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3年,是楚成王最志得意满的时候,不仅郑、许、陈、蔡等靠南的中原诸侯都成为了楚的仆从国,鲁、曹、卫等靠北的诸侯也宣布奉他为盟主,于是他率军大举攻打齐宋,齐国是大国,倒还能应付,宋国就惨了,宋成公抵挡不住,只得向晋国乞援。晋文公于是以先轸为元帅,出兵一举拿下了楚国的小弟曹国与卫国。但此时宋国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因为楚成王为了避免与齐晋等大国交战,已经让楚军从齐国撤了回来,与齐议和,然后专心攻打宋国,此时宋国已被围困了快一年,实在撑不住了,于是仗着体内最后一口真气,一面垂死挣扎,一面派大夫门尹杀出重围去到晋军处,请求晋军迅速增援。
文公何尝不想打败楚国,称霸中原,可楚齐如今已议和,光凭借晋宋二国之力,不一定能打过楚与郑许陈蔡的联军,何况晋军到宋地乃远离本土作战,孤军深入,万一战败,晋国将前途尽毁,于是忧虑地对先轸说:“宋人告急,舍之则绝。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
楚厉王(楚厉王有警为鼓以与百姓为戍翻译)
先轸不愧是一代兵家,他出主意说:
也就是说,当初宋国许诺给晋国的财物,晋国不要了,让宋国转送给齐、秦两个大国,请他们去做和事佬劝楚国退兵。同时又将曹卫二国的地盘分一些给宋国。楚国一生气,就会继续打宋国,齐秦调停失败,为了挽回颜面,自然会站到晋国这边,一起对付楚国。
晋文公闻言大喜,道:“爱卿妙计也,楚国安得不入寡人掌中也!”
“哈哈哈哈……”君臣再也忍不住得意之情,相视大笑也。
另外一边,楚成王还算老道,他一下子就发现了晋国的外交陷阱,于是将大军退回到申邑,然后命令宋国前线的大将成得臣也立即撤军,成得臣却想再坚持一下,至少要把宋国拿下再退兵。
关于楚军主将成得臣这个人,他的军事能力毋庸置疑,但此人行事颇为刚愎,且对士兵过于严苛,曾经在阅兵的时候用鞭子责打了7个士卒,用长箭刺穿了3个士卒耳朵,所有的大臣都认为他执法如山,治军有道,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只有楚国贵族蔿吕臣十三岁的儿子蔿贾认为他行事太拘成法,不知变通,勇于任事,昧于决机,迟早都会打败仗。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蔿贾对成得臣的看法果然一针见血,看来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虽然这个少数人只是个小屁孩儿。
所以楚成王生怕成得臣惹事,又让人苦劝成得臣,要他千万不可与晋军交战:“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上古兵书《军志》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晋之谓矣。”
成得臣能做到楚国令尹,自然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也知道这仗不好打,最好能通过权谋来解决问题,于是他苦思冥想,想了个鬼主意,于是派大夫苑春出使晋军,说:“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让晋文公把曹卫二国的土地吐出来,并厚待他们的国君,这样楚军便会解去宋国之围。
图:晋文公
晋文公的高参狐偃一听气坏了:“子玉(成得臣)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认为楚国拿一个宋国换曹卫两个国家,晋国亏了,不能答应。
然而先轸的脑袋非常清醒,他一下子看出成得臣的诡计,这家伙太鬼了,如果不答应他的和议,那就是穷兵黩武,弃宋不仁,显得太没爱心;而且当年晋文公流亡楚国时曾受楚成王招待与恩惠,若主动与楚战则是背恩,显得太没人品;忘恩负义,违礼不仁,咱们的形象分就全没了!而且这样一来,楚国一句话对宋曹卫三个国家施了恩,而晋国却招了三个国家的怨。况且,晋国此次出兵本就是为救宋而来,若公开拒绝楚的方案,又如何向秦、齐等盟军解释?
