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内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举办了多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学术研讨会，在纪念与反思、政治与外交、革命与抗战、工商与经济、思想与文化、区域与社会、卫生与环境等方面，也涌现出诸多具有新意的论著，并出版了系列史料汇编。本文将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与热点予以回顾。

纪念与反思

在人文社科研究中往往有“周年纪念”的学术传统，这也使得相关主题研究成为该年的学术热点，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哈尔滨师范大学等主办了“纪念全国抗战爆发85周年学术研讨会”，也有一些学术期刊开设“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庆祝建军95周年”等专栏，在这些纪念活动中，促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过去的一年里，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发展进行了广泛讨论。如欧阳哲生《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前瞻》、金以林《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三大体系”建设》、倪玉平《“三大体系”建设与近代经济史研究》、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左玉河《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郭卫东《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三段式”表述的再思考》等。此外，也有专论纪念一些曾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向鸿波《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以史料搜集为中心的考察》、虞和平《王庆成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转型》、马敏《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等。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在数代学人的耕耘中，近代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善，重要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治与外交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从2022年的研究中可看出，政治史研究往往有三题，其一是制度的脉络与变革，如刘文华《“旧制”与“现章”：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职权》、熊元彬《“违法”与合理：清末暂行内阁研究》、谢冬慧《民国检察的理论与实践：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研究》、翁有为《中共白区山东省委组织运作研究》等研究使学界进一步厘清了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制度形成及流变。其二是政治运作与权势转移，彭剑《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李怀印《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与成败——以“三重均衡态”分析为中心》、李铁强《一场未完成的变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等向学界揭示了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面相。其三是政治人物研究，如王刚《荣禄年谱长编》、茅海建《康有为与“弭兵会”——兼论翁同龢荐康有为说》、黄道炫《镜子里的影子：瞿秋白和他的世界》、戴海斌《亲历、见证与记忆：庚子事变中的几个“小人物”》等，这些研究不仅持续关注一流政治人物，但由于各种新史料的发现，很多学者也开始深描“小人物”的生命史，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政治研究。

在近代外交研究中，学界一方面是对于宏观的外交史进行论述，如葛夫平《法国与晚清中国》、崔志海《美国与晚清中国（1894—1911）》、侯中军《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鹿锡俊《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路径分歧的发展与终结(1937.8—1938.1)》等，使学界对一些曾早已关注的热点议题，有了较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殊事件去讨论近代外交史问题，如黄运《由禁政而外交：清季吗啡进口管制政策的形成》、郭康强《中法关于广州湾租借地设关的交涉(1901—1913)》、刘玉山《二战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收复南海诸岛之因应》，这些成果通过利用多语种史料，勾勒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多边关系。此外，也有一些研究从情报和通信网的视角去解释近代外交问题，如郑彬彬《英驻华使领馆翻译官培养与远东情报网构建(1842—1884)》、薛轶群《万里关山一线通——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1870—1937)》，在新视野和多语种史料的促动下，近代外交史研究热点将不断涌现。

革命与抗战

在革命史研究中，有学者就学术史和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太原《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指出“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观有着很深的“学统”关系，革命史研究将“再兴”。郑大华《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与建设》认为革命的发生决不是革命领导者呼风唤雨的结果，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迫急的现实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就2022年的情况而言，研究成果较多且极具热点效应的往往是中共革命，就中共的成立、运动和发展形成专论，如王毅《主义、组织与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特质》、黄文治《“半自发、半领导”：组织史视角下中共黄麻暴动研究》、孙会修《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策略转换与群众性政党的成长》、徐进《时间与战争：中共武装行军问题研究(1927—1945)》等，通过这些研究，使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共革命具体历程。此外，关于中共革命与各群体的研究也愈发热门，如丛小平《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张德明《学生、教会与政党：解放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学生运动述论》、欧阳军喜《“饻”的历史：战争与革命时期华北解放区工人的生活状况与阶级意识》等，通过妇女、学生和工人等视角，揭示了中共革命的历史脉络与独特之处。

抗战史研究一如既往成为过去一年中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主要关注到以下问题。

一是战时政治势力及其治理，如金伯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文件学习(1942—1945)》、陈明胜《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盛差偲《全面抗战时期战区地方政府的生存之道——以湖北省罗田县为中心》、宋弘《开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等；

二是战时军事斗争，吴志山《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实施》、邹铖《1937—1939年国民政府补充八路军子弹数量考析——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及战区为中心》、郭宁《从华北到华中：八路军南下与中共苏北根据地的生成(1939—1941)》等；

三是战时的中国与世界，如周祖文《抗战时期马来亚外汇统制下的侨汇与侨捐》、姚江鸿《军事、政治与外交的联动——抗战末期美国对中国政治的介入和干预》等；

四是战争中的普通人，如宋弘《夹缝：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两面人员”》、 吴敏超《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郭丹《基层视野下苏北民众的战时心态与选择(1937—1940)——以〈黄体润日记〉为中心》、卫平光《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等；

