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历史地位

文/徐泓

作者简介

徐泓，台湾大学历史系文学士、文学硕士及博士。现任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终身讲座教授。中国明代研究会常务监事及《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委员。

现代人对于明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不再有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杀明朝成就的顾虑，如史学家谢国桢所言：压缩或削减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轻视明代的学术思想是肤浅的，但一般仍多认为明代为近世中国衰落和中西消长的关键。

近百年来对明代多恶评

（一）黑暗的时代。长期以来，明代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君主专制，宦官滥权，特务荼毒，朝士或热中党争或专心贪渎；苛捐重税，地主乡官横行乡里，欺压人民；士人苦闷，或逃于空谈心性，或沉于奢靡淫逸。终致民变四起，国家灭亡，为满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二）没有多少特点的朝代。与秦汉隋唐宋相较，无论典章制度建设，还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夸耀的成绩，甚至显得黯然失色。

（三）停滞的社会。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明清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也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重大变化。

（四）闭关自守的国家。黑格尔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这种宿命一部分取决于地理因素，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与赫尔德的“木乃伊”论，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因此，中国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的“黄土文明”，引入西方的“蓝色的海洋文明”。

传统史评对明代的肯定

其实，过去肯定明代历史地位的不在少数。明永乐皇帝就说：比较汉、唐、宋盛世，大明“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后人又说：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国门，抵抗北方和东北强大的蒙古和满族；末代君王崇祯帝还殉国死社稷，其悲壮之举更是历代所无。

从制度上防止母后和外戚干政及藩镇之祸，如《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所云：“惩女宠之祸而戒母后临朝，惩外戚之乱而令不封后家，惩藩镇之变而制武臣不预兵食，祸本乱阶，防维略尽。”

继起的王朝总会贬低前朝，以彰显我朝得以得天下之正当。但继明朝而起的清朝，从顺治皇帝以下，对明朝却颇多赞语。顺治皇帝说：“历代贤君莫如洪武”，康熙帝称赞明朝：“治隆唐宋”，“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尤其对明太祖开国规模及其典章制度赞扬备至，顺治帝说：“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乾隆更肯定崇祯皇帝：明之所以亡国，是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国事已不可为”，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而以身殉国。

近年来正面论述逐渐增多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复兴及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究其促进其发展动力，人们多认为受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影响是重要原因，转而肯定中国的历史文化。西方学者也开始客观地比较中西历史文化及其近代以来的发展，认为中国历史被误解了。

1980年代末期，中国明代研究学会创会会长吕士朋，首先在从疆域的开拓与巩固、西南的开发与南洋的移植、制度的宏远及其创意、人文的重振与科学的探究等四方面，首先肯定明代在国史上的地位。近十多年来，更有中外学者参与讨论，如经济学者梁柏力把新一代中西史学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反驳关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传统观点，诸如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及法治精神等，进而对明清历史提出新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学者卢兴基重提史学家侯外庐所说的，从“16世纪中叶开始”的“资本主义的幼芽”，开启思想启蒙，带动明代后期诗歌、小说、戏曲、绘画等领域澎湃发展，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一些西方学者反思欧洲中心论，如王国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提出中西经济的消长“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14至17世纪，而在18世纪的产业革命。在此之前，双方经济均在发展农村与城镇散作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西方超过中国是产业革命后的事，也就是说明代不是中西发展的拐点。有的学者还直言明代是被误解，甚至是被抹黑的朝代。

左图：吕士朋：《明代史》，空中大学，2006年

右图：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明代的历史特色与地位

（一）汉民族为主所建立的最后一个传统中国王朝。其国祚，不计南明39年，也有276年；历代王朝中只短于夏、商、周三代，汉朝要东、西汉合计，宋朝要南北宋合计，唐朝要与武周合计，才比明朝国祚多些，清朝从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6)算起，也只有276年，与明朝相同。明朝的政治体制与文化特质为清代所继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及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前，传统中国社会（或称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最成熟的阶段。

（二）与清朝共同奠定现代中国版图。明太祖强调：“底定中国。封疆，自昔正统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国。”确定明朝是承袭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从此不再是传统狭隘的中原，或所谓本部18省，不但包括云南、贵州，而且关外的东北、蒙古、西藏也在羁縻范围之内，东北疆域甚至包括今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伯力的《永宁寺碑记》可以为证。