但是,如果答应他的和议也不行。因为这样的话,一则卫、曹、宋三国都会对楚国的存续之恩铭感于心;二则楚国距离宋国远比晋国要近,他这次虽然放弃了,但找到机会必然卷土重来,到时晋国再想召集这么多国家来救宋就没这么容易了。
总之,成得臣这一招,等于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无论对方答不答应,他都赢了。
晋文公听到先轸这么一分析,感觉头都大了,没想到成得臣这求和里竟有这么多猫腻,答应也不行,不答应也不行,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先轸笑道,好办,咱们既不答应,也不拒绝,不理他就是。不理他,他就没有在道义上谴责我们的借口了。
当然,不理他只是消极的行动,我们还是得有些积极的。具体来说,就是私下答应为曹卫复国归地,以此逼他们给楚国写绝交信,还是话很难听的那种。成得臣被激怒,若北上来攻,则宋围自解;这样一来,咱们就把破坏和平的罪责推到了楚方,而晋则有主持正义的名声,从而可获广泛的舆论和诸侯的支持;第二就是使楚孤军深入,又失去曹卫,后勤兵马供应线难以畅通,而晋军则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可得全胜。
另外,既然咱们不准备答复成得臣的和议,不如把他派来谈判使者苑春给扣了,可以火上浇油,让成得臣的血压再升高一点,智商则降低一点。
晋文公一听大喜,先轸这一招先反间再引蛇出洞,双管齐下,天衣无缝,果然不愧于晋国第一谋略大师的称号。于是依计行事,成得臣果然大怒,发誓要与晋决一死战,所以派人回复楚王说:“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
图:楚平王
说到这里,我必须给大家交代一下背景资料了,春秋早期到中期,楚国除了楚王之外,实际掌握楚国军政大权的还有斗、成、屈、蒍四大公族,其中,斗成二族都出自若敖族(楚国第十四任君主熊仪的后裔,熊仪谥号若敖),自然结成一党(成得臣本是楚国令尹斗伯比的儿子,因获封成邑而改称“成”氏,与斗氏分族)。而蒍氏(楚国第十六任君主熊眴的后裔,熊眴又称楚厉王、蚡冒)和屈氏(熊眴之弟、楚武王熊通之后,楚成王亦楚武王之孙)地位稍低,他们又结为一党。楚武王时期(前740-前690年),若敖一族开始崛起,斗伯比、斗廉、斗祁、斗榖於菟、成得臣等人先后担任楚国令尹的军政要职,而蒍、屈二族却只能屈居在若敖族之下,心里十分郁闷,若敖族每建一次战功,他们都要酸葡萄半天。这一次楚国暌违五年重犯中原,最后的战果如何,对于四族的权力洗牌都十分重要,在这个敏感时刻,成得臣自然成为了四大家族两派党争的焦点人物,他的成败决定了两派的命运和权力走向,所以,成得臣一定要打这一仗,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是为了若敖一族的荣誉和尊严。
与此同时,若敖氏的强大也逐渐引起了楚王的不安和猜忌。若敖氏尾大不掉,不但完全把持了楚国的政治军事大权,还可以自由挑选令尹,任命自己的族人当职,这对楚王的王权是个极大的威胁。另外,四大家族的矛盾也让他十分头痛,领导者最大的难题,就是平衡各方势力,协调各方矛盾,他既不想看到成得臣战胜晋国若敖坐大,也不想看到得臣战败丧师辱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打这一仗,等他解决好内部的不安因素,再来跟晋文公一决高下,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楚国内部矛盾竟演化成如此的局面,让成得臣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蒍、屈二族对他的“抹黑与谗言”(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事已至此,这一仗已然不可避免,而晋文公又已在外交中尽占先机,楚军已无甚胜算,如今之计,只好尽量保存实力,千万不能把主力交给他,否则非得把自己的棺材本赔完了不可。于是,楚王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全部撤走,只给成得臣留下了西广和东宫(楚太子的亲卫)数千王卒(注1)。这样一来成得臣即使战败,损伤的也只是他若敖氏的实力,若敖氏实力受损,四大家族的实力自然就均衡了,谁也无法坐大,这也不失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好结果(注2)。
事已至此,成得臣只好出动了所有的若敖私卒,所谓私卒,就是楚国贵族的宗族亲军。主要为车兵。春秋时期,楚国王族子弟和大贵族在自己所封的食邑上各自拥有武装,这些武装不属国家编制,故称“私卒”。贵族以私卒听从楚王之命出征的形式,作为向楚王纳赋。私卒多以各自宗族的子弟为兵员。若敖的私卒,共六卒,每卒兵车30乘,六卒则总共兵车180乘,大约27000人,作为楚国的中军。再加上楚国小弟陈蔡郑许四国以及申息两邑的地方兵作为左右二军,楚军的总兵力仍在八万以上。而晋军三军有兵车七百乘,华夏诸侯军制每乘配兵75人,则晋军大约有52500人,再加上齐秦两国的盟军,晋国方面的兵力应该也在七万以上,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但由于楚国成得臣这边有派系众多的劣势与保存实力的想法,所以这场规模浩大的城濮之战还未开战,楚国就早已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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