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专栏｜戴路等｜口述史方法在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建筑师海外研修中的应用—

文章摘要

1970年代末，外部环境的缓和与内部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使得由国家或单位选派的中国建筑师精英有机会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研修学习，但这段历史却难被还原。研究以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师马国馨为对象，应用口述史方法，通过对他进行采访，从研修前的准备、在日研修的过程、对比中外的思考等方面重现其研修经历；指出运用口述史方法能够还原历史，直接呈现建筑师的成长历程，并联系起建筑历史的发展，丰富对建筑师的相关研究。

戴路、李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马国馨先生受访

采访者：戴路、李怡、康永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访谈时间：2019年12月26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整理时间：2020年1月1日

审阅情况：经马国馨先生审阅修改，于2020年1月10日定稿

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长达30年的停滞状态后，中国面向西方国家——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向当代世界——的建筑交流得以重启，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交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一些大型建筑设计院的部分建筑师有机会率先走出国门。在此过程中，他们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亲历前沿，实际体验海外研修过程，并归国投身建设，将国外建筑发展的可取之处引入国内。但因这一代建筑师所处年代媒体手段并不发达，且建筑师全身投入建设，本身无意展露个人经历，致使许多记忆被尘封。面对在社会转型期飞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建筑，获知建筑师的探索经历对于梳理历史脉络、把握历史进程、探究历史动因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仅有的零散记录显然不够，因而运用口述史方法对代表性人物进行访谈，搜集鲜活的叙述史料，将成为了解、记录，甚至抢救这段历史的途径与源泉。

1口述史方法的应用

“海外研修”属于“留学教育”的范畴。现有的对中国留学史的回顾，多以编年形式宏观分析历史脉络体系，因而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以及随之颁布、修订的政策是中国留学史上倍受关注的大事件；而留学人员作为史料呈现中必然存在的部分，多依据人员特性（如留学时间、留学国家、所任职业、所属地域等）进行划分，体现其经历与贡献，建筑师群体在其中仅化作工科留学人数统计中的散落数据。

随着中国现代建筑史学体系的形成，研究的重心逐渐扩散，从对整体的关注逐渐转向各个细化分支，话语权不止停留在建筑作品，建筑师的叙述成为获知历史事件的重要途径。口述史作为一种口头的、有声的历史，记录了个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回忆和生活经历，使得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挖掘建筑师的经验和感受，运用口述史方法成为必然。

1.1访谈前的准备

1.1.1访谈对象选择

口述者必须是历史的相关者或亲历者, 这样才能保证口述的内容更加真实、权威。对于改革开放初期获国家公派留学资格或由所在单位提供机会，首次赴外，去往发达国家研修的建筑师进行研究，人物的代表性既要体现在研修经历上，也需要体现在归国后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影响方面，即在建筑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者。

马国馨，1942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59—196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至今。现为院顾问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1994年被授予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1997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负责和主持过北京国际俱乐部（1972年）、15号宾馆羽毛球馆和游泳馆（1973年）、北京前三门住宅规划设计（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1977年）、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1990年）、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1999年）、北京宛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2000年）等。1981—1983年间曾在日本丹下健三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研修，并于1991年获“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作为一名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研修人员，其在研修经历和归国贡献方面都极具代表性。故以马国馨为访谈对象，对其研修经历进行口述史研究。

1.1.2文献资料搜集

研究中既需要掌握时代背景，同时也需要对建筑师本人提前进行了解。通过对《中国留学史》《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教育改革卷》《中外教育交流史》等书籍中的相关史实进行整理，对《中国四代建筑师》及马国馨所出版的学术文章、自传文集、作品集及采访录像等——尤其是其所著写的《丹下健三》及《日本建筑论稿》等著作——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建筑师思想。对于其作品，因建成年代距今时间较短且基本均在使用中，便于实地考察，通过切身体验建筑内外并完成图示转化进行分析，对比建筑师研修前后完成作品的风格特征。以此为依据，将便于客观判断访谈内容，与实例互证，提高访谈效率。