明代《职方大一统总图》

明朝版图之广只比唐、元、清稍逊，有学者估计为近千万平方公里，即使不计羁縻之地，至少也有650万平方公里。同时代的世界强国，如帖木儿帝国、蒙兀儿帝国、奥图曼帝国、波斯萨法维王朝等无一能及，更不必论分裂的欧洲国家神圣罗马帝国，以及16世纪才兴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荷兰的殖民帝国。清朝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将蒙古、西藏正式纳入版图，并于新疆、东北、台湾建省；辛亥革命成功，依〈清帝退位诏书〉：“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大明之功不可没。

（三）大明不仅是亚洲及周边民族和国家的龙头，也是14-17世纪世界最强的国家。据近年人口学家的估计，大明人口以8,500万到1亿3千万，领先全球，大幅领先第二位的印度德里苏丹和蒙兀儿的3,200万到8,800万，名列其后的奥图曼帝国仅900万到2,800万，更不必论欧洲国家，法兰西仅1,100万了。

至于经济规模，据估，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的32.4%，即使在饱受战乱与天灾之苦的明末清初，仍与全印度及全欧洲并驾齐驱。人均收入领先于世界一直持续到15世纪，当时欧亚大陆最强的帖木儿帝国也向大明朝贡。

（四）大明是当代民生最富庶的国家。农业与手工业商品经济发达，国内市场网络流通，海外贸易兴盛，白银因贸易出超而大量流入，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租税朝纳银化发展，社会空前繁荣。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也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简直无所不有，生产的瓷器和布匹比欧洲最上等的工艺好上十倍。百姓生活富足，衣着光鲜华美，其乐融融。”无怪乎执西方明史学界牛耳的牟复礼，在《剑桥明史》，评价明代的历史地位说：“中国的明朝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极大活力的时代，明朝刻印的文化典籍，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地方的书籍加起来都多得多，对于明朝的历史，现代研究还不足文献资料的百分之三”、“明朝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先进的国家。”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

而此时欧洲虽是航海时代，跨洋贸易却尚不成熟，只有小规模的黄金和奴隶贸易。除了少数国土临海的国家大力发展海洋实力之外，西欧以内陆为主的国家（法德、东欧、沙俄等），依然是等级森严的世袭封建制君主国。教会势力开始衰落，文艺复兴运动抬头，科学研究体系才初步建立，穆斯林对欧洲的影响依然很大，欧洲实际上由于通货的减少正走向萧条状态。

（五）大明社会阶层流动性高。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运用计量统计分析的研究，指出明清社会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机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均分遗产的习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外，何先生又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何炳棣说：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他总结：明代上行社会流动机率达50%，印证了万历年间礼部的报告：“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

（六）言论开放自由，社会文化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兴起，尤其庶民阶层与商人阶层地位日渐重要，识字人口增加，展现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说、戏曲及实用科技大为发展；贴近百姓日用的王学大行其道。可以说，明代文化在综合、普及和反传统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

（七）开发华南与西南，移民南洋。自古以来，南方和西南的两广云贵一直是少数民族繁多难治之地，宋太祖甚至玉斧画大渡河与大理国为界。对于形同化外之地的西南地区，明初政府曾有迁徙少数民族入内地的想法，但明太祖没有采行，而接续了元朝的政策。元朝灭大理国，由卫所军管之后建为行省，遍设学校，并为管治少数民族建“土司”制度。明太祖、太宗也行省郡县制与土司制度并行，一方面与内地相同建置省府州县，除云南外又创建贵州布政使司，一方面以少数民族首领为宣慰司、长官司等朝廷命官，仍世袭统治其族人及其领地，可谓“一国两制”。为防少数民族造反，又遍设卫所，“分兵守要害”，并开辟驿道，“以镇服之”。卫所军兵及家属大多来自南京地区(今江苏、安徽)，以云南为例，即使到万历年间，登记有案的军户仍有23万户；则军事移民当在百万之谱；汉族人口遂成为最大族群。

