殊性，处理的往往是前个人化写作，前经典化，乃至前文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同时也是经典化问题和文学问题。它关涉到文献、文学、文化的起源，却又难以剥除在后世传播中被附着的文本和增殖的意义，正如它难以脱离今日“文学”“文献学”的学科框架。而文学研究确又具有不可替代性，先秦文学所研究的文献资料，既是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历史和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所谓的文学主体性，首先就浮现在文本之中。近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建设上仍显薄弱，往往更关注文学的外部性问题而非内部性问题，导致针对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反而少有推进，也欠缺自主的理论创新。过先生以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切入“文献传统”的利刃，游走于文本肌理与观念脉络之间，将坚不可摧的文献及其阐释系统分解为多中心、多层次的块面，构筑起具有解释力的文化模型，这对我们坚持文学本位，推进重大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不同于对理论研究的一般印象，话语分析通常以文本为起点，一切问题均在深耕文本的过程中自然浮现。而这不但需要对文字的高度敏感，更要求研究者对“人”这一话语主体有着深刻理解，方能穿过重重文辞的包裹，去揭示背后的话语策略和言说意图。过先生曾于《文史知识》撰短文多篇，对《史记》部分章节和唐宋诗词名篇作出解读，其中一部分结集为《依然旧时明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选择以对话的姿态来解读诗词作品，用流丽的笔触沟通千古文人共有的生命困境。这一系列文章展现出作者在研究者身份之外的另一面，即作品的阅读者，作家的理解者。当然这些身份并不判然有分，过先生对文本的解读，最终建立在他对当时历史文化语境的学理性认知上。例如对《史记》人物形象的系列分析，实际上暗合着他在“原史传统”的论述中，对司马迁作为“君子文化”的体认者和发扬者——这一身份的判断。藉此，才得以穿过由人物和情节编织而成的叙事网罗，透过传主或壮丽或悲哀的文学幻影，发现叙事者在现世的困顿，在精神王国的求索。

文学终究是关于人的学问，无论是由理论构筑的广厦，抑或从文献传统中被拆解的话语，最终都像同在一个星系的行星一样，以对人的关怀为引力，围绕着特定的精神内核而运转。而这个内核，正是每个研究者独一无二的生命母题，或价值立场。文学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对人性的关照，是一束足以穿透历史迷雾的光芒，既烛照着文献的幽微语境，又映射着自我的精神世界。因此，过常宝先生介入文献的方式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而最终构建而成的“知识观念-制度-文献”模型，既开辟了上古文献、文化研究的新畛域，也为先秦研究者在泛文化语境中如何坚持文学本位，发扬文学研究的不可替代性，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