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杨的著作《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是一部聚焦于冷战期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演变的著作。

题为冷战与学术，本质上研究的其实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张杨教授在书中称其为官智关系。在他看来，战后美国官智关系的发展并不是线性向前的，而是因应形势的变化，冷战与学术共同体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在学术自由与政治干涉之间寻找平衡点。

书中对于冷战（政治）与学术的研究或许会戳破许多信奉学术自由的读者的梦想。事实上，这种政治与学术的交融纠葛绝不单单发生在冷战期间，也绝不单单发生在美国。

换言之，这不是特例，而是一种常态。

我们往往以为政治是学术自由最大的威胁之一，这一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也确实是成立的，张杨教授在书中也用战后美国学界的诸多案例来证明这一点。

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完全脱离政治的学术，同样是危险的。且不说许多知识分子向来就有介入政治的爱好，即便是被视作威胁的政治，在许多时候也恰恰是学术的主要资助来源。

《冷战与学术》中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确急需得到资助，如果一味抵制，学术自由固然得以保全，但激励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基础研究项目也失去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从学术自身发展来看，接受适当的政府资助也是合理的。

如此来看，政治与学术并不仅仅是天敌，而是亦敌亦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彻底隔绝这二者的关联（这种想法既不美好，也不现实），而在于如何在接受资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学术自由。

这一点恰恰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学者们难以做到的，他们往往难以招架政府借资助的名义来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以至于威胁乃至于操纵学术。

《冷战与学术》中提到了两个这方面的案例，洛文贝格事件与亚瑟王事件。

1959年，富布莱特项目遴选委员会提名洛文贝格教授为富布莱特学者，然而这一提名却被总统的外国奖学金委员会否决，后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否决理由。

这一事件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并由此展开了一场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遴选富布莱特学者的标准到底是学术还是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自由到底能否得到保证，又或者彻底被政治亵渎？

亚瑟王事件则发生在6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亚瑟王计划遭到了广泛抨击。该计划表面致力于加深“对引发民族群体间冲突的内部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等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实际上是美国军方企图利用学术研究力量分析外国国内战争的根源，伺机进行操控。

这一事件被智利学者披露后，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声誉一度降至最低点。

毫无疑问，上述两个案例中政治都全然凌驾于学术之上，以至于让学术几乎成为政治私利的工具乃至于帮凶。

这正是学者们乃至于普通人厌恶政治的原因之一。

但恰如开头所说，学术若想彻底规避政治，也并不现实。这一点在本书研究的冷战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基于“认识你的敌人”的想法，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学的研究项目，从而引发了美国社会科学家塑造“美国的敌人”的过程，在这期间，官方介入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也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政治对自身的操控。恰如张杨教授在书中所说，思想的特质之一是其不会受制于任何外在规定的束缚，因此美国政治介入学术过程的结果必然是源于冷战又超越冷战的。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在于冷战政治共舞的同时，也在竭力保持社会科学对思想与现实的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