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趋势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特别是在继续保持选题多元化、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并行的同时，深入探讨了反映当前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尤为引起注意的是，在近代史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国家与社会治理、抗日战争史、新史料发现与运用等领域，出现了一批论证严谨、颇见功力的新成果。兹选几个层面，对2022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回顾与思考，以期更好地促进后续研究。

推进“三大体系”和学科建设

“三大体系”建设备受学界高度关注。进入新时代十年以来，学者们纷纷自觉致力于构建“三大体系”，围绕近代史相关问题从不同视野进行深耕，2022年延续了这一良好风气，学者做出了诸多有益探索，从而使得学科体系日益完备。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组织了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笔谈，邀请一批相关专家从各自研究领域建言献策。马敏等学者分别从核心概念、学科体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民国史、近代社会史、近代经济史等相关分支学科，就如何构建完善的“三大体系”发表重要见解。这些学者针砭时弊，切中要害，立体呈现出当前“三大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为下一步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以“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为主题，着重于探讨如何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建构。王先明等学者分别从中国近代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等具体专题入手，致广大而尽精微，深入分析研究现状，总结历史成果经验，加强问题意识的针对性，并探索可行性的研究新思路，力争在研究范式转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

以2022年9月1—2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暨三大体系建设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届）”和12月7日“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两次学术会议为代表，学者围绕如何构建“三大体系”这一核心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深入探讨，体现了当前学界共同致力于“三大体系”建设的努力。

党史学科建设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021年12月，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获准设立，可谓意义重大，这适应了中共党史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党史学科建设作为新的一级学科，带动了过去一年学界的选题和研究，并迅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

《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以“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这一重大选题为主题，集合诸多专家学者从多方面探讨如何有效推进中共党史研究。郭若平在《在守成与开新中重塑党史研究的学科风格》中强调，学界共同倡导党史研究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的重要学术实践，这是在继承党史研究优良学术传统基础上，更好开出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新气象。李金铮在《什么是“大党史”》中，就如何深化“大党史”内涵认知提出对策，主张从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学术共同体等方面进行多视野的专门阐释。罗平汉、石瑶的《一级学科视阈下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阐明了“大党史”理念的重要性。梁志的《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与世界史的对话》着重于探讨党史如何与世界接轨和对话。杨凤城的《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让主流党史研究强起来》一文强调，“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是在创造性吸纳所有学术进步与成就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的传统党史学、“升级版”的主流党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围绕党史党建学科建构展开了专题性讨论。其中，王炳林、林绪武分别从“三大体系”建设、中共党史和党建两个二级学科建设方面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

“三大体系”建设、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既是学术继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学人研究旨趣自觉转变的结果，更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三大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学者关注的领域有所区别，所提出的建议也各有差异。因此，在保持学术争鸣的同时，如何达成共识、集聚各方力量、朝着共同方向进行努力，是“三大体系”建设应重新审视的问题。

聚焦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中国之治”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把国家治理好，而国家的治理既需要现实关怀，更需要汲取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镜鉴价值非常明显。2022年，学者们继续深挖并力图在研究中总结出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方略和经验。

晚清以降，中华民族危机逐渐加深，民国肇建政体变更后，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与之相伴随的是，制度体系也不断频繁更替，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学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探讨。

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持续深化。周志永在《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一文中剖析了绅权在近代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绅权研究为研究近代政治变迁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周海建在《内阁政制与北京政变后的北洋政权代谢》中对北京政变在近代史中的重要角色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场政变主要是内阁政制复杂性与军阀之间矛盾影响下的结果。彭南生、马云飞的《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从运输管制、交易控制、价格限制三个方面探讨了汪伪政府的米粮统制，并对其制度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剖析。

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魏文享的《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从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的脉络出发，廓清了所得税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路径。总结了所得税及直接税改革对近代中国国家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影响。贾小叶在《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中，探讨了梁启超如何以西方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设想。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近些年，随着社会学“眼光向下”研究的兴起，“国家—社会”二元视野的推动，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治理逐渐受到学者青睐。学者们致力于在对社会治理的研究中发现不一样的规律。刘晨的《太平天国社会治理方略的近代化建构——〈资政新篇〉新解读》认为，《资政新篇》为中国近代化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独特范本，那就是把基督教国家治理运用到中国。李平亮在《清末民初新式社团与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中认为，作为新力量的“新式社团”成为近代基层治理新的权力来源，这为解读近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崭新视野。范瑛在《从传统花会、“腐朽庙舍”到现代博览会：成都青羊宫的地方政治与空间改良（1906—1937）》中指出，青羊宫作为近代临时公共展览空间，成为不同权力意志彰显与博弈的场域，更因为商民的广泛参与而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研究是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努力朝着创新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开创新研究视野上，学者们不遗余力，也因为这些问题与现实问题直接对接，所以，其中展现出的经世致用宗旨也就较为明确清晰。不过，就已有的相关成果来看，个案分析居多，而宏观探讨和理论建构较少。因此，在注重差异化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重加强对普遍性规律的总结。

