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历史”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跟以前的旧哲学划清界限，创立自己的新哲学，因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和新的哲学探索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制定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和考察始于1843年。《莱茵报》时期的实践和所遇到的理论难题，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世界历史。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在该地所能获得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并写下了5本详细的摘录笔记（后人称之为《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笔记虽然基本上是原著摘录，但又不是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材料的单纯积累，不是对历史细节的简单描述和追求，而是对历史的逻辑把握，即通过对各国历史的研究和比较，揭示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就总体而言，《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反映的是欧洲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关于英、法、瑞典、波兰、威尼斯的封建政治史内容，占去了笔记的大部分。本来马克思是想弄清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财产关系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还使马克思对社会结构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如通过对波旁王朝的历史分析，清楚地认识到市民社会和所有制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主语变成谓语，谓语变成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这些变化总是促成新的一次革命，而且不单是由革命者发动的。……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为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1］368在笔记中，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一革命经历了多次反复，所爆发的地点也是局部性的，但它所显示的意义则是时代性的、全局性的。它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相互联系，增长了他们反封建的士气，加快了社会发展进程。当然，马克思也没有过分夸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明确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不久后便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因此，尽管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研究比较零散，但对他新历史观的形成却具有重大影响。

18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由于解剖市民社会本身的需要，开始把理论批判的对象由“副本”转入到“原本”，潜心研究经济学，写下了著名的《巴黎笔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有关世界历史的看法，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形成积累了宝贵财富，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值得认真注意： （1）对货币与世界历史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1］150“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结合手段；它是社会的化合力。”正因为货币具有这样的化合力，所以马克思同意莎士比亚的看法，即货币“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1］153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货币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关系，但蕴含了货币对促进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世界联系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 （2）对资本和私有财产打破地方限制作用的分析。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用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待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婪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2］110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肯定了资本和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于战胜封建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在接下来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认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民族性的限制，“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2］113 （3）对动产与不动产对世界历史影响的分析。所谓动产，主要指工业资本；所谓不动产，主要指封建地产。在封建社会，不动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动产则取代不动产而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霸主”。动产战胜不动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动产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作用呢？马克思借用国民经济学的表述认为：“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糙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

”［2］109私有财产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工业资本战胜封建地产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出现是与资本的发展相伴而生的，资本的走向同样反映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4）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研究认识到“工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不仅把私有财产理解为异化劳动的结果，而且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乃是消灭私有财产的重要条件：“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101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马克思后来所表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观点。总之，《巴黎笔记》虽然没有专门阐述“世界历史”问题，但在经济学探讨中已大大深化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马克思已经逐渐在社会生活的深层领域——经济领域——找到了世界历史的真实联系，这为他形成新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既是唯物史观形成、问世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世界历史”思想得到比较全面阐述的代表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从地理大发现、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商品贸易的扩大、世界市场的建立和资本的扩张等方面详细说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考察了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进而发现了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可以说，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许多重要观点，并不是依据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民族概括出来的，而是从总体的世界历史中概括出来的。正是借助世界历史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社会历史的深刻本质和内在联系，阐明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没有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就很难发现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不仅阐发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对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也作出了科学的阐释：（1）关于世界历史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出现不仅深刻改变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的社会生活，而且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就是由传统社会开始迈向现代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现代社会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引起的一系列变动的产物。离开世界历史，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产生。世界历史的出现，不仅开创了现代社会，而且使社会发展出现了新变化。首先，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正常发展，必须适应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新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其次，世界交往的扩大，使得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精神生活均出现了世界性的渗透与影响，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依赖所代替。此外，世界历史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也日益复杂化了。由于对外交往、世界市场的建立，每个国家的经济关系都冲破了原有的界限，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性。这样，每个国家的发展不能不考虑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2）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要是从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两个维度来加以考察、说明的。就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来说，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因为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因而必然是一个世界历史性事业；相应地，共产主义不能是某种地域性的存在，而必然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就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共产主义又是世界历史发展之必然。首先，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历史前提。普遍的交往和竞争，使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仅扩展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范围，而且加剧了劳动与资本的尖锐对立，从而提出了解决这种对立的必然要求，即世界性的矛盾只有靠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再次，世界历史的发展，一方面加剧了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为埋葬资本主义培养了掘墓人。总的说来，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密切关系不仅是由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3）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有赖于交往的普遍发展，二者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扩大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不仅仅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受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的制约。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必须打破孤立的民族性、地域性存在方式，扩大世界性联系。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形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狭隘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

这种狭隘地域性个人由于失去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因而视野受到限制，观念受到传统的束缚，其发展不是与现代文明相融，而是与愚昧、保守相融。要克服这样的局限，必须冲破地域性的限制，扩大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86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充分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人的发展往往是通过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来实现的。扩大普遍交往，才能广泛参与全球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实现“文明共享”，从而使人得到丰富和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这样，各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3］89只有普遍交往，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从而达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但马克思还是认为，“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4］108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透彻地理解唯物史观，就必须注意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尤其是要注意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