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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来源：《山东外语教学》2024年第1期第103-113页

▌中图分类号：H059

▌作者简介：李琴，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电子邮箱：liqin029@xisu.edu.cn。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百年科幻文学翻译史研究”（项目编号：19BWW07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引领下，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事业如火如荼，逐渐由路径探索深入到提质增效阶段，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研究成为热点。本文依据拉斯韦尔传播过程“5W”模式厘析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多种因素，利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立效果评估指标并赋以权重，最终建构一个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以期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评估提供较为科学并实用的量具，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原则；评估方法

▌引用信息：李琴.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设: 原则与方法[J]. 山东外语教学, 2024, (1):103-113.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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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内容和体裁多样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外，对展示中国文学发展成就、促进中外文学交流、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换句话说，文学海外传播效果才是关键。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从路径探索向提质增效推进，建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势在必行。该评估体系应对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总体目标检验走出去的内容、模式、路径和媒介，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评估提供科学并实用的量具，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当下以思辨研究居多，实证考察和理论建构不足”（魏家海、李洁, 2022:105），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表现为基于数据统计分析的个案研究。例如，张璐（2019）将基于Python编程语言的情感分析技术应用于考察跨国图书销售平台上的海外读者对《三体》英译本的情感态度，梁红涛（2020）基于网络阅读社区读者书评统计对贾平凹《高兴》英译本的海外接受度进行研究。又如，何明星（2019）利用在线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的全球联机书目库（WorldCat）统计中国文学译作在海外图书馆的收藏数据，对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进行评估。再如，张晓雪（2019）以被引频次统计为依据考量《论语》不同英译本的在国外学界的接受效果。

传播效果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运用估计、测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针对传播信息给受众在其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所带来的反应，进行评判的一种活动”（李明德、李巨星, 2019:13）。现有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研究有丰富的数据支撑，但评估指标单一且零散，容易在理论思辨的漩涡中裹足不前或是陷入主观武断的误区，削弱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本文首先依据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传播过程“5W”模式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各环节进行解构，厘清其中的多种影响因素，继而运用决策科学中的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各项指标进行归纳并赋以权重，最终建构一个综合性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

2.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设的原则

2.1 科学性

一般来说，纯粹的定性研究难免主观臆断，无法把握研究对象的规律性；而纯粹的定量研究又难免简单化一，忽略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拟借助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将专家研判与赋值计算结合起来，以确保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的科学性。

此外，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发展也能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的科学性提供助力。所谓数字人文，既是计算机科学与人文学科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研究范式被应用于人类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翻译学等多种学科领域。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文学外译文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可“凭借翻译文本评论语料库或翻译作品研究文献库，对具体翻译文本的传播与接受趋势与特征进行分析”（胡开宝、黑黟, 2020:11）。

2.2 多元化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应提供多元化的评估指标。目前学界相关研究较多运用媒体报道、读者评价、图书馆藏等单一指标进行评估，难免失之偏颇。例如，文学作品的销售和收获的评价数量通常与其流通时间成正比，利用媒体报道、读者评价和网站销售的数量对文学外译效果进行评估时，如无法兼顾外译作品出版时间则对新近出版的作品不甚公平。又如，利用WorldCat统计中国文学外译作品的海外馆藏分布及藏量时，所得数据仅针对纸质版图书，而在当今的信息化技术时代有大量图书以数字化方式存在并通过电脑或手机客户端广泛传播。Halevi等（2016）研究发现文献管理工具、学术引用评价工具、百科词条、读者社区、图书馆藏等不同平台对图书影响力的评估标准各不相同，于是呼吁建立一种交互校准（cross-calibrated）的评估方法。多指标互相补充，克服单一指标的片面性，可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和客观。

2.3 实用性

在中外文化交流尚存较大“时间差”和“语言差”（谢天振，2014:8）的当前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不仅应能够反映外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影响力，更应能够反哺中国文学外译的选材和传播。具体而言，分析什么样的文学题材更受海外读者喜爱、原因是什么，可辅助相关部门及时调整外译图书选题和出版规划；对文学译作的接受语境进行充分研究，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的语选择提供依据；或结合两者，通过了解哪些国家和地区更为青睐哪些题材或体裁的中国文学作品，研究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与中国有何异同，更有针对性地调整中国文学海外推广策略。