1.1.3访谈问题提出

在采访中，问题的设定要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围绕建筑师于改革开放初期到海外留学这一研究内容，结合马国馨个人的独特经历，进行“5w+1h”式设问。对于已在各类出版物中出现的内容不作重复提问，主要关注其研修经历。内容涵盖研修双方人员（who）、研修地点（where）、研修时间（when）、研修目的（why）、研修过程（what）及研修影响（how）等方面，以谈话形式展开，按照时间顺序发问，如：当时您是如何获得如此珍贵的机会的？在赴日之前，您对丹下先生有何了解？您初到研究所时有怎样的感受？您在研究所具体负责哪些工作？对比中日建筑师，您觉得日本建筑师在哪些方面值得学习，哪些方面有所欠缺？在这段研修经历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以上问题在正式采访前已呈递受访者审阅。在正式采访时，另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再对细节等进行补充追问。

1.2口述资料总结

访谈录音内容整理出文字稿后，核对其中的人物、事件并以注释的方式标出，所形成的初步文本经受访者本人的审阅和修改，保留其个人语言习惯并体现适时的情感流露，得以形成最终的口述史文稿，为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筑师海外留学经历提供许多有益的信息参考。

1.2.1重启：开放之初的新机遇

1980年现代建筑大师丹下健三先生同众多研究所随行人员来京考察，提出可以安排五人到日学习。彼时中外交流恢复不久，交流机会十分难得。“其实当时丹下很希望去一些年轻人，最好是二十几岁的。结果一看，我们这拨人都岁数那么大，我和柴裴义是最年轻的，都已经39岁了，其他人都是四十多岁。事务所的小年轻跟我们开玩笑，‘来的都是大叔级的人物呀！’”

作为其中一名研修建筑师，马国馨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派出。院里为研修人员组织的短期培训班所聘请的教师与使用的教材几经易改，在这样极有限的条件下，他们临行突击，完成了语言攻关，于1981年去到日本丹下健三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曾经动荡的环境、被耽误的时间，造成了人才断层的遗憾，却又赋予了这一批人才冷静思考的能力。

▲赴日本丹下健三都市建筑研究所研修人员（前排左起：柴裴义、李忠梼；后排左起：马国馨、吴庆新、任朝钧）

1.2.2体验：创作实践的新环境

初到研究所，建筑师“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的确感觉我们国家的建筑设计工作和他们的差距比较大，好多东西过去都不了解。一些名词比如VIP、CBD、floor area ratio、urban design都是第一次听说”。除建筑专业名词外，建筑师也想不断深入了解法律法规、新型课题等。

具体工作中，马国馨因有着扎实的手绘基础，曾负责效果图绘制，甚至创造性地发明运用塑料薄膜填涂色的方式。从刚去之时“打下手”到参与项目设计，其前后共经历了十几个项目，遍布新加坡、尼日利亚、尼泊尔等地。“在那儿工作，一有项目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玩命，最长的一次我三十多个小时都没睡觉。等项目结束了，把材料送上飞机了，事务所全部的人就都跑到楼下，在路边一阵欢呼。那种气氛跟打胜仗似的！”在逐渐适应了高强度的工作后，马国馨开始直接接受大师的方案指导，完成了细致、大量的设计图纸，也完成了尺度巨大的设计方案。

▲尼泊尔圣地兰毗尼园手绘鸟瞰图

▲马国馨与其用彩色薄膜制作的效果图

日常生活中，借助于图书馆大量的藏书、及时的数据更新及获取方便的杂志资料，马国馨不断充实自己。“空闲的时间我就一边看书一边翻译东西，想了解的事情特别多”，“有的杂志后边附个卡片，想要哪方面的资料就在编号上打勾，写上自己单位的地址，我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资料”，“东京都立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地方也不远，我经常去那儿看书，资料真是特别多”。

