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一

中文里面常有“先见之明”的说法,模仿这样的语式,英文中的“hindsight”一词大概就应该对译为“后见之明”了。美国哲学家阿瑟·丹图(ArthurDanto)分析历史学研究的特点,就专门拈出这一点来大加发挥。其意若谓,我们在理解和表呈历史时,常常会用这样的表述方式:卢沟桥枪响,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然而,对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来说,尽管人们对于实际发生的事件并非一定就完全缺乏先见之明(比方说,就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1935年起,清华大学就将许多最为珍贵的图书材料和仪器设备运往南方,从而为后来西南联大的辉煌打下了一个方面的根基。那时候,许多人就已清楚地意识到,中日之间在数年之内必有一战),可是,“八年抗战”这样的说法,却是只有结合了对于事件过程和结局的了解,才能够说得出来的。

后见之明是历史学的一个优势。我们常说,事情总要过了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其中至少有一个缘由是,只有过了一定的时间段之后,各个方面的、不同角度的材料呈现出来,我们才可能避免那种只从当下的、单一的角度来理解事件时所受到的限制。然而,“后见之明”也未尝就没有它带给我们的盲点和欠缺。因为了解了事件的进程和结果,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往往会带有一种目的论的眼光,把和事件相关的过往所发生的一切,都看作是一连串导向最终结局的链条。只有将它们视作链条中相互关联的各个环节,事件过程和环节本身才能够得到真切的理解。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忘记了,历史过程并非就全然注定了在其各个关节点上是非如此不可的,各种可能性总是在任何时刻都向人们敞开着,而且,最终变成为现实的虽然绝对不会是不可能性,却也不会是只此一种的可能性。真要是那样的话,那种可能性就成了铁定的必然性,而历史事件的各方当事人就全然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所谓“自由”,就不过是一种幻象而已。其实,最终成为现实的,只是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还不见得就一定是其中最大的那种可能性。

学术史的考察,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后见之明”的左右。康德自称是进行了哲学史上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后世大多也是这么来看待他的工作的,因而才将他的体系视作是进入哲学之路必经的桥梁。可是在当时乃至后来,也有不少人用的是别样的眼光,将康德思想分解为各项元素,分别对应于休谟、莱布尼茨乃至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等等,如此一来,康德思想中他自认为和别人也照此看待的原创性,就变成了不过是对前人思想要素的成功组合而已。维特根斯坦也享受过同样的“待遇”。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前人思想中的那些因素是否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或者,更进一步说,即便那样一些因素并没有被忽视,至少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也因为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而大为不同了。这样的变化,至少就从一个角度表明了,他们的工作绝非可以简单还原为此前哲学史的种种成分,而是具有其改变了哲学视野的创造性。另外,这样的情形也提醒我们,在集中了过往众多第一流头脑的智慧的问题领域,思想家的工作大致并非横空出世,而往往是其来有自。在我看来,这样持平的看法大概更加可靠一些。

二

沃尔什(WH.Walsh)的《历史哲学导论》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是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语境下,这已经成了两个同义词了)领域中人们不可轻易绕过的名著。中文版在问世十余年后,又有了经译者再度校订的新版。此书引人注目的一个缘由,在于它的学术史方面的价值。

许多年以来,人们要描述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在20世纪(准确的说法应该是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段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大都会说,那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衰落,以及分析的历史哲学之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对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加以解说:历史一词在中西文字中都有两重涵义。前者指的是过去所发生的如此这般的事件、过程等等,后者指的是对前者的记载、整理、考订、编排等等。如果说前者大致等同于我们常识意义上所说的客观的历史过程的话,后者就是历史学所要做的工作了。对历史的理论思考,在第一种涵义上,指的是对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思,是企图了解历史过程的规律、目的、发展动力、意义;在第二种涵义上,则是要对历史认识、历史解释的性质加以反省。沃尔什最早提出以思辨的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二分法,来把握这两种不同层面上的理论反思。这在后来变成了一种通行的说法,仅此一端,就足以表明此书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

