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作家历史书写的心理动因毕竟是多种多样的，国人治史，其立足点多为以古鉴今，使君王明治乱兴衰之理，“资治通鉴”四字，即可概括正史千年不变的主旋律。尔容写历史小说，却透露出“一个隐秘的原因”：“楚地望姓家族就是前吴相国伍子胥的后人”，而长江三峡一带则是其繁衍之地（尔容原名望见蓉，生于秭归茅坪）。正是认祖归宗的愿望使业已固化千载的纪传体内容出现了松动，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被置入以“生命密码”开篇，以“爷孙揭秘”收束的结构框架中，中间夹以“缘定终身”，在“伐楚入郢”时阵前认父，以及主人公伍子胥失意得意之时均心念妻儿的点醒之笔，虽属“草蛇灰线”，着墨不多，但却“伏脉千里”，间离效果生成了。正是认祖归宗的愿望，使充满了血雨腥风，暗藏着阴谋权变的春秋历史，有了情怀，有了温度，小说便不再是史家的客观敷衍，而是作者对先祖魂兮归来的呼唤，而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故事讲述与小说叙事，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就由此实现了整体性转换。

《诗·商颂·殷武》有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楚之先民发于荆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其以五十里荆山子爵之微，崛起而为春秋五霸之一的过程中，伍氏先祖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小说以伍氏曾祖伍参以谜语讽谏韬光养晦不理朝政却“性好隐语”（刘勰《文心雕龙》）的庄王奋发图强起笔，随即辅佐庄王与晋逐鹿中原，取得邲之战大胜，进而伐宋降宋，建问鼎中原的不世之功，继而写祖父伍举扶立楚灵王灭陈改县，开疆拓土，为此书的主人公伍子胥登台亮相，敲响了开台锣鼓。

02

传达古代战争的艺术和韬略

在我看来，决定一部历史小说成败的因素很多，而传达时代氛围、刻画历史人物，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衡估尺度，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难以分割的，分而叙之只是出于言说的方便。《伍子胥》的时代背景是春秋中后期，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缶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孟子》）的大动荡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并起，战乱频仍，烽火不息。据统计，春秋时期有记载的战争多达395次，故而传达时代氛围，首当其冲不可不写战争，而一场战役往往纵横千里，“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人们称历史是雄性的，说的就是历史前行的脚步，总是与暴力和血腥难舍难分的。

战乱频仍，斗智斗勇，必定会刺激军事谋略的成熟与发展，千古兵圣的孙子及其《孙子兵法》遂应运而生。《伍子胥》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春秋时期的战争艺术。当伍子胥登上历史舞台时，这场战争大戏的主战场已经由北方转向了南方，齐鲁之战、齐晋之战、秦晋之战相继鸣金收兵，旷日持久的吴楚之战、吴越之战，成为春秋落幕前的两出压轴大戏。三国间攻伐不断，此消彼长，战役有大小，历时有长短，叙述有详略，行文有疏密，但满纸风烟，金鼓杀伐之声可闻，对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而言，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试看鸡父之战和拔郢之战，这是吴楚之战中两场重大战役。鸡父是楚国在大别山以北的屯兵要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公元前519年，吴兴兵伐楚，吴王僚亲任统帅，楚挟七国之师，以逸待劳，吴则劳师袭远，孤军深入，未战胜负似已立判。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究其实，楚首先败在临阵换将，接任者难以掌控局面，犯了兵家大忌，吴则调度有方，在运动中进退穿插，将强敌截为数股，分而歼之，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终获完胜，鸡父之战，将战场推进到楚国北大门，这一举改变了吴楚对抗的战略态势，并成为上古战争中以弱胜强的案例。

（尔容在汤湖图书馆讲座结束后给《伍子胥》的读者签名。）

拔郢之战更是纵横江淮流域、大别山区、江汉平原，横跨今之鄂豫皖三省区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任统帅，以伍子胥、孙武为左右手，以攻克楚国郢都为战略目标，分南北两路，水陆并进，挥师犯楚。楚国迎战的主将是左司马沈尹戍、令尹囊瓦。沈尹戍堪称将才，然而将帅不和，囊瓦贪功冒进，直接打乱了沈尹戍的战略部署，吴军则调度得法，主动后撤，诱敌深入，相机歼敌，三战而三捷，士气大振。吴军大将阖闾之弟夫概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不惜违抗君令而主动出击，不给败军以喘息机会，终将楚军击溃，直捣郢都，圆满完成战略目标。