1.2.3反思：中外对比的新视角

在研究所的经历使马国馨深刻感受到我国的建筑设计工作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全方位地接触，在思想方法和观察角度上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变化，“拿着放大镜看域外，用望远镜看国内”，建筑师也在对比中思考与进步。

在设计单位体制方面，日本丹下健三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为“一人控制”形式，我国建筑师曾对此十分推崇，但通过观察，马国馨发现，“国外事务所的老板是花钱雇员工的智力，要把建筑师的智力都激发出来”。“当时在做新加坡的OUB Center（新加坡海外联合银行中心），按说当时的方案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但是丹下还是不满意，就让事务所里的另一个成员继续修改，那么他就得发挥出全部水平，拼命地想。如果丹下还不满意，就会再指定另外的人员进行修改，逼着所有人都拿出真本事来。”集结研究所人员的集体智慧，建筑创作成为“带有个人色彩的集体创作行为”。马国馨在研修时不仅看到这一机制的运行方式，更在不断思考特定机制下的高效运行方法。

在对大师丹下健三的认识方面，马国馨认为丹下已形成固定的设计方式和带有个人特色的形式，“一开始是‘大卷檐’，后来从山梨文化会馆就开始用‘圆筒子’，在里边做交通核”，并且建筑的功能与形态间能够成为一体，彼此平衡。同时，“丹下的作品反映思想的转变，他对建筑理论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从开始的‘功能论’到后来的‘结构论’，再到后期的‘信息论’”，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同步，互为映证。对比之下，马国馨提出，中国的建筑师还未能形成带有个人标志的设计方法，理论与实践呈割裂状态。

▲丹下健三设计的仓敷市厅舍中的“大卷檐”

▲丹下健三设计的山梨文化会馆中的“圆筒子”

在对建筑设计方法的运用方面，“建筑模型在设计里占非常大的分量，贯穿设计和研究的全过程。做模型的工具材料非常齐全，甚至做好后还会邀请专门的摄影师来拍照。他们一般都在开始时按照常规的层高和面积先做一个volume（体块），然后进行设计，如果最后设计出来的和模型做出来的体量差不多，那就说明设计的面积不会超”。除全程通过模型推敲外，日本建筑师也更注重建筑剖面设计，“咱们国内不太重视，即使是现在，也都一般会找一个最好画的剖面，把标高标示一下就完了”。令马国馨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对建筑平面和空间的处理方式：“我们刚去的时候脑子里的框框比较多，在设计院待得时间太长，做设计先想空心板模数，3米3、3米6、3米9……按丹下的说法，这就不叫做设计，建筑师应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在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方面，马国馨认为日本对传统更重视，这既体现在生活起居方面——“碰上过节的时候，大家都穿上传统的和服，非常漂亮！但是在咱们国家，要是出去穿个长袍马褂，人家都以为你是怪物”；也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日本人家里常常都有一个和室、一个洋室，在生活中很好地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但其认为在建筑设计中一味地遵循传统并不可取，“任何东西都是发展的，传统也在发展，应当多样化。建筑可以在材料、色彩上呼应，但不应该只规定出一条道，把条条框框都设好了”。

通过采访获知，改革开放后的政策使马国馨等人才获得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机会。马国馨攻克难关，在日期间不断提升自己，尽力弥补时代留下的遗憾，得到许多全新的体验。虽直面大师丹下健三，可贵的是马国馨不曾失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断观察、对比、反思。这既包括对工作环境体制优劣的思考，也有对建筑师能力差距的找寻。