五是沦陷区研究，如周东华《另一种“宣抚”：杭州沦陷初期外侨对日交涉与日军因应》、袁为鹏《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机器棉纺织业》、张展《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研究》、雷娟利《日本对滇西沦陷区的统治》等。

此外，对中共在沦陷城市的秘密抵抗活动亦有多篇论文关注。在抗战史研究中，不仅有桑兵《大处着眼：〈论持久战〉与抗战研究的进路》所提出“重写大历史的旨趣”，也有如赵峥《战争与体育：“球王”李惠堂与全面抗战时期的足球运动》和岳谦厚《政府官员与乡间教师笔下的抗战见闻及其心灵体验——以全面抗战初期陈克文和郝星久日记为例》等个案与微观视角，这些研究都殊途同归，在不断地学术对话中促进了抗战史研究的长足进步。

工商与经济

在近代工商与经济研究中，由于新概念、新史料和新方法的介入，亦有大量重要成果问世，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四个热点议题之中。

首先是财政与捐税问题，王静雅《清末财政纾困筹策失败探析》、廖文辉《咸同之际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与财政困局》和王路曼《行政发包制视角下山西票号与晚清公共财政体系》等都在讨论晚清变局之下如何应对财政危机，而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李叶鹏《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村财政管理制度探析》和刘雅媛《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的形成与构成》等则将视野延至民国建立之后，试图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中央地方财政制度变革。

其二是企业与产权问题，刘诗古《从租客到铺东：清至民国城市店铺产权形态的演变》、张忠民《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和杜恂诚《中国近代企业中的代理经营制度——以在华外商企业为中心》分别对“铺底权”、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和代理经营制度进行了总括性、理论性的论述，使学界逐步明晰一些易混淆的商业问题。

其三是金融与货币史，潘晓霞《近代中国金融的非常与日常》从个案切入考察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生成、发酵与最终爆发的过程，区别了解各个时期不同风潮的酝酿、形成和发生机制，熊昌锟《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和刘杰《近代汉口区域银两货币市场的演变——以“洋例银”运行为中心》从华洋商事纠纷、“洋例银”等事件揭示了近代金融活动中的纠葛离合。

其四是商贸与走私等问题，李金铮《内与外：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商贸往来》和马斗成《管制之外：战后青岛走私活动述论(1945—1949)》从较为宏观角度考察了华北的商贸和走私活动，而随着一些新见史料的利用，章毅《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和跨地域流动：以泰昌发介号〈淳庄账簿〉为中心》、王振忠《二十世纪前期旅外徽人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关于〈抄写录〉抄本之解读》和王海兵《市场、商号与口岸：近代青藏高原东缘麝香的贸易流通》通过对民间文献的释读，讨论了季节性经营、跨地域流动和旅外商人的社会生活问题。

思想与文化

在思想文化史领域，中西文化交流史、报刊舆论史、学术史、阅读史、概念史、形象史等领域佳作频出。如李珊《面向西方的书写：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与民族主义》通过整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华人英文著述书目，讨论其折射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石希峤《官办商报：清末督抚控制舆论策略研究》、贾小叶《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和唐小兵《后五四“社会科学”热与革命观念的知识建构——以民国时期左翼期刊为中心的讨论》等探讨了近代报刊和舆论的思想力度，针对“《学衡》创刊100周年纪念”，孙江、张宝明、李恭忠、谢任等也提出了独特见解。在学术史方面，马亮宽《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张剑《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学和科学体制化》、王东杰《从“桃花源”到“乌托邦”：〈大同书〉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罗志田《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等则对学术机构、学人著述及思想有所专论。阅读、概念、形象等研究逐步成为近代史思想文化史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选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组织编著《近代中国的阅读史》和刘永华《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基于四份书单的分析》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图书世界所呈现出复杂的流通与阅读图景，黄兴涛《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王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文明”观念》、王宏斌《晚清“外洋”词义嬗变之历史学解析（1862—1911）》、袁鸿宇《意大利建国三杰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塑造及演变》等则对一些近代以来的词汇概念、形象传播加以考辨，从而解读其时代意义。

区域与社会

近代区域和社会史研究逐步趋热，《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组织的“区域史笔谈——从区域中探寻中国历史：问题意识与资料方法”笔谈提出区域史是理解历史发展的一把关键钥匙，是区别于国家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在超越国家的视域中将地方作为对象，以人的行为主体为出发点，始终保持对整体史的追求，通过深入考察并比较各个区域进入国家体系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对于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近代区域与社会研究中，很多学者可能会选择以下议题进行讨论。

首先是生计模式，如叶磊《鸭绿江采木公司与日本对东北林业生产的殖民介入(1908—1931)》、杜正贞《中国传统产权实践中的“界”——区域史视野下的山林川泽产权研究》、肖红松《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与民众生活》、邵钢锋《权力、习俗与司法：1947年绍上湾区的渔业冲突》，通过这些极具张力的生计冲突问题令学界注意到许多未曾关注到的领域。

