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我看周实《李白》

你们好！寄来的两个短篇和巨著《李白》均已收到。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专心读《李白》，一切应办的事均置之脑后。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读过小说了，特别是历史小说。小说确实很吸引人，我努力调动我的记忆，有时查翻一下《资治通鉴》，有时也再看看手头的《唐诗三百首》，比如高适，以前就从未注意过他，看了小说，才对他产生了兴趣，读起他的诗来也别有一番感受。不过，《唐诗三百首》介绍高适时说“适年五十始为诗，每一篇出，为时称颂”，小说中写他与令狐兰成婚时年刚四十，当时已很有诗名，不知事实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类历史文化名人的小说到底该怎么写，实在是个太大的问题。自《曾国藩》窜红后， 此类小说越来越多。我最怕的就是出了一些诸如各名胜点一样的“假古董”、“假古迹”，败人胃口。

所以此类作品大都不看。不过《李白》确实吸引人，我一口气读完，除个别地方不大喜欢外，整体上是贯通的，有些地方很细腻，有些地方很有现实感。

属于虚构、想象（真正的小说）的地方当然一眼就能看出，但某些人物场景的聚首总得有些史实，因为这些早已为人所熟知。

可见你们是下了极大的功夫，不如此很难把只言片语的索引演绎成小说中的情节。

再比如长安、洛阳、开封、金陵、襄阳、太原等地我都去过，读过小说，非常惊讶对那里的地貌人情的描述，甚至怀疑为了写这部小说你们专程去这些地方看了看（就是专程，如果没有作家的眼力，也会一无所获）。我在西安住了十多年，小时候，长安鼓楼上“文武盛地，声闻于天”的巨匾就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在小说中又读到有关它的传说，而这传说正是我儿时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故事，所以倍感亲切。顺便说一下，“文革”前夕，我是亲眼看着一些人把这两块巨匾从鼓楼上卸走的，如今不知它们藏身何处？还有大雁塔，如果没上去过，恐怕就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七层楼塔，木阶梯，随便就登上了塔顶。塔顶闷热无比，哪有‘大风不休’？”也许你们那天登塔恰好闷热无比。我曾上过无数次大雁塔（最早不收门票，后来是两分钱一上），如果在秋后，也偶有“鸟飞平地，大风不休”的感觉，至于高耸入云之类的说法自然是诗人们的夸张。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应该有一套书，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的。读周实的两个短篇，觉得他理念上的意向很明确，看似在写古代的酷刑，实际是说在中国行事之难和下场之惨烈。不过，放在这部百多万字的长篇里，任何理念上想确定的东西都会被消解掉。

在李白这个人身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道德价值判断都无济于事，这才是真正的真实性，也是真的李白。他纵情于山水、美酒、官场和女人，还有得道成仙之类的追求，一切看似矛盾的方面又如此统一地集中于一人身上（其实杜甫、高适也大体如此）。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龚自珍评价李白很到位。——转自 李美歌，吹笛注。）这也就同时形成着中国文人，包括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性格，在我们身上，多少都有着对官场、美酒、女人和归隐山水的追求。小说写了那么一大群最为著名的诗人在官场的厮混（甚至卑躬屈膝），这不能不让人想到——

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是与这种不断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尔（CP·Bourdiu）认为，文化资本的体制状态（社会认可、维系的方式）是最重要的。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完善这种体制状态是至关重要的。

（当代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尔（CP·Bourdiu）认为，文化资本的体制状态（社会认可、维系的方式）是最重要的。意思大约，1.文化资本的体制状态——确立知识和知识人被社会认可的标准，知识和知识人地位维系方式，它们是决断于体制？还是超脱于体制？2.文化资本受制于“体制”——知识人以体制为进退、知识依官方来维系——的状态是最重要的。3.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强化文化资本的体制状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传统中国社会只有“体制内外”这样一条认可标准，也就怪不得那么多好诗人都想获取社会的承认（无非功名）了。我们现在，文人的命运以及是否能在体制外获得另外的标准，依然是问题。李、杜等大诗人都以写诗为“余事”，认为自己真正的本事和抱负在治国安邦，这种“文化拿来作为体制内认可、官方承认之资本的状态”是中国知识和知识人之大不幸！——吹笛解， 2019.4.17.）