2口述史方法的意义

2.1还原历史真相

运用口述史方法，文字史料能够被印证，历史真相能够被还原。如在《长系师友情》一书中，马国馨写到在日本时曾陪同贝聿铭先生，在路上谈起日语发音，“日本文字分音读和训读，大阪的发音就是训读，音读的许多发音和汉语的读法很接近……”由此可见，马国馨掌握了日文。但在《建筑师的童年》一书所收录的文章中，马国馨则写道，在幼时接触外文“上来就是课文，又不懂音标，所以课本上注满了用中文标注的读法，如‘贼死一死额布克（This is a book）’之类”。特殊年代下，学习外语甚至会引发阶级斗争的危险，因而这一代建筑师“英语没掌握好就丢下了，俄语也没能真正掌握”。那么，其学习日文究竟是在“文革”之前还是之后？又是以何种方式学习的？采访得知是通过参加单位组织的短期培训班：“老师是院里一位在东北待过的老建筑师，教材也是自编的油印教材。后来为了让口语更加强，就又请了一位长期居京的日本老太太。她的口语没问题，但没有教学经验。又后来，外面出版了正规的广播日语教材，编得不错，我们就改用这本一直学完。”这一带有时代特征的学习途径，体现出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研修人员前期准备的紧迫、困难与学习热情。

对于赴日研修这一事件，通过采访亲历者，可获得更为真实的视角。如在回答“在回国后，您与丹下先生是否一直保持联系？”这一问题时，马国馨回忆道：“回国以后一开始联系还较密切……他自己也忙得很……他让中国人员去研修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进入中国市场。”这一观点未曾在过往文章中详述，而在访谈中，此观点也能找到其他例证。如在北京初次见面时，马国馨“正在院里的旅馆研究小组试做方案，顺便带了一张画完的透视图。丹下先生很注意，因为当时中国刚开放外资，开始兴建合资旅馆，所以还问我投资的外方是谁，我说了以后还追问英文怎么写”。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中国建筑市场发展背景下审视，我们既应关注研修对中国建筑师发展的影响，还应注意到外方邀请中国建筑师研修的真正目的。

2.2补充对建筑师的相关研究

建筑学科的应用实践属性，使得建筑作品成为最为耀眼的成就。与之相较，对中国现代建筑师的活动及其创作思想的反映则相对缺乏。尤其对于毕业于改革开放前的第二代建筑师，因其所处年代媒体手段并不发达，且改革开放初期各类建筑思潮迭起，先锋建筑师开始涌现，这些甘为人梯、默默奉献的建筑师所受到的关注自然不及其他。但建筑师个人的成长与创作都同当时社会的经济生产联系紧密，其作品反映出代际特征与时代烙印，因此对建筑师的研究更须不断完善。

通过口述史方法所获得的鲜活的访谈对话，有利于丰富建筑师人物的形象。如在访谈中，马国馨忆起刚去的时候，“正赶上在做广岛的市政厅竞赛，丹下做了一个大厅，尺度实在是惊人，我当时吓了一跳，在咱们国家根本就没见过”，生动体现了在经历特殊年代后，建筑业所反映出的我国经济水平和建设能力的落后；在画完效果图后，“就让公司给放大了，用塑料薄膜贴颜色，再拿刀切下来，就像是用颜色平涂过一样。比如要涂天空，就拿蓝颜色的一张一张地贴上再裁剪，比水彩渲染出的颜色还均匀。它还可以重叠，不同颜色重叠后会产生新的颜色，比水彩渲染简单得多。这种表现方法可能还是我所发明的呢！”建筑师语气中流露出自豪感，这段叙述顿时使建筑师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再如，对比中国建筑师同大师之间的差距，马国馨这样说道：“我们国家的建筑师现在还做不到这样，一个原因是套路还不成熟，另一个原因是总换套路。今天打少林拳，明天打猴拳，后天打太极拳，每一样都想试试，结果哪个套路都不成熟，都是浅尝辄止。”这个类比体现出马国馨对部分建筑师风格不确定，难以形成个人特色的无奈以及作为长者对年轻建筑师饱含的期待。