深化抗日战争研究

抗日战争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来占据重要地位。2022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继续深化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地位。其中，抗日根据地受到特别关注，诸多学者致力于从国际视野来深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徐志民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中再次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杨丽萍、安俭在《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的抗战“团结”战略叙事》一文中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展开战略性“团结”叙事，以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王凤青的《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理论探索》认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关于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系列理论认识。

抗日根据地研究多点开花。臧运祜在《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中指出，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华北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实行精兵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及其武器装备，敌后抗战渡过难关，人民抗日力量进入“再上升”阶段。黄正林的《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自给经济研究——兼与陈永发、陈耀煌商榷》认为，陕甘宁边区确立了各项制度，促进边区建立了自给经济体系。宋弘的《开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认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通过开会将革命信仰和新的理念输入根据地军民的内心世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2022年5月28—29日，南京理工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了第二届“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学术研讨会，展现出学者在面对学术薄弱区不断进行的积极努力。

以国际视野展开抗日战争研究。史桂芳的《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民间智库的活动与影响——以昭和研究会为核心的考察》指出，昭和研究会提出的“协同主义”理论为日本发动的野蛮侵略战争贴上了“文明”“文化”标签。张发青的《他者的视角：哈里森·福曼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记录（1930—1938）》指出，福曼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杨彦君的《海外关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焦点、视角与趋势》指出，海外七十余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争罪责、历史认识、战后贻害和生态影响等方面有待突破。贾钦涵、皇甫秋实在《危机中的特使外交：抗战时期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中指出，纳尔逊使团试图从经济层面入手，化解两国之间日趋激化的矛盾。许益菲的《日本所藏华北抗日根据地相关档案资料探析——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为例》涉及了中共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档案资料，主要以日军对中共调查资料和作战资料为主。

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问题研究火热。荆蕙兰、贾颖的《全民族抗战视域下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四重维度探析》指出，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王欣、洪玺铭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促进新疆各族民众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考察》中指出，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实践相结合。张福强的《抗战时期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中华民族自觉——以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考察中心》一文以抗战时期的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中心进行考察，他们在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具有认知自觉和实践自觉。黄正清家族的爱国活动绝非个案，较有代表性地呈现出边疆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中华民族自觉的普遍特征。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学界主要的研究趋向是宏观立论、个案分析，注重深挖微观选题，在揭示抗日战争全貌、还原历史真相上贡献颇大。

大力挖掘新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和支撑。所谓新史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发觉前人未曾用过的文献，也就是未刊资料；二是已经公开但却很少被前人利用需要重新解读的资料。2022年，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大量日记、档案资料得到整理和公布，新史料的不断涌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日记是个人亲身经历的记录，尽管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片面性和日常琐碎等问题，但它是历史的在场，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呈现。日记作为直接史料，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李细珠的《陆宝忠日记与晚清史研究补论》指出，晚清重臣陆宝忠的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以揭示其对晚清政局的观感、对晚清人物的臧否以及晚清变局中的个体角色定位与生命感悟三个面相，极大推进了晚清史研究。迟云飞、丁高杰的《铁路开通与晚清北京官员出行——以〈徐世昌日记〉为中心的观察》，探讨晚清北京开通铁路后人们出行方式的变化，并借此观察晚清最后十年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齐春风的《国民党的战时危机与社会转向——以时人日记中的观察为主》指出，通过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日记可观察国民党在战时遇到的危机，透视社会发生转向的深层原因。

近代史档案资料汇编成果迭出。黄兴涛、夏明方总主编的《清末社会调查资料丛编·初编》对于认识清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世界情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王刚编著的《荣禄年谱长编》是首部荣禄年谱长编文献，为研究晚清政局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近代地方治理文献汇编》是了解民国时期地方治理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民国时期民众教育资料汇编》涵盖中央到各县民众教育发展状况资料。邵汉明、王建朗主编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六辑）》主要收录商业、贸易、调查资料200余种。姜良芹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收录了费吴生夫妇大部分珍贵在华档案。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未刊稿汇编（第二辑·电报档）》《近代商人团体资料汇编》《申报馆剪报资料》《金陵女子大学校刊汇编》《近代中国麻风病史料汇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四编》等档案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学界越来越注重收集、整理与研究海外相关文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就“中国与世界：海外中国近现代史文献的收集、整理”邀请学者发表所见所想。吴景平分析了抗战爆发前后中英之间的金融合作，汪朝光谈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海外所藏史料的关联，金以林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整理和研究利用海外红色档案的情况，戴建兵介绍了与正定相关的海外所藏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宋佩玉探讨了收集、整理的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与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研究。

民国史料数据库建设继续完善。民国图书数据库新增500种民国图书，遥遥领先其他同类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网”涵盖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在文献普查、征集、整理、数字化等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6辑上线报纸48种，基本涵盖全国各地的权威报纸。“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陈列馆馆藏资料库”“中国近代人物年谱专题库”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这些数据库的上线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2022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开辟新领域、提出新问题、不断完善学科体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西方理论本土化问题、碎片化问题、如何打破学科壁垒等，应当在今后的近代史研究中引起重视并予以矫正，以开创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局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