3.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设的方法

3.1 总体框架

美国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48年首次提出了传播过程的“5W”模式（拉斯韦尔, 2013:1），即谁（Who）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说什么（Says What）并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换言之，传播过程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大要素。五个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表明传播过程是一种带有目的性和劝说性的行为，其目的是要对受众产生影响。

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翻译行为同样涉及翻译主体、翻译内容、翻译受众、翻译媒介、翻译效果等元素，因此有学者提出“翻译传播学”的概念（谢柯、廖雪汝, 2016），主张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翻译研究。传播学对于翻译研究的借鉴价值之一在于其过程研究的系统性，“我们感兴趣的是将传播行为视作一个与社会过程相关的整体，而非将其分割开来进行讨论”（拉斯韦尔, 2013:3）。翻译传播效果研究亦然，如果不从翻译主体、内容、媒介、受众等环节进行多维度系统考量而仅从效果一端进行研究，则难免失之偏颇。下文借鉴传播过程“5W”模式，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五个维度出发厘析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多种因素。

3.2 基于“5W”模式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3.2.1 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是“发起并引导传播行为的因素”（拉斯韦尔, 2013:2），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组织机构。传播主体的作用是对信息进行搜集、筛选和加工；传播主体控制传播内容，同时受所处社会文化语境的控制。

中国文学外译传播主体形式多样，有译者、作者、政府机构、民间团体等。译者作为传播主体，可能是国外汉学家、外籍华人、国内翻译家等。不同的译者类型形成不同的译介模式，例如国外汉学家翻译、中西译者合译、本土译者翻译、译者与编辑合译等。不同译介模式产生的文本译介效果不尽相同，研究表明目前传播效果较优的译本主要来自中外合作译者（黄友义, 2010）和国外汉学家（张继光, 2016）。作者作为传播主体，也可能同时承担译者的角色，例如中国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张爱玲等的文学自译行为。出于作者对自身作品的深度理解，自译往往比他译更能准确传递原文内涵，并在翻译与创作之间形成良好的互文关系。政府机构作为传播主体的文学外译活动具有规模化、体系化等特点，其译介传播策略与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与政府机构相对的是民间团体，特别是海外民间翻译力量，他们熟谙西方读者阅读与审美习惯、图书市场及出版规则，在翻译选材、译介策略、译作评论等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性，是官方译介的重要补充。

出版机构的出版机制和运营模式也会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产生影响。勒菲弗尔（Lefevere, 2004:14-15）强调翻译文学是文学系统的组成部分，会受到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诸如批评家、学者、译者等）及其代表的主流诗学的影响，也会受到文学系统外部的个人、团体和机构的赞助行为的操控，这其中便涉及出版机构。文学外译作品是否能够进入目的语国家的主流发行渠道，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的大小；版权代理人的市场洞察力和沟通合作能力也至关重要。麦家的《解密》在海外传播的成功，“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麦家遇到了专业的版权经纪人”（刘丹, 2016:49）。

译者及作者资本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场域”“资本”和“惯习”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其中的“资本”指的是“（以物化或具身的形式）累积的劳动，一旦被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以私有或排他的方式占有，就会成为他们以物化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的社会资源”（Bourdieu, 1986:241）。资本包括有形的经济资本和无形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一般来说，“译介主体知名度越高，作品的传播效果就越好”（姚建彬、郭景红, 2019:374）。例如被誉为莫言“御用译者”的葛浩文和因翻译《三体》而声名鹊起的译者刘宇昆后续推出的其他译作也持续收获粉丝读者的信赖。作者资本也能为文学走出去效果提供保障。莫言、贾平凹、余华、麦家、阎连科、刘慈欣等作家在国内文坛早已享有盛誉，其作品或被国外出版社慧眼签下出版合约，或斩获国际文学大奖，于是纷纷得到译介并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3.2.2 传播内容

传播过程研究中对于“说什么”的研究就是传播内容研究（拉斯韦尔, 2013:2）。传播内容是传播过程的核心，包括知识、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外译以典籍外译为主流，但外译的效果总体来看不尽如人意，这与中国文学走出去过分重视经典性、政治性的选材倾向有关。社会文化与时代变迁可谓文学翻译的风向标。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网络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等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题材变得更为丰富多样，一些能够即时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和大众文化，同时契合世界文学文化思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成为打开西方读者市场的敲门砖。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青衣》、阎连科的《四书》、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慈欣的《三体》、麦家的《解密》、姜戎的《狼图腾》等中国优秀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成功译介就是明证。翻译文本的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马新强，2020:88），在中国文学逆向输出的时代语境下，文学外译的题材选择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审美习惯和市场要求，讲述中国当代故事，塑造中国文学新形象，才能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

