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正史、传记、杂史 》

王庆华 著

978-7-5760-4240-5

98.00元

本书通过中国古代小说文类与“正史”的关联互动、与史部“传记”“杂史”的关联互动、与集部“传记文”的关联与互动进行探讨，既揭示了小说文类的本体存在和规定性，为理解古代小说文类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又揭示了“小说”文类内涵的演变和复杂性，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作者简介

王庆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小说学与叙事文类、叙事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小说’与子部相关文类之关系研究”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等，学术专著有《话本小说文体研究》《文言小说文类与史部相关叙事文类关系研究——“小说”在“杂史”“传记”“杂家”之间》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小说”与周边文类的关联与互动

—— 一种文类、文化现象

作为中国古代文类体系和思想文化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历代官私书目著录之“小说家”为主体的文言小说，作为“史之余”与史部之“正史”“杂史”“传记”和集部之“传记文”等存在着相互混杂、相互交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内容羼杂等种种关联与互动关系，“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 古人实际上也将史部之“正史”“杂史”“传记”、子部之“小说”、集部“传体文”看作相联相通的文类、文体谱系，如陈言《颖水遗编·说史中》：“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

其次，“小说”作为“子之末”与“子部”之“杂家”“类书”“谱录”“术数”等也关系密切，存在诸多关联互动关系，也反映了“小说”文类建构所依托的子部之思想观念、知识体系、著述体例等，如“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

此外，“小说”与周边文类的关联互动还有一个突出现象是部分作品著述体例混杂而兼有多种文类特征，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鹤林玉露》：“其体例在诗话、语录、小说之间。”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称《扬州画舫录》：“其体例在地志、小说之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以周边文类为背景并相互联系、分流、交叉、互动而发生起源、发展演化的，“小说”与周边文类的关联与互动，称得上古代文类、文化体系发展演化中一种突出的文类和文化现象，也可看作“小说”特有的一种文类特性。将“小说”与周边文类的关联与互动作为一种文类和文化现象充分揭示出来，可进一步深化文言小说乃至整个古代文类体系的研究，大大拓展文言小说的学术研究视域，填补文言小说与其他文类关系研究领域的多处空白。因“小说”与周边文类的关联与互动关系研究是一个涉及面极广、跨越多学科的重大研究课题，所以，本书仅对“小说”与“正史”“传记”“杂史”的文类关联与互动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

本书研究发现，“小说”作为“史之余”与史部之“正史”“杂史”“传记”和集部之“传记文”等的文类相通之处和关联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文本性质、书写类型、叙事旨趣的相通相连，成书编纂的相互取材，文本内容的相互渗透掺杂，官私书目的相互混杂著录，著述体例混杂而兼有多种文类特征等。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小说”与“正史”之关联互动。在中国古代文类与文化体系中，“正史”历来地位尊荣，“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 ，而“小说”则属于“子之余”、“史之末”的“小道”，始终处于一个尴尬而低下的位置。然而，看似地位悬殊、迥然有别的两种文类，却在取材对象、书写类型、叙事旨趣等多个方面存诸多关联与相通之处。例如，历代正史中，灾异、祥瑞、神怪、方术之事或多或少均有所书写，并在入史标准、书写功用、题旨趣味、故事类型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叙事规范、书写原则和独具一格的存在形态。“正史”成书从志怪小说取材，不少志怪小说成书也从“正史”取材，甚至有的志怪小说主要或全部取材“正史”，也有部分志怪小说与“正史”书写怪异虽然在内容上没有直接重叠交集，但在书写类型和叙事旨趣上高度相似。“正史”书写轶事采录“小说”主要集中于记载朝野人物之琐闻轶事类，采录标准为关涉“军国、兴亡”之朝廷大政、“表贤能”之才干评价、“善善恶恶”之道德评价，或可充分彰显人物性情、品格、嗜好，“小说”之轶事片段进入“正史”，存在着史家处理“小说”时的“正史化”与“正史”文学性增强之“文人化”的双向过程。不少“小说”作品亦从“正史”直接取材轶事，有些作品甚至主要源于“正史”。

