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高考结束了，按照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计，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342万人，不可谓不惨烈。

但对广大考生及家长而言，烦心的事还在后面。

上个月，智联招聘针对2024届毕业生的一份就业报告显示：

今年普本院校的硕博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33.2%，较去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普本院校本科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43.9%）。

在财经类媒体中享有盛名的《经济观察报》做了一个头版头条的重磅文章，标题赫然是：

《研究生就业难于本科生》。

很显然，这篇文章直接把高考学子及家长们干懵了。一个显然易见又不可名状的重要问题涌上大伙儿的心头：

高考，还能给普通人提供阶层跨越、逆天改命的机会吗？

这个命题过于宏大，我们三天三夜都谈不完。但我们可以选择从某个角度探讨：

在“高考改变人生”的黄金时代里，佼佼者在大学生涯中学到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机会？

这方面，新东方创始人、2020年身家超过200亿元的俞敏洪，其实有很多话要说。

❶

已经过去40多年了，俞敏洪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高考的幸运儿。

尽管当时他考入了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最好的专业（西语系），但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高考经历：

过于崎岖坎坷，过于黑色幽默。

1962年，俞敏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葫桥村，他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生产队队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标准的农家娃子。

但俞敏洪有着谜一般的志气。

1978年，16岁的俞敏洪首次参加高考，报考的是69公里外的常熟师专，这很正常。

但俞敏洪报考的是该校的英语系，这就很不正常。

见多识广、作风强硬的俞母曾一再勒令儿子改报中文系，因为毕业了可以给单位的领导当秘书，快速坐上“升职器”，这不比劳什子英文专业强？

但自家儿子有自己的理解。

俞敏洪认为，自从尼克松访华后，报纸和广播上长篇累牍地探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未来的英语专业必定“大有作为”。所以，哪怕当前自己对英语的理解保持在26个字母的阶段，哪怕英语口语全凭自己琢磨…但未来可期啊。

于是，年轻的俞敏洪就这样顺利地：

落榜了。

原来，1978年的高考中，英语只是参考科目，如果选考的话，成绩以30%计入总分，但考生一旦报考，则需要满足单独的分数线。

这一年，俞敏洪的英语考了35分，英语最低分数线是38分。

第二年，“虚心接受意见，私下屡教不改”的俞敏洪奋发图强。他考出了55分的好成绩，但英语单科分数线陡然提到了60分，这是谁也没预料到的。

不，俞敏洪其实已经预料到了。

他在名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自传中说：

1979年1月中美建交，2月小平同志访美，3月中美直飞航线开通…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知道了，英语的前景看好。这让英语底子很薄的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和紧迫感，我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

既然不能利用“信息差”打开局面，失眠的俞敏洪只有沉下心来，用别人睡觉的时间死磕英语。

1980年第三次高考，俞敏洪考出了95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大学西语系录取。

（1980年，北大新生俞敏洪在颐和园）

很多年后，俞敏洪曾自嘲说，在漫长的高考经历中，他被英语专业伤得很深，但当时能坚持初心，主要也是没得选了，一大半的精力都用在了英语上，报其他专业感觉更亏。

其实，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他能通过广播、报纸，模糊地感觉到国际大环境下，学英语具有很好的性价比。但将来怎样吃上英语饭，对职业生涯的规划是什么…

他真的不知道。

若干年后，俞敏洪的一位老乡曾诗意化地概括了年轻人“急于改变什么，但又不知道后果”的决策行为：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❷

行文至此，如果你以为，本文是在灌输“考得好不如眼界高”，那就错了。

俞敏洪的精彩人生，这才刚刚开始。

到了大学之后，俞敏洪才发现，全班50个同学，除了他之外的皆非富即贵，各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还特么多才多艺…

激动之下，俞敏洪在第一个学期给同班的二十多位女生表达了善意：

他给每个女生都写了情书，然后单身了四年。

话说，谁看得上圡圡的、8个学期都是倒数第一名的俞同学啊？

大二时候，俞敏洪抑郁了，他休学了。

那时候，北大最diao的是中文系，而会写诗的中文系大学生，那一定是diao中diao。

懵懂的俞敏洪跟着大伙儿谋求诗意与上进。他住在北大校医院里，憋着劲写了600多首现代诗，遗憾的是：

一首都没发表。

但在这座医院，俞敏洪结识了一个北大的病友，并在机缘即会之际拜读了对方的诗，然后就默默地开始另谋生路。

他在自传中不无感慨地说：

看到查同学的诗以后，我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我也许具有诗人般丰富的情感，却没有诗人般优美的文笔。