2.3联系发展脉络

相比文献资料和建筑实物较为独立的存在形式，口述史内容则相对自由。其在某种意义上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因此口述证据是最可靠、最自然的证实历史事实的途径。以此作为佐证，可以对现代建筑设计与建设的背景及要点进行串联。如马国馨提道：“从日本的建筑历史到最新的设计资讯，没办法一下子全部弄懂，那就先把它们都复印了带回来……最后运回国好多箱，这些资料到现在依然受用不尽。”对于科学设计方法的运用、前沿课题的关注，逐一能够在其归国后的经历中得到印证——“后来我在做（北京机场）2号航站楼的时候，总共画了几十个剖面。得把设计在剖面上反映，在剖面中解决问题才行”；在其归国后完成的首个项目国家奥林匹克中心的设计中，得益于在日时对相关课题的研究，他主张“环境设计”，在系统论的思想指导下，“表现环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由建筑、园林、雕塑等多种要素综合构成优美的艺术环境……（形成）互相作用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同时，访谈中所提到的“他（丹下）对建筑理论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似乎也能够解释马国馨在工程设计任务已足够繁重的情况下，始终对理论进行探索和总结，即便已获奖无数，但也从未因荣誉而止步学习研究。而其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的避免“盲目崇拜”的问题，既体现在清醒地看到日本建筑师对于现场实践经验上的欠缺，又体现在能够批判地看待事务所的机制问题。中国设计院的集体主义组织架构在实现中国快速城市化中发挥了重要的执行和推动作用，但这种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如设计院）却常被视为计划经济下的过时机制。对设计机制的自我怀疑以及建筑师对于自我的定位迷失现象，并非仅是改革开放之初应当关注的问题，当下依旧需要客观看待。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手绘概念图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研修经历对建筑师的学术研究、设计作品产生的影响难以精确量化，但当建筑师谈起过去时，这段经历往往都是跳不过的、难以忘怀的。润物细无声，建筑师接受前沿建筑思想，在思考中日臻产出更多智慧结晶。虽然研修时间较短，不过两年光景，但它对建筑师个人及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影响决不能被低估。马国馨在采访中谈道：“个人的创作风格倒不会因去了两年日本就发生了全然的变化。在亚运会方案设计中，我们做了那么多方案，最终选定的方案与代代木体育馆在外形上存在几分相似，可是从我个人来讲，我是力图要摆脱这种影响的。”但对环境的处理、对传统的表现，却是建筑师在研修学习后思考创作的又一起点。

建筑师所言如一块块拼图，每块拼图中所含信息量的多寡、真实性的多少、所处的立场角度各异，并置在一起后，将使特定时间的历史景象清晰重现。他们的记忆与历史发展同步，其叙述所还原的情景，同社会因素、文化背景相伴相随。这些记忆已远超当下的感受，而是经过近四十年酝酿发酵后的产物。“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在对过去的回望中，建筑师在已知后续结果的影响下，对研修经历的评价会更为全面，更注重对当下的指导意义。以此建构起的叙述内容，更带有明确的反思意味，阐释出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3结语

口述史方法的引入使得研究能够被带入到一个面向亲历者和见证者记忆与叙述方式的“活历史”的考察阶段。依托此种方式，历史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的相关研究打开新的思路、拓展新的空间。本研究运用口述史方法探究改革开放初期建筑师马国馨海外研修经历，在采访前完成资料搜集、问题提纲等充分的准备工作，最终获得的口述资料则从研修前的准备、在日研修的过程、对比中外的思考等方面反映这段历史。通过对相关建筑师进行采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既可以充分还原这段经历，也将串联起中国现代建筑史中改革开放以来的部分建筑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并使建筑师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研修建筑师研究这一议题，所关联的人物并非只有一人，而是一个群体。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亲历者正在逐渐减少。而对建筑师开展访谈时，不得不关注的是这些大多已年过八旬的老人的身体条件能否接受、记忆是否出现偏差。这就更需要在运用口述史方法时，根据其他资料制定详细而合理的访谈方案，深入挖掘记忆的价值，从而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的相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史料。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