小说概括了读书做官的三条路（科举、制举、荐举），就是到了今天，仍不出这三条路，而科举看似最民主、最公开、最合法，但又很难选到真正的人才，正如今天的考试一样。中国是人治的社会，所以荐举（也可以演变为拉关系、走后门、买官之类的事）一直是暗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一条途径。李白等名人都想走这条路，都想遇到“伯乐”，可是直到他死后才等来那张“左拾遗”的纸文，可见“伯乐”难求，可见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想进入体制之难。

社会只有“体制内外”这样一条认可标准，也就怪不得那么多好诗人都想获取社会的承认（功名）了。

认真想想我们现在，真正的“进步”也许就这么两条，一是藐视或不屑于告密，二是至少有相当的人藐视或不屑于官场。这一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读小说时，我就常想起——

文人的命运以及是否能在体制外获得另外的标准的问题。李、杜等大诗人都以写诗为“余事”，认为自己真正的本事和抱负在治国安邦，这是中国之大不幸！

从诗人纵情于山水、美酒、女人和对得道成仙的追求，自然又联想到浪漫主义精神。最近，周辅成先生在谈及即将出版的《许思园文集》时，曾专门提到许思园专论李太白精神的文字，说“李白确似不曾接受中国文化传统，他的精神，类似西方精神，而作者以浮士德精神称之，使我们对李白的了解更深入一步。”（《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３９页）但在我看来，李白精神却是一种与浮士德精神全然不同的，真正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李白身上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我们似乎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浪漫主义——

一种是以卢梭为代表到黑格尔集大成的浪漫主义哲学，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另一种是诗人在个性、风格、想象力、宗教情怀和处世方式上的不同凡响。就一种对人生哲学的理解而言，李白应属于后者，而另一位大诗人歌德则属于前者。浮士德精神的核心是相信历史、指向未来。

关于这种精神，宗教哲学家洛维特曾有过一段说得很透彻的话：

“但是，在斯宾格勒试图更详细地规定‘命运’的地方，他却与自己的循环观念相矛盾，引入了一个‘历史的’、指向未来的时代概念。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就是‘未来的意义’，它应该是浮士德的灵魂所特有的。他远远没有以古典的无所谓态度承认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像尼采那样教导说，人们应该欢迎和热爱命运，以便自愿地去实现命运。没有一个古典作家曾经想到过，人们应该选择和欢迎命运。因为要么命运事实上是一种必然性，从而没有必要对此做出‘决断’；要么它是一种自己选择的规定性，从而也就不是无情的宿命。斯宾格勒并没有解决自然宿命和历史决断之间的矛盾，他甚至也没有对此提出疑问。他的激情来自于把追求其各种可能性尚未显露的未来的意志，与接受一种固定的结局混为一谈。”（《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７年出版，16-17页）

斯宾格勒在这里遇到的（自然宿命和历史决断之间的矛盾）麻烦也就是浮士德灵魂所带给他的麻烦。但李白却不同。

在李白那里，看不到对“各种可能性尚未显露的未来的意志”的追求（而这恰恰是浮士德精神的灵魂所在），也不会受到有关必然、客观、进程、进步之类的历史概念的困扰。

李白崇尚的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随心所欲的、无所谓的在世态度——尽管这种无所谓是被迫的，是死也不甘心的。“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话是这样说，当然心中还是自诩为“大鹏”，不过这“大鹏”与“历史的决断”是毫无关系的。

李白的浪漫更多的源于他对道家自然自在精神的推崇。

而关于“道家自在论”，刘小枫又有一种观点。在为《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所写的“中译本导言”中，刘小枫说：

“希腊宇宙神学、《新约》末世论和道家在世论才是历史神学和历史哲学的大敌，道家在世论否定儒家的历史道义论，转向个体的生命时间，才与洛维特的心性所向相契。”“儒教和犹太教的历史思想是古代的证明，近代历史哲学的真实根源，并不在基督教《新约》末世论，而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以及《旧约》历史神学的精神资源。洛维特突出的历史与自然的对立，实质上是古老的儒家历史神学与道家在世论对立、《旧约》历史神学与《新约》末世论或希腊在世论对立的延续。”