与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二分法相对应,《历史哲学导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后面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中,沃尔什处理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论题,分别点评了康德、赫德尔、黑格尔、马克思、孔德、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他在将思辨的历史哲学定谳为完全错误的思路的同时,又作了这样的断言:只要“恶”被看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这种类型的历史哲学就总是会出现的。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精彩而又发人深省的论点。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康德“非社会的社会性”和黑格尔的“理性的狡猾”,都是想要说明,每个历史当事人在追逐自己的目的和一己私利(而那在道德上往往是非常可疑的)的时候,同时也就成了某一个更广大的目的(康德的“大自然”或黑格尔的“理性”)赖以实现自己的工具。恩格斯所说的恶劣的情欲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思路。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才会把自己的历史哲学说成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神义论。因为,从这样的视野出发,人世间所有的邪恶因其构成了合目的而又合规律的历史进程的必要环节,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沃尔什大力肯定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取代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然而,从他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只要历史解释中还存在着无法被当事人各方的意图所充分解说的事件进程和结果(亦即所谓的unintentionalresult),思辨的历史哲学所着意要解决的问题就无法被一笔勾销,它就依然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

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历史哲学取代了分析的历史哲学而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我们也可以试着将此种效应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广义而言,比如说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思想观念,都既对史学理论、又对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当然都可归入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之列。而从较为严格和狭义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界定为,在专门的史学理论领域中得到发展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理论取向。

从这后一种看法出发,就可以说,以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HaydenWhite,Metahistory)一书问世为标志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乃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主要形态。一方面,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过程本身不同,叙事主义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以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两个阶段的话,倘若说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前一阶段的问题,则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关注的则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

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历史学家在收集、考订史料,提出历史解释的基本框架之后,最主要的工作就完成了,剩下来的任务无非是将研究的成果写出来而已。传统所谓的文史不分家,在很多人看来无非是说,史家如果在写作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时候能够有些动人的文采就再好不过,省得落下孔夫子所说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结果。叙事主义的一大洞见,就在于看到历史写作的性质没有这么简单。历史文本因其使用的承载工具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就具有了文学产品的特性。一个彰明较著的例证就是,看似由可靠的史料、客观中立而不带个人色彩的方式写就的历史文本,其文本整体所具有的某些特质,绝非构成它的对史实的单个陈述所能具有。分析的历史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多少有些陷入了回报递减的窘境。叙事主义却因其转移了史学理论的关注焦点,带来了学术视野的重大变化而颇多创获,至今不衰。

海登·怀特之后,当前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素来就不是一个低调谦逊的人。在对待论战对象时,甚而常常有超出学术范围的严苛之辞。比方说,此公就曾经公开说过,虽然自己很乐于在学术会议这样的场合认识很多同行,却从未通过会议上的报告或讨论学到过任何东西。不过,安克斯密特对沃尔什及其他这本薄薄的《历史哲学导论》倒是青眼有加。在成为一等一的学术权威之后,安克斯密特一再声称,自己最好的书还是当年他刚出道时那本颇为遭人诟病的《叙事的逻辑:对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而在那前后他都明确地说过,其中最重要不过的概念“叙事实体”,来自于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中所提出的概念“综合”(即colligation,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此词也不妨译为“总括”)。

在沃尔什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要“通过追踪一个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内在关系并给它在历史的脉络中定位的办法来解释那个事件”,这就是他所说的“综合”。他又说:“历史学家的目的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