其二是地方秩序问题，这尤其体现在近代乡村基层社会变革的讨论之中，如袁上《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刘平《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李先明《近代孔庙庙产纠纷中的国家、地方与社会(1912—1926)》、张健《国家治理变迁中的基层刑事司法——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吴铮强《罗建功打官司（1914-1940)：乡绅权势、宗祧继承和妇女运动》等。

其三是民间社团问题，叶舟《同乡组织与政治活动：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旅沪学会为中心》和李平亮《清末民初新式社团与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等研究认为“新政”导致新式社团兴起，而新式社团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糅合与冲突，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延续性与复杂性。

其四是城市治理问题，很多研究通过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的近代革新和治理，试图以此去回应一些近代史研究的重大命题，如陆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王建伟《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徐跃《近代城市社区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广州文澜书院产业案探析(1925—1936)》、吉泽诚一郎《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等。

其五是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冯尔康《社会史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宋弘《走进生活世界：“革命日常史”的研究旨趣与方法》都指出了日常生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在具体实证研究中，安劭凡《重访平郊村——20世纪40年代华北城郊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呈现与历史学细读》、范瑛《从传统花会、“腐朽庙舍”到现代博览会：成都青羊宫的地方政治与空间改良(1906—1937)》、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等作出了较为典范的尝试。

此外，在近代区域和社会研究，还出版了一些具有整体史视野的专著，如苏泽龙《嬗变：近代以来山西乡村社会研究》、行龙《从山西出发的区域社会史》、赵小平《民国云南盐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王谦《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与文化表征（1898—1937）》、李彬彬《公墓与近代上海的城市变迁（1909—1937）》、李金铮《底色顽韧：近代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渐变》、张会芳《近代无锡农村的地权、租佃与经济发展（1840—1952）》等。

卫生与环境

在史学研究中，医疗卫生和生态环境史愈发受到重视。在具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近代疫病应对、医药发展及人地关系问题。关于疫病应对，杜丽红《近代中国的海港检疫及经费来源》、曾志辉《传染病防控与民国时期澳门城市治理的近代转型》、刘烨昕《洛克菲勒基金会卫生防治经验在中国的移植及困境——萍乡煤矿钩虫病防治项目研究》、李林《教员肺痨：一种近代“职业病症”的意涵及应对探微》等从传染病及职业病的角度去讨论了政府与社会的多重举措。在近代医药发展中，主要是指西医、中医及殖民医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刘菲雯《“西药”的良莠：新式秘制药在近代中国的风行与反响》、余新忠《以新守旧 以中化西——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之道》、陈思言《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张蒙《构建殖民医学：日本汉药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展开》等研究便揭示诸多隐秘的历史线索。关于近代人地关系研究，孟一衡《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程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河滩地开发与环境治理》和张博《民国时期内蒙古畜牧生产中牧草利用方式及其改革》等较为新颖地从近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角度去回应了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除此专论研究外，《史学月刊》《近代史研究》等期刊还组织了多期如“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研究的新视角与现代性”“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等主题笔谈，在该领域耕耘多年的学者均展开了较有深度的思考，如刘士永《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知识建构与分期》、杜丽红《卫生政治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秦倩《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的全球化》、王利华《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梅雪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环境史范式》、马俊亚《近代淮地环境灾难与生态修复》等。

结语

除以上较为集中的传统热点研究外，过去的一年中，还有一些较新领域的开辟，如技术史、饮食史和情感史。以瞿艳丹《影印存真：中国近代的珂罗版印刷技术考》、李佳佳《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全球扩散与中国的协同应对——以轧花机为视角》、范晓娟《中国第一个电压、频率标准的制定(1928—1931)》、郭子健《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侯德仁《情感史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与若干思考》等尤具代表性，这些研究很可能将带动新的热点出现。

近代史研究始终是以史料为基础，2022年还出版了大量的包括但不限于档案、报刊、日记、民间文书等资料汇编。一些地方档案馆为此作出重要贡献，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工厂档案汇编》《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档案汇编》《北平地区抗日活动档案汇编》《近代经济档案文献汇编》《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档案汇编》《侵华日军山西作战行动详报汇编》等。在档案编研之外，还有《赵元任日记》《陆宝忠日记》《谭延闿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等日记令学界较为关注，同时一些学者在研究之余，也编撰了诸多资料，如周东华《近代中国麻风病史料汇编》、李强《近代同乡会史料汇编》、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团体资料汇编》、郑成林《近代商人团体资料汇编》等，这些资料汇编中有不少史料为首次披露，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纵观2022年的中国史研究，论著数量较往年均有较大提升，且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的推动下，佳作频出。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同质化问题仍较为严重，由此可以看到一些“热而不新”的现象。如何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如何提高问题意识，如何加强学术创新，仍考验着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