我在阅读小说的战争叙事时，特意将手边著名军旅作家朱增泉将军所著《战争史笔记》的有关章节加以对照，以求在历史和小说之间寻找差异。总体印象是，《伍子胥》叙述的鸡父之战，脉络似乎尚不够清晰，比如一场战役发生的具体时间，作为“纪传体小说”理应清楚点明。比较起来，“伐楚入郢”这场重大战役，叙述到位，令人信服。朱增泉将军曾在其《战争史笔记》中，总结吴军战胜强楚的四条经验：一是战略思维清楚，二是战略步骤稳妥，三是作战方法灵活，四是作战指挥果断，战场感觉灵敏[2]。尔容叙述这场战役的全过程，基本上吻合了朱增泉将军的军事专业性判断，亦属难能可贵。

03

塑造伍员性格的丰满与复杂

春秋乱世，人生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部《伍子胥》，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好几十，有的神龙一现，有的中途下台，有的则演完全场。作者将众多人物，纷繁事件，锁定一条主线，聚焦一个人物，即为伍子胥树碑立传。

《伍子胥》的最大成功之处，在我看来，就是在正史叙述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小说化的再叙述，通过低谷与巅峰，复仇与报恩，在人生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塑造了伍子胥这个兼有传奇性与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其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人物的鲜明性与独特性。时下小说由于受现代后现代影响，多不大在意人物塑造，更鲜有立得住的人物，而《伍子胥》无疑有积极意义。以主人公命名作品是需要几分底气的，因而在当代文学中十分罕见。

三代以降，能臣贤相，代不乏人，而像伍子胥这样，毕生功业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复仇之上的，却难有其二。复仇是中外文学一个重要母题，是情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伍子胥的复仇，却不同于新旧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也不同于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复仇。封建时代的复仇只能借助于权力，这种原本属于个体间恩怨情仇的报复，一旦与吴国争霸中原的野心相重叠，就转变为一种国家行为，牵扯到若干诸侯国的国运兴衰乃至生死存亡了。从负罪亡命一夜白头，到行乞异邦吴市吹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不堕其志，见其逆境中的韬晦和隐忍；助公子光谋君篡位并剪除庆忌，见出其超人的心机和谋略；在手掌兵符号令三军的阵前交锋中，则尽显其勇武与豪侠，在助吴国兴利除弊建都姑苏的过程中，他的胸怀扩大了，精神升华了；在几经反复终于伐楚复仇，他轻财仗义，将吴王阖闾所赐金银珠宝悉数散尽济贫；他既有伯乐相马慧眼识才七荐孙武的眼光，也有蒙蔽于表象荐人失察的地方，“只谋事不谋人”的先祖基因，使其忘记了“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对“匹夫无罪，怀璧有罪”失去了警惕以至于招致杀身之祸；在功高震主之时，盖因因袭三代辅佐君王的历史包袱太重，远不如孙武头脑清醒功成身退而得以全身远祸……

（尔容生活照）

如果说伍子胥的上述行迹在正史中已具备或隐或显的脉络，则其在漫长的复仇过程中，以及此后人生沉浮中的心路历程，便不仅成为后来人重新阐释的空白点，也成为作者悲悯情怀和人文情怀的寄托点。

纠结与矛盾，乃至于撕裂与痛苦，几乎是伍子胥终其一生的心理状态。立志复仇之初的决绝，在利用专诸、要离行刺，唆使公子光谋君篡位的血腥过程中，因心中善念不泯而时时受到良心叩问，又不得不寻找“尊王攘夷，替天行道”的堂皇借口安慰自己，以“顺天承运，应时而动”的理由求得心理平衡。这种痛苦在吴师攻破郢都时达到高潮，当吴王阖闾以下君臣士卒以胜利之师放浪形骸时，伍子胥却“神情沮丧，表情黯然”，以至于“大放悲声”。何以会如此这般？作者给我们预留了有待填充的空白。是仇人恩人都已不在，报仇报恩皆无着落？这显然比中外复仇文学中的大团圆式结局，更平添一份空虚与无奈：是士人面对王朝更迭世事无常心头油然而生的“黍离之悲”？这也是春秋时期时代情绪的一种。无怪乎伍子胥内心深处，还不时泛起放弃修齐治平，返身山野林泉，与妻儿“过朝看日出暮起炊烟总角晏晏其乐融融的日子”的念想了，他不但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危险，更看清楚了“天下的王位没有哪一个不是血迹斑斑”的残酷现实，但“既已上船，就没了退路”，只能让下一辈隐于草野民间，永不为官了，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士人心头萦绕千年的入世出世的心结。总而言之，这种反常而合道的心理状态，无疑加重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经由作者想象性的、阐释性的复制，经千百年间叙述的开放性的历史人物，被作者再次塑造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特定的个体。