与传播内容息息相关的还有翻译策略和翻译质量，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在西方世界的成功引发了中国学界对于翻译策略影响译介效果的讨论。葛译“连译带改”的归化策略一方面刺激了学界围绕翻译忠实观的论辩，另一方面打通了西方读者欣赏中国文学的大门。事实上，“翻译改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以贯之的模式”（吕世生, 2013:29），这与中西文化权力关系和诗学观等息息相关，也是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必经之路。部分经过翻译改写的文本实现了逆势出走，取得了不俗的传播效果。但也有学者认为经过改写的作品会传递不实的中国文学形象，于是主张在尊重文化文学差异的前提下采用异化策略（徐珺, 2009:92），或是“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汪庆华, 2015:103）或是“努力在这二者之间找到某个平衡点”（胡安江、胡晨飞, 2012:60）。翻译质量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不言而喻，翻译质量粗劣必然会使作品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当前我国文学外译质量还有待提升，这与我国母语向外语、国内向国外逆向输出的现状有关，也与译者能力水平和职业伦理有关。文学外译的历史告诉我们，契合目的语语境的高质量翻译可使非主流文学作品经典化，质量粗糙的翻译则可能完全抹杀原作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3.2.3 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中介，是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施拉姆、波特, 2010:134），是传播过程中信息传递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传播过程研究中“对于广播、媒体、电影和其他传播途径的研究属于媒介分析”（拉斯韦尔, 2013:2）。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力渐盛。

中国文学外译传播媒介不仅包括书籍和报纸等传统印刷媒体，还包括电影电视、音视频、电子书、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例如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以及网络文学的域外传播。传统纸媒囿于时空限制，在传播时效、范围和数量等方面相对局限，而影视借助“视听文化特有的感觉冲击力，通过数亿台进入家庭的电视机使越来越多的人疏远书籍的同时，又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传播渠道，开掘出文学的潜在需求”（王先霈, 2006:161）。文学的影视改编已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方式，大大拓展了作家及作品的影响范围，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尤其显著。西方世界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和认知很大程度上与其作品的影视剧化有关。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被改编为电影《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姜戎的《狼图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些作品能够在国外读者中取得巨大的影响力，几乎都是影视改编成功打响了第一炮，是影视带领文学走的成功范例。目前，“通过影像带动使图书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和关注，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获得世界影响的手段”（何明星, 2013:53）。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文学外译网络传播效果得以与纸媒传播并驾齐驱，甚至表现出超越之势。“网络消弭了传播的藩篱，把全世界的读者连接为一体，极大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国际空间；并且网络传播汇集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各种媒介方式，可以更生动、更多样化地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王祥兵, 2015:51）。而互联网的升级换代不断为中国文学外译参与者提供着功能更加强大的合作与交流平台，网络文本结合漫画、动画、游戏、电子书、短视频等形式逐渐走向多模态的数字化传播。

3.2.4 传播对象

传播对象即“传播媒介所及人群”，对这些人群的结构特点、认知水平、情感态度、行为规范等的研究也称受众分析（拉斯韦尔, 2013:2）。传播对象不仅是传播内容的接受者，也包括评价者与反馈者。

中国文学外译的传播对象可大致分为媒体和读者两大类。媒体包括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新闻媒体是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载体，有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主要通过报道和书评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民众的价值判断和舆论走向。社交媒体是民间信息交流平台，能够塑造舆论及舆情走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转载有关中国文学的帖子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读者对象分为专家型读者和大众读者。专家型读者主要包括国外汉学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海外中国留学生等，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有明确的价值认知、审美共鸣及情感偏好，有些甚至是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者；普通大众读者则包罗万象，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多样化的教育背景、认知水平、审美习惯和情感态度。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对传播对象特点的把握可为翻译内容和策略提供指导，并直接影响到外译作品的传播效果。我国文学走出去实践中，由于忽略传播对象研究导致传播效果不甚理想的例子不少，例如“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几次大型的国家外译实践。而熟谙西方世界读者认知特点和审美倾向的译介则更容易获得成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2.5 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是线性传播链的终端，主要关注“传播受众所受到的影响”（拉斯韦尔, 2013:2），表现为信息受众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