卫所的屯田发达了西南农业经济，驿道的开辟发达了商业贸易，府州县卫所的学校使之日渐教化，建水县孔庙规模之大仅次于曲阜。由于卫所遍布各地，内地来的军事移民遂多与当地少数民族比邻而居，各民族相互学习影响，密切联系着西南与内地，加强了西南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明朝巩固元朝开辟的西南边疆，整合西南地区及族群，促进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为中华多元民族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发展基础，其功卓著。

华南的广东、广西虽早已郡县化，与内地无异，尤其珠江三角洲开发甚早，经济文化发达，然直至明代周边山区仍多瑶族等少数民族，经常与汉族发生冲突，甚至爆发大规模民变。为维持地方治安，明朝特别重视卫所的设置，许多卫所与府州县衙同城，城市公共工程建设如修筑城墙，多由卫所军队负责，而有“军七民三”之说。明代后期，少数民族变乱较为平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平衡，尤其山区逐渐开发。两广民间社会力量兴起，遂与内地相似。可见明朝在整合和开发华南两广上大有贡献。

唐宋以来，中国海外贸易很盛，元代更随国势鼎盛。沿海居民因航行海外而移居者不少。明初虽颁令海禁，仍有不少人犯禁外移，郑和下西洋在印尼擒回的海盗集团头头就是潮州人。郑和从永乐3年至宣德8年七下西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朝贡贸易。当时虽未弛海禁，但刺激华人走向海外，也有些随船队下西洋的留在海外。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文莱传》云：“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至此，留镇其地。”

《坤舆万国全图》

其后，随着欧人东来，明人从事起私贸易，因而移居东南亚甚多。爪哇国“华人流寓者，服食鲜华”。万历时更是“中国商人往来不绝”，逐渐形成华人聚居的新村，“其村主即广东人”。而闽南人移居菲律宾者更多，由明末西班牙殖民政府三次屠杀华人，前两次共约45,000多人可知。今日东南亚各国华人总数约占总人口6%，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而华侨汇回原乡的侨汇，以及华侨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均有重大贡献，如黄花冈烈士中多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大量移民和开发东南亚，明代是一重要的关键时刻。

（八）明朝是宋代之后唯一汉族建立的王朝，因此特别注重华夏之再造。通过华夏正统王朝谱系的建构、文化认同的强调、传统礼制的重塑，明代修复了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增强华夏族群的认同意识。蒙元尊奉佛教儒学式微；南人与汉人族群裂痕明显，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视的现象；北人胡化现象严重，蒙古化向下层平民扩散的趋势。明初制度承袭元朝制度中的华夏因素，继依元以《易经‧干卦》“大哉干元”定国号“大元”，而以“大明终始”定国号“大明”。儒学依循元朝以朱子学为官学，科举考试的经书一以朱学为依归，但元制中仍多蒙古胡元因素，于是大明开国就强调“复汉官之威仪”，如利用“去蒙元化”的服等饰改制，加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

政经社会制度也向唐宋制转化，然此举并非排外，而是恢复华夏传统和整合华夏族群。创建制度，也延袭了元制优良适用者，如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并且将来降的大批蒙元官民军兵或编入卫所，或散居全国，将非华夏族群纳入华夏族群，扩大华夏多元一体的内涵。

（九）大明立国宏规为后世称颂。明太祖所立的制度多为清朝沿袭，施行亘500多年之久。清顺治皇帝说，明太祖所立的法、条例章程“规划周详”，为“历代之君不及”、“可垂永久”。民国初年，明史大师孟森持同样看法，在《明清史讲义》中特立〈开国以后之制度〉一节，阐述明太祖建立的制度，表彰其开国的宏图。明代以来无论当政者或学者对明代史事，都特别注重明太祖开国制度，《明史纪事本末》特辟的〈开国规模〉，其中十年一度的户口及资产普查制度，更走在时代的前沿，18世纪欧美才普遍采行，而台海两岸在1950年代中期才首次实施。

孟森：《明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

依《大明会典》、《大明律例》行事之官僚体制，虽然中央朝政懈怠混乱，各级政府仍能照常运作。完善的科举制度从全国各地无功名官位之家选拔士人，为政府补充官吏。朝政大事开放大臣廷议，重要官员出缺也开放廷推，不由皇帝独断。