04

探究人心人性的清澈和浑浊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修史的民族，这给中国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若问，已有史籍浩瀚，堆叠如山于眼前，而由话本肇始的演义类历史小说却何以能一直长盛不衰呢？将文字艰深的史书普及化，以利于大众接受，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小说相对于历史，更是人类心灵史的记载吧。春秋时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但那又是一个自由奔放、生机勃勃的时代，《伍子胥》以宏大的格局，铺展了这个历史转型期的长轴画卷，礼赞了汉民族童年期充沛勃发的生命力。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忠奸之别，势同冰炭，对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奸臣的切齿痛恨，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如何既尊重又跳出这种阅读期待，既不作所谓翻案文章，又不被其狭隘性所拘囿，这又是一个亟待作者突破的地方。

《伍子胥》描写了费无忌、伯嚭等几个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形象，努力用现代眼光观照古人，透过这些奸臣巧言令色、工于心计“共性”之外，解剖人性混沌幽暗的一面。

（尔容在《伍子胥》湖北大学校园分享会后给同学们签名）

其一是嫉妒。费无忌与伍奢本同为楚平王身边近臣，虽胸无点墨，不学却有“术”，为了“抓牢今世的王，笼络未来的王”，争取到太子少师的官职，当看到太子建对太傅伍奢敬重亲热有加，自己难以争锋时，便妒火中烧，遂改弦更张，认准了“将全部心思用来取悦楚平王才是正道”，此后的翻云覆雨，阴谋诡计，一手酿成太子建和伍奢父子，乃至于楚国宗庙隳弃的悲剧。

无独有偶，伯嚭与伍子胥共事一主，每临一事，皆败其下，“他深知伍子胥的思想与才智都远在自己之上”，“心里酸酸的”，由此滋生的嫉妒之心，与费无忌不遑相让，而“要打败伍子胥唯一的七寸处”，一言以蔽之，就是其“不会来事”，伍子胥身死而吴国灭，不妨说就始于嫉妒的罪孽。

其二是贪婪。吴越争霸，子胥运筹帷幄于内，将士浴血奋战于外，终将越军困于固城，吴之灭越，已无悬念，当此生死存亡关头，越能起死回生，显然不在天意，而是越国谋臣文种瞅准了伯嚭的贪婪本性，贿以黄金白璧美女，许以“日后春秋朝贡未进王宫，也会先入宰府”，而获求和，此后勾践事吴三年，得以保全性命放还，也全仗越国对伯嚭不断的利益输送，可以说，吴与其说灭于越，不如说是灭于伯嚭的贪婪。

“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西方人在评价春秋时期中国人的国民性时，用了“清澈”一词。这种精神世界的清澈，庙堂中固然也有，比如朝中官人申包胥与县衙小卒伍子胥超越身份地位的真挚友谊，以及灭楚兴楚，各事其主的坦荡磊落，都见出清澈的人格，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孔子所言之“野”，即民间和江湖、乡土和市井间，这些草根民众精神世界的“清澈”，与肉食者的浑浊形成强烈的对照。尔容曾思索过一个问题：在伍子胥亡命天涯途中，楚国的通缉追杀，几为天罗地网，如何能顺利逃脱虎口呢？面对举报者的重金悬赏，藏匿者的杀身之祸，却有傅永慈的以身相许，皇甫讷的甘冒替身，老渔夫和浣纱女的舍命相助。而渔夫之子在吴国大军压境，郑国危在旦夕之际挺身而出，以伍子胥救命恩人之子的身份劝退吴师，且婉拒了荣华富贵的许诺，仍以艄公摆渡为业，其人品的冰清玉洁，足令人感佩。至于春秋时期两个著名刺客专诸和要离，其轻生重义，蹈死不顾的决绝，更将其侠肝义胆演绎得淋漓尽致。

（尔容国画作品）

相比于西方，中国哲学与文学对嫉妒这一人类“久远的罪恶”，还欠缺足够的关注度，明乎此，则《伍子胥》的涉猎，其价值便彰显出来。在我看来，作者对此主观上的认知还不一定很清醒，以致在叙述的突出与深刻上，与“贪婪”和“清澈”相比还不甚到位。这足以提示我们，对人性方方面面的探讨与开掘，正是历史小说价值的重要生成点，而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铺排与再现。姚雪垠先生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历史使命。”[3]作为小说世界一角的历史小说，必须服从小说美学的总体要求，即力求超越具体题材的拘囿，由此岸到达彼岸，这是这位著名历史小说家对毕生写作经验的总结，其实也是任何一位小说家应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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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刘川鄂主编：《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２]朱增泉：《战争史笔记·上古——秦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３]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前言》，《姚雪垠研究专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

作者简介：

吴平安，武汉市洪山高中特级教师，生于1946年。文学评论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作家》《解放军文艺》《文艺评论》《小说评论》《长江文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著有评论集《听那强弓响箭》、传记文学《中国光纤之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