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外译作品在图书销售平台排行榜单的位置、学术引用率、获奖概率和教材入编率等。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外译的态度主要表现为情感评价，一般包括正向、中立、负向三个维度。情感倾向可以通过文本情感分析获得。就文学外译而言，最具情感分析价值的要数读者书评。情感评价主观性较强，因而是最能够直接反映受众接受态度的指标之一。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学的情感倾向会集中反映在图书购买、评价、宣传等一系列行为中，这些具体行为又反过来强化或弱化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和态度。如此，国外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相互作用机制，成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效果的动态体现。

3.3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方法与步骤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影响力大小有别，下文采用德尔菲法（DelphiMethod）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分别确立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诸因素及其权重，建构综合性、多元化、多层次的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提供量具。

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是主观定性研究方法和客观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德尔菲法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兰德公司发展而成的一种专家匿名反馈函询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评估指标的确立以及指标体系的建设，其基本原理为“人多智广”，具有匿名性、操控的回馈性和群组反应统计等特征（Dalkey, 1969:v）。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homas L. 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实用的多方案决策方法，常被运用于多目标、多准则、多要素、多层次的非结构化的复杂决策问题，其基本理念是“复杂的决策问题可以通过逐层分解、优先排序的方式被有效地分析和解决”（Saaty, 2005:1）。采用这两种方法建构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德尔菲法建立指标体系。首先将评估目标设定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以拉斯韦尔传播过程“5W”模式为理论框架，设计“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专家调查问卷。德尔菲法建议专家人数为10至15人（Khorramshahgol & Moustakis, 1988:347），我们邀请文学外译所涉翻译学、文学、语言学、传播学、出版与发行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共12人，征询其意见指标；同时采用李克特（Rensis Likert）五级量表法，将意见指标按照重要性分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重要、不太重要、不重要5个等级请专家匿名打分，分值依次为9、7、5、3、1。我们回收问卷并对专家打分情况进行综合评定，筛选专家错填、误填选项并进行专家回访，继而进行二次、三次意见征询，直至专家意见趋于一致，最终完成对专家意见的集成和优化，得到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共计50个。

第二步，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的权重。首先，依据功能与重要性的不同，将德尔菲法确定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分为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和28个三级指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其次，构造各层次中所有判断矩阵。设qj表示第j个指标相对其他指标的重要程度，此时qj满足0≤qj≤1且∑qj=1，指标的权重向量为Q=（q1,q2, ..., qj）T（n×1）。设上一层元素C为准则，所支配的下一层元素为P1至Pn，我们要确定各元素对于准则C相对的重要性即权重。对于准则C，各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得到一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P=（pij）（n×n），基于得到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检验即可证明本文所选取的中国文学外译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学外译传播效果。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通过两两判断矩阵用方根法求出它们的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方法（略，详情请查询期刊原文）。当层次单排序检验通过以后，将每一层指标的权重向量进行整合，计算第三级指标对于目标层的组合权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公式（略，详情请查询期刊原文）。

基于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最终得到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利用MATLAB数据分析软件确定各指标权重，同时计算得到最大特征根λmax=28，专家一致性指标CI=28，随机一致性指标RI=1.667，一致性比率CR=0

4. 结语

本文基于传播学“5W”模式及其对翻译传播效果评估的启示，先后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诸因素进行归纳和加权，建构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诸多因素中，一级指标按照重要性依次为传播内容（31.7%），传播对象（22.8%），传播效果（20.7%）、传播媒介（15.2%）和传播主体（10.5%），每个一级指标下又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各指标权重也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该评估体系并非亘古不变。随着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变迁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的变化，评估指标本身也会出现数量或内容上的变化。例如，传播媒介已由传统的纸媒发展到如今的网络多媒体，今后可能还会进一步迭代更新，不同的媒介类型产生的传播效果自然不尽相同；而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案和计算软件所得结果也不会一样。“在传播研究中，宛若自然科学中那种普遍适用的模型是找不到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期望找到一种所谓正确的模型。随着知识的增长，一切研究对象都会变化”（施拉姆、波特, 2010:188）。本研究建构的指标体系尝试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提供了一个较为科学和实用的量具，期待学界共同努力，使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