2. “小说”与史部“传记”“杂史”之关联互动。“小说”最易与史部之“杂史”“传记”相混淆，而“传记”尤甚。例如，“小说”文类观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杂史、杂传类作品在新的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重新调整而归入“小说”文类的结果。宋以降历代官私书目存在“小说”与“传记”“杂史”混杂著录现象，或为“小说”与“传记”，或为“小说”与“杂史”，或为“小说”与“杂史”“传记”，此类混杂著录的作品在文类性质、编撰方式、取材范围、体裁形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种种相通之处，文本内容相互羼杂、相互渗透。有少量比较纯粹的“杂史”“传记”作品，虽然在历代官私书目中并未与“小说”文类混杂著录，但也会收录了一些志怪志异、琐细轶事、荒诞传说等“小说”性质的作品，甚至个别著作整体上都与“小说”比较接近。“小说”与“杂史”文类的畛域区分主要体现为“小说”所记“琐闻佚事”过于琐细，多无关“朝政军国”，无关“善善恶恶”之史家旨趣。

3. “小说”与集部“传记文”之关联互动。集部“传记文”包含“传”“记”“述”“书事”“纪事”“行状”“墓志”“碑文”等多种文体，其中，“小说”之传奇体与“传”“记”文的关系最为密切。例如，“唐人传奇”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界限分明的文类或文体类型，从某种意识上说，它是以近现代形成的“传奇”文体概念甄别具体作品建构而成的，实际上涉及唐代单篇传奇、小说集、史部之“传记”以及“杂史”、集部之“传记文”等多种文类、文体。古人从“辨体”出发强调古文传记自身的文体规范和纯洁性，批评其中的“小说气”、“以小说为古文词”等，指责古文有违“雅洁”风格规范而沾染了“小说”俗鄙之气，有违叙事尚简原则而运用了“小说”之“笔法”，有违语言典雅标准而掺入“小说”词句等，实际上形成了古文传记理论批评史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一个独特的个案现象。“小说气”的古文传记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传主和事迹以身份低微之“奇人”“怪人”“异事”为旨趣，人物故事的传奇色彩浓厚，有的还事涉神怪，多有失“雅驯”。从明清的文人别集、文章总集和小说选本的选文收录以及官私书目相关著录情况来看，对此类作品的文类、文体定位实际上也介于集部之传文和子部之“小说”之间。“寓言”作为文章内部类型概念，指称“假传”“托传”“寓传”，假托性的“自传”，俳谐性的“赋”，以及其他讽喻性俳谐杂文等，也常定位于集部之文和子部之“小说”之间。

学界对“小说”与周边文类的关联互动现象已有所关注，首先反映在文言小说作品范围划定中“小说”与“杂史”“杂传”“杂家”之间的区隔上。一方面是对历代官私书目混杂著录之困惑，如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之《前言》：“同一部古小说，放在不同的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会被著录为不同的门类。有时归入子部，有时又隶属于史部；有时被承认是小说，有时则分别称之为杂传、杂史、杂家、道家等等其他的名目。” 另一方面是对不同文类性质内容相互渗透、掺杂之困惑，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称：“杂事、杂传小说其实是一种稗官野史，历史成分很大，很难在它们和野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像《列女传》、《越绝书》、《吴越春秋》就是半小说半野史的东西。” “杂史杂传常常介于小说和史书之间，所以前人普遍感到杂史杂传和小说关系密切，以致颇难区分。”

然而，文言小说研究受到“以今律古”“以西律中”研究范式和现当代学科格局的影响，回归还原古代文类、文体体系的跨文类研究被长期忽略，“小说”与周边相关文类关系的专门研究比较薄弱，上述文类关联与互动的种种现象甚至从未引起学者关注。

总体而言，“小说”与“正史”、“小说”与“杂史”、“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文类关系研究，在相关文类的本体研究中都或多或少都有些零散之论，个别专著的部分章节还给予了专门探讨，如集中探讨“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文类关系、“小说”与“正史”之间的文类关系等。但这些研究多集中探讨一般性的文类关系，而对文类之间的关联互动现象关注较少，更缺乏全面系统地综合研究。

本文节选自《小说与正史、传记、杂史》绪论

制作：刘晓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