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上篇”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探索则是“下篇”,这两个阶段的探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飞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成于邓”。

◎导语

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历史关头,如何正确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搞清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不同时期探索的关系,深刻理解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对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之功,对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坚定性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采访了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唐洲雁。

本版编辑(以下简称“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自然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们说这种政治前提和制度具有根本性、基础性。

唐洲雁(以下简称“唐”):“根本政治前提”是因为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就是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从此扬眉吐气,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独立,特别是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追求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梦想的一个重要标志。新中国的成立,使得长期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最根本的依靠力量。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整个大陆地区的完全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国家分裂和军阀混战的状况,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局面,从而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探索面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度基础”是因为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证了广大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在这种国体和政体之下,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它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后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编:“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与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关系,这种“接续、接力”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唐:毛泽东时代探索的基本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包括坚持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实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等等。在政治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重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和健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各民族平等相处、共同发展；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强调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主张精简国家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等等。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主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求实行政治与经济、与技术的统一；提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推行“双百方针”；强调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制定长远规划,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除此之外,还包括执政党建设方面的经验、对外交往和国际战略方面的经验,以及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经验,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所要探索的是一条有别于外国、有别于他人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的代价也就格外沉重。上述许多宝贵的经验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应用和推广,有的甚至是从失误中总结出来的深刻教训。但它们的探索和积累,为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指南和借鉴。

理论准备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毛泽东反复要求全党学习理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不断认识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他曾经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正是在领导全党进行艰辛探索的过程中,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科学著作,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理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养料。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探索中还坚持和发展了许多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改革开放后继续探索的思想指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物质基础方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特别是“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具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勇气和魄力,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力更生所积累起来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所倡导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编: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党也曾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这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区别?这一时期的探索,如刚才所说,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那为什么仍然没有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呢?

唐: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与改革开放后的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我个人认为,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探索的方向、走过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模式等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前者以维护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为目标,后者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前者选择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式”建设道路,后者选择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者以调整、改造为特征,后者以改革开放为特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始终没有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毛泽东时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有一定的优势和潜力,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可以走出不同于别国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想改变而是维护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而到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和平和发展成为新的世界主题,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优越性已经丧失殆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再是要走一条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再是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建设道路,而是要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经济制度。

编: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重要论断,就是它们“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就决定了,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与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毛泽东本人也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唐: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邓小平及其以后的时代。这些探索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前探索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探索的历史时期。其中前一个时期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后一个时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前一个时期的探索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目标、正确的道路,结果没有成功；后一个时期的探索接续了前人的实践,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找到了改革开放的突破口,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因此,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上篇”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探索则是“下篇”,这两个阶段的探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飞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成于邓”,即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探索,到邓小平时代终于找到了、开辟了这条正确道路。

毛泽东曾经把孙中山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借用他对孙中山的这一评价,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

相对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疑是失败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革命性和革命功绩的评价,不影响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共十五大仍然把他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历史人物；天安门广场每逢重大纪念日的时候,仍然会树立他的画像。这是因为,没有他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同样,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永不可没。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想过一些同时代人没想过的事情,看到了一些同时代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做过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探索,当然,也就犯了一些前人没有犯过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人民理解他,历史原谅他。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他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