《大明会典》（共5册），广陵书社，2007年

（十）彻底确立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体制。丞相废除后，外廷最高权力层消失，内廷的皇权及其代理人―宦官权力高涨。外廷若欲有为必须与宦官合作，而有“权相”与“阉党”出现。黄宗羲因此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明夷待访录．置相》），但中央集权下允许地方分权，如在西北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自治，地方事务也由乡绅参与，如公共工程之修缮和管理。但专制政治体制“权不专于一司”，以防事权下移，影响政事推行的效率。长官意志下的官僚政治作风和贪腐风气，带来不良的政治风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的正负遗产皆及于现代中国。

（十一）明太祖治国以安民为本，所颁《教民榜文》之《六谕》为东亚各国采行，作为地方社会安定的基石。明太祖治吏和待功臣甚残酷，为后世史家所诟病，但孟森认为这是在民权不张时代，为保民的必要之恶。至于厂卫之害，孟森亦云：“然细按之，皆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其严刑峻法主要对象为权贵和官吏，以防止他们欺压百姓，并非对付人民。

（十二）以“不征之国”为主导，结合市舶贸易，以朝贡贸易体制，建立和平的天下秩序。郑和下西洋不建立殖民地，只维护海上航线安全，并以“兴灭继绝”原则协助邻邦。处理安南之交阯建省与独立，抗倭援朝等均为重要的事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不征之国”是指不侵略邻国，不干涉其内政；“朝贡体制”以经济互利，维系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其所建立的和平天下秩序，可为今后世界新秩序的借镜。

存在的歧见：评价问题

（一）厂卫特务政治之害是否被夸大。锦衣卫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特务机构，锦衣监察包括秘密监察，它在人员编制、监察范围、逮捕程序，乃至后期定案等方面，都受到具体的制度约束。锦衣校尉滥用侦查权的时段，往往也是上述制度约束被破坏之时，比如英宗时期的无条件信任，正德、天启朝的一人独享多项大权等。锦衣监察及后来合一化的厂卫监察，针对的对象都是官僚集团，而非平民百姓。恶名之权宦正统王振不过5年，正德刘瑾3年，天启魏忠贤6年。

（二）文字狱是否存在。洪武文字狱的记载明显夸大，甚至互相矛盾。后世有关洪武文字狱的大部分故事，来自《朝野异闻录》和《闲中今古录》一类的野史。现代明史专家经过对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发现洪武文字狱确有其事外，也从这类野史中发现不少杜撰的故事。尤其是在明代中晚明，出现了肆意篡改书籍的风气，导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添油加醋，陈学霖认为：“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史料不宜轻信”，但的确明初有不少人，如高启曾为魏观撰写《郡治上梁文》，其中“龙盘虎踞”等句触怒朱元璋，一并被腰斩于金陵。王彝等文化名人亦惨遭杀戮。

此源于士人对大明开国并不拥戴，拒绝出任新朝官职而引发之文字狱，乃有明太祖《大诰三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明代中期以后文网甚松，出版发达并无文字狱事件。

（三）针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停滞论。对于1950年代以来盛极一时向“停滞论”宣战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述，西方学者甚不以为然，而于1964年9月6-12日在英国南部Oxfordshire，由《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主办“中共史学研讨会”，评论资本主义萌芽，其结论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

不赞成明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乎是西方史学界的共识，连美籍华人学者大多也持这种看法，黄仁宇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余英时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文中说：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产生不了“资本主义”。

有学者说中国社会经济是“不充分发展的发展”，有人说中国社会经济只有量变的“成长”，没有质变的“发展”。1970年代，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更提出，前近代中国农业虽高度发展，但其收益被过多的人口所吞噬，造成“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因此，只有引进新技术和投入更多的资金，才能打破这个停滞的恐怖均衡，跳出陷阱。无奈当时的中国自满于内部的繁荣，对外采闭关政策；明清之际基本上拒绝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

