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学者能被称之为“儒”的，必是大家。而钱穆先生被赞誉为“一代通儒”，可见其在史学研究上的功力登峰造极，他学识博达，一生著述八十余部，可谓高产。

这本《中国历史精神》是由钱穆先生的讲演整理而来，书中内容通俗，叙述清晰明了，虽没有大篇幅的史料作为佐证，但与《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思想史》等书中观点同源同根。

读过《中国历史精神》，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部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或者说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最该先读的书。如此，在史学精神和方法，研究方向和角度，史学内外的辩证关系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由此，史学新手可以快速入门，入门者可以梳理脉络。

《中国历史精神》分为七讲。先讲了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这是七讲的总纲，又讲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以及道德精神，这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六个方面。这“一讲”和“六讲”的关系好比武林高手的内功和六个绝招，内功要深厚，绝招要高绝，才是武林强者。

研究历史可以遵循同样的道理。首先得有“内功”，就是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其次还要有“绝招”，就是中国历史的六个方面。倒不是研究任何历史都要遵从这六方面的规矩，却要符合总分的逻辑关系。

招式千千万，最重要的还是内功。钱穆先生的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是何面目呢？且一一道来。

1、历史是什么？

钱穆先生把历史分为三个部分：历史本身、历史材料和历史知识。

从本质上讲，历史是人的一生，是人的全部一生，是全部人的全部一生，历史是全部人的全部一生的经验。历史本身指的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历史材料是什么？前人以文字的形式（比如甲骨文）、图画的形式（比如图腾）、传唱的形式（比如藏族史诗《格萨尔》），或是其他形式，将历史保存下来，这些“形式”就是历史材料。

历史材料的作用是让后人可以据此回溯过去，借鉴过去的经验指导现在、预测未来，这里具有一个加工的过程，而经过加工的历史材料就是历史知识。

2、明确历史上的“时间”属性。

历史上的时间与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时间有所有不同，弄清楚时间的属性，有益于明确历史研究的初心。

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意味着研究历史研究过往的人生经验是毫无意义的；在这方面上，钱穆先生却认为历史上的“时间”具有绵延性，是“凝然常在”的，因此研究历史也就具备了现实意义。

时间具有三个属性——过去、现在和未来。钱穆先生认为历史上的“过去”并没有过去，而历史上的“未来”又早已来到。用读书作比：因为在历史的“过去”存在“书”这个概念，才让人能识别出“读书”这个举动；而在历史的“未来”中，正是延续了现在的“读书”动作，才有“读书”这个动作在未来的延续，即未来读书这个动作早在今日或者昨日就已经存在。

明确了历史上“时间”的属性，才让历史有了现实意义。

3、什么是史学精神？

学史不是为了学习历史，而是为了到历史上寻找和借鉴解决现在问题的经验。但是，以史为鉴并非简单的照搬或是拿来主义，也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断章取义。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曾经为了特定的目宣传了一些“合适宜”的口号，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做了论断，当代人深以为然。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

钱穆先生抛出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疑问，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思考，潜在地驳斥了人们对历史在特定时期的错误观点，也为后面六讲埋下了伏笔。

那么，究竟什么是史学精神？中国历史最悠久，内容最广博，时间跨度五千多年，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历史材料最丰富。研究历史先要知道历史、了解历史材料，通过解决问题获得历史知识，运用符合中国实际的标准，理性客观公正的评述历史。这就是史学精神的含义。

4、史学方法有哪些？

钱穆先生讲，研究历史有两个要点：“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

在这个观点的论述上是辩证的，是变化的。一方面，带着现时代的问题去过去时代找答案，这是理论联系实际；另一方面，现时代和过去时代是始终随着时间轴向前发展的，是变化的，是与时俱进的。

研究历史，就是从这两点出发，学习历史研究现代，最终落实在现代。研究历史又是变化发展的，当代的现代问题和唐代的现代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比如同样依据

秦时的历史解决问题，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别的看待西方历史研究标准或范式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限制。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的又有所不同，中国历史时间跨度大而西方历史小，中国历史研究的样本充分而西方不一定充分，用西方历史研究的标准或范式框定中国历史研究，不免出现大脚穿小鞋的不舒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