历史学家在讨论和解释过去的某个片段或者某个层面时,总是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7世纪危机”之类的范畴来表呈他的主题的,这些就是安克斯密特所说的他那脱胎于沃尔什“综合”概念的“叙事实体”。比如,就文艺复兴而言,它可以包涵许多单个的现象:绘画、雕塑或者作战的风格、对于人在此世命运的某种哲学、某种特定的对于政治和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些什么的看法。“文艺复兴”所力图作出融贯一致而又无所不包的解释的,就是1450年到1600年欧洲社会这样一些诸多不同的方面。可是,构成为叙事实体的历史文本,是由各个对于单个事实的描述构成的,然而,单个事实的准确及其表述方式的客观中立,并不意味着历史文本就能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比如,选择不同的事实陈述并将其构成为一个整体来解释文艺复兴,同样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图景,同样基于真实性无可怀疑的若干单个陈述,其基本蕴涵却可以大为不同。有的图景向我们展示的是古典文化的再生,有的图景铺陈的是中世纪后期文化在文艺复兴中的延续和发展,等等。这就是说,可以用来判断单个陈述的“真”“假”这样的范畴,则很难径直用在历史文本整体之上了。安克斯密特从“叙事实体”(后来他更倾向于换作“历史表现”的概念)入手所进行的理论阐发,使得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具有了更加密实的学术纵深。沃尔什虽则远远未能对“综合”之功用和特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却无疑是指示了这样一个用力方向的。

四

讨论历史哲学,总是无法规避沃尔什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既是最重要的而又是最棘手的”客观性问题。沃尔什对客观性的讨论颇不同于一般分析学派的路数,而是提出了一种配景理论(perspectivism,也可译为视角论)。

历史学家总是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具体处境的制约,而不可能成为一面对各种史料虚己以待的镜子,唯一的功用不过是考订其准确性和可靠性而已。这是比尔德等相对主义者早就反复论说过的。沃尔什也强调,史学家必定是从某种视角(他更愿意强调那其中最要紧的乃是对于普遍人性的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他将造成史学家之间意见分歧的因素总结为四类: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有关历史解说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以及根本性的哲学冲突。

我们可以说,任何历史解说都必然或隐或显地包含了历史学家对不同因素所赋予的不同等级的重要性。就此而论,沃尔什所说的历史学家无法摆脱这些造成他们彼此之间冲突的因素,就并非不可理解的了。只是这样一来,沃尔什所维护的客观性,就变成了“在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客观性。既然形而上学的和主观的因素无法取消而又无法在合理的基础上加以比较,客观性就只能是就某个视角而论的客观性。于是,照配景理论的思路,“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政治史的解说,将只对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效的;自由主义的解说则只对自由主义者才是有效的……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姿态来写历史;那就是说,来试图在他们给定的前提假设之内构造出一种确实是对他们所承认的全部证据都做到了公平对待的叙述。于是就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客观的和相对主观的叙述和以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写出的相对客观的和相对主观的历史著作。”这样一种配景理论视野下的客观性,也许在不少人眼里,已经完全无客观可言了,此处不遑多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主义的开山之作《元史学》的导论中,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历史文本构想了有关过去某一层面的历史图景和解释策略,其中包含了认知的、意识形态的和审美的三个层面的蕴涵。怀特进一步提出,人们写作什么样的历史,乃至于人们接受什么样的历史,取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在相互竞争的解释策略中作出选择,其最终的原因是审美的或者道德的。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这样的路数,虽没有否认、却实际上大大淡化了历史学家“技艺”这一历史学学术传统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怀特是以一系列的理论范畴和推演步骤达到他的这种结论的,然而,此种结论与沃尔什配景理论之间的近似之处,还是清晰可辨的。《历史哲学导论》中讨论分析历史哲学的主要论题(历史学学科特性、历史解释、历史中的真实和事实、历史学的客观性)的四章,文字不多,论点的表述也未完全展开,确乎只把自身局限在一个导论性的范围内。然而,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既延续和发挥了分析学派的基本思路,又确实表现出来了不少超出一般分析学派的观照面。安克斯密特后来评论说,沃尔什是最早脱离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窠臼的。照我们前面的说法,这一方面固然是有了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工作,藉着后来者在观察学术史时所具备的“后见之明”,我们才可能更多地体察到了沃尔什那些未经大力发挥、他自身也未必有太多要不同于分析学派的自觉意识的理论观点的可能内涵。另一方面,这样一些论点在较早时期的出现,确乎本身就具有了指引不同学术取向、转移学术关注焦点的潜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