最近清华大学的管汉晖和李稻葵，估计明代大多时间整体经济增长并不快，平均年GDP增长率为0.29％；总经济规模虽有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基本维持在8公石(521公斤)小麦上下；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比约九成左右，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未突破20％。1520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积累甚至变为负数，低的积累率说明经济中的剩余非常有限，结合明代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当时的经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之中。这虽修正了伊懋可的说法，大致仍呼应了新停滞论。

明帝国虽有商品经济与启蒙思想，但相较于西方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等近代文明新发展的历程，明朝相对来说是停滞的，是没有自力救济能力的。这意味着传统的内变只有靠外力介入，输入新科学、新技术、新的经济体制，中国才可能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进入近代社会。1970年代以来，这种新停滞论几乎成为史学界的主流。台湾中研院1977年举办“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与会的中外学者几乎一致为“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注解。

大陆学界在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萌芽论”逐渐退场，而由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取代之。许多学者的论调已逐渐向西方靠近，连撰述总结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吴承明也不再提资本主义萌芽了。最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对晚明社会转型的集体研究项目，以及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皆以“重新肯定明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发，“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研究明代后期的社会变迁，并提出所谓“时代变迁史”的概念。

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实际上，书中虽有资本主义萌芽式的陈述，却不见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应有的辩证，未能产生重新肯定资本主义萌芽的预期结果。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原因，一般仍以明清改朝换代来解释，而归咎于清朝的政策；这并没有脱离过去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窠臼，也不能解决理论的吊诡：何以在晚明已出现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的面向，经过清初的沉寂后，到清中后期还是重新展露新芽；显示到目前为止，对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调，尚未出现强有力的反击。

（四）明代后期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黄仁宇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已展开的情况下，挟轮船和新式武器，以技术补助长距离之不及，以极紧凑的组织克服数目上的劣势。他认为中国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把资本主义误解为“有好几多人赚了很多钱”。他认为明代没有什么新生事物，因此不能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提并论，他进一步主张，晚明是“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但许多学者认为黄的说法受到“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c)的影响。

晚近以来，傅衣凌、杨国桢与陈支平运用1970年代西方学者解释工业革命前欧洲社会经济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来检验明代的中国，认为尽管没有显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却也是一场中国式的“原始产业化”和“传统内变”。另外，王国斌、彭慕然等虽未直接触及黄仁宇的理论，但他们主张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水平相差有限；意味着他们不完全赞成黄氏的说法。

徐泓：《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

一些关注明代后期社会与文化的学者，则以实证研究阐明晚明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发展；参与《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的9位作者中，有7位从各个面向论述晚明的思想、文学、科技、文化与社会风气、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学者卢兴基，则以其1930年来研究晚明文学与艺术累积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但他与许多研究明史的学者一样，把这个自“16世纪开始的启蒙，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与西方同步，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运动”夭折的原因，归咎于清朝的统治。这似乎与一些学者，如岛田虔次、沟口雄三，认为晚明发展的近代思维受挫于清朝入关后的文化政策，前后相呼应。但这个解释似乎仍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结语

正如许多学术论争一样，论者常因时、因地、因人而采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空也可能采不同看法，做出不同评价。尤其像明代这么复杂多元的转型时代，新生与旧有的事物杂陈，更容易产生不同的评价。

清朝初年，满清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当然要贬低明朝。清末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就强调明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功。民初国人为图富强，以为追求近代化非与传统割裂不可，于是晚明反传统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及其作品备受赞扬。国共斗争时，明朝政治又被赋予现实的政治意义，被反国民党人士视为特务政治的典型─朱元璋，说成是蒋介石师法的典范，而屠杀士人臣民的刽子手─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也因此被比附为中共红军。但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就提醒吴不要只批判朱元璋，也要注重朱元璋的开国创建明朝，恢复生产力之功。

中共建国之初，为加强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围堵，强调传统中国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没有外力的帮助，仍可自力更生，在明清时代已有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了。而1980年代以来，尤其到21世纪初，一向看衰中国的西方学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崛起，国际地位日渐看涨；于是一直饱受恶评的明代翻了身，晚明的中国被认为是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那时的江南经济发达、文化优雅，是令今人向往的生活时空。

*感谢作者和刊物授权发布

*本文原刊于《观察》杂志2023年6月号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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