我虽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把这种对立看作是——

李白精神（道家在世论）与浮士德精神（源于《旧约》历史神学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的对立。 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很想把浮士德精神引入中国，也无非出自一种对历史进程、历史目的的确信（还有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这也就为马克思主义（别忘了马克思是犹太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准备。

许思园先生１９３３年就可以用流畅的英文写作《人性及其使命》，却不知为何要把李白精神等同于浮士德精神。也许这里不但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冲动，也有个性之伸张、超越现世的对灵异世界之追求的冲动，他是想把这二者统一起来。可见在任何理论的表述后面，人受着更深层次的心态或体验结构的支配。

说了这么多，再回到小说。我觉得，小说诱惑人的地方太多，也使得你们不得不顺着线索走，于是使得该集中的问题反倒显得松散——

历史背景不能不交代，每首诗作的背景和环境不能不交代，每遇一人，此人的来龙去脉不能不交代，这些东西又共同构成为李白的人生，所以确有很让人为难之处。

李白的一生差不多就是从开元、天宝到安史之乱的中唐历史，所以——

读着读着，我有时已忘记了我是在读小说还是在读历史讲义。我当然希望它是真正的小说，凡小说中真正属于虚构、想象的地方也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由此，史料上掌握得太多、太细，反而可能败坏小说的品格。

就小说而言，李白与令狐兰的感情纠葛是最感人的。这种感觉正如我以前读《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总希望小说尽快回到安娜的命运和性格冲突上来。读到《李白》，也有类似的情况，令狐兰一出现，人就真正进入了小说的语境。李白一家（许夫人、小女平阳）在洛阳与令狐兰的重逢是最精彩的一段，比李、杜二人在洛阳的相遇相知要感人得多。我甚至想，如果不按时间（历史）顺序写，就从李、令在洛阳的相遇写起，加上回忆，横向展开，在感情、心理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不知效果是否会更好，或者说更像小说。我不知道李、令二人的感情纠葛在史实上是否有据， 但作为小说，它应该是主线，这其间也加杂着李白与其他几位妇人（玉真公主、许夫人和宗夫人）的关系，加杂着李白看似不近情理的对儿女的漠视，这里真正涉及到对人的感情世界的探究。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无西方那样的超验之维，得道升天之类的事大都出于世俗的考虑，如长生不老等等。但小说中设计了李白与元丹丘关于玉真公主的一段对话，涉及到世俗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关系，这很引我注意。若李白与令狐兰的关系也能从世俗的层面上更多的发掘精神之源，一定更吸引人。

总之——

一个感情（在玩妓成风的背景下），一个家庭（在长年游荡的背景下），一个入世与出世的得与不得，这恐怕是我读完《李白》后最有所感的地方。

如果——

再加上理性的分析，则涉及到上述如体制内外、社会认可的标准、对文人性格的塑造和有关浪漫主义精神等问题。

这些理性分析问题，眼下我只能简单的说上几句，也许不知什么时候会重新提起，再回到这本书上来。

另外，对《李白》，我最不满意的有两点，一是那些神神鬼鬼的事，还有法术了得之类的话，不管李白或当时的人多么相信，我总是很反感；再有一些类似于旁白的话，常起到把人从小说中强行推出的作用，这也不好。第一部最后讲到罗公远的法术（还有叶法善驾祥云之类的事），我就毫无兴致。但说到罗公远的“蜀当归”三字的会意，再想到安史之乱时，书中说：“人要是都有罗公远道士这先见之明的本事，世界就不会有错误存在了。”这“错误”二字极不妥当，特别是与“预见”之类的事联系在一起，就更无“错误”可言。类似的地方还有，如“历史的教训应该记取”之类的话。这样的意思不能明说，最好让小说透露，而且透露的一定丰富。这些都是我的一孔之见或个人感受，仅供参考而已。顺致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