俞敏洪说到的这位病友，就是79级北大法律系的查海生，其笔名为：

海子。

（我坚持认为，海子、北岛、顾城，是中国现代诗的巅峰）

见识过天才人物后，内心纠结已久的俞敏洪彻底释怀，三观有了积极向上的改变。

他认为，幸好有了高考，让他有机会在陌生的环境感受到认知的碰撞，并有了众多学习的对象。

既然自己不是幻想中的王，那就踏踏实实地汲取周围师生的优点、解读他们的想法，模仿他们的足迹。

正所谓“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人生中的所谓成长与机会，就是不经意地习得的。

这是俞敏洪从北大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

1985年，休学一年的俞敏洪从北大毕业并留校任教。如果套用现在的就业观，这是“俞家的坟山冒烟了”，得有多大福报才能在TOP2大学谋上编制内的工作？

但当时的俞敏洪萧索又落寞，因为全班50位同学，有49个都陆续出国留学了，他是唯一一个留在国内工作的。

这让一心模仿优秀同学的俞敏洪急了眼，为了追上全班同学的奋斗足迹，俞敏洪开始在校外搞英语培训班：

挣来的钱少部分补贴家用，大部分都存起来，为规划中的美国留学攒学费。

当然，风趣幽默的俞敏洪对培训班学员用的是另一个说辞。

俞敏洪说，其实他也不明白，北大西语系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去英美等国工作呢，是为了证明大家的英语说得比土著还好吗？我俞老师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托福培训班学员）身上，希望你们深入大洋彼岸，加大了解力度，深批狠揭。

俞敏洪还说，有一次，在美国留学的班长回国了，在北大餐厅与他吃饭，并对俞敏洪说了一个笑话：

知道为什么美国科技这么发达吗？因为那里的人有着国际视野，连三岁小孩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培训班的讲堂上，原本只想赚个留学学费的俞敏洪以幽默自嘲的授课方式、透彻易懂的应试思路深受培训学生的喜爱。

后来，新东方办出了多个分校，成为业内第一。

急于做大做强的俞敏洪深感人才匮乏，于是去美国会见了他的北大同学，邀请他们加入新东方，共襄盛举。

1995年，俞敏洪学生时代的班长王强、辅导员徐小平回国，成为新东方的两位联合创始人。

很多年后，在参加一期电视综艺性节目时，王强揶揄俞敏洪：

我也没想到他（俞敏洪）能发财，还开培训班，看他木讷的样子，我觉得他才是要被培训的人。

俞敏洪笑笑，不放在心上。

这可能是出于对优秀同学的真诚欣赏，也可能源于他自身的豁达品质。

很多时候，出身草莽、起点较低的年轻人对未来并没有太宏伟的规划，他们只是虚心地向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学习，然后笨拙地模仿，不知不觉间就把路子走宽了。

当然，“干中学”的俞敏洪可能也在打拼过程中强化了他的自信——他觉得在自己笨拙的模仿过程中，误打误撞地找到了自己的财富密码，以及自己的人生新道路。

他不屑于口头的争辩。

（参加节目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当时他们还没有散伙）

让我们回到俞敏洪挖到“第一桶金”的特殊时期。

开班第二年，俞敏洪开始用书包收报名费，而且一次就收了：

5书包。

这让北大外语系的领导很头疼。

因为当时的北大外语系也办了个出国英语培训班，可惜用得还是大学里“单词+语法+句法”的常规套路，讲授内容不太生动有趣，培训方法也不简洁实用，结果就是：

堂堂的正规军干不过俞敏洪的野路子…

众所周知，治疗头疼的办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如红皇后的口头禅一样：

Off with his head（砍掉他的头）.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是一个“善于解决提问者”的人）

北大外语系直接给了俞敏洪一个“警告处分”，并在学校闭路电视上循环播放。

据说，半个北大的学生都通过餐厅里的电视机得知，有个叫做俞敏洪的青年教师太不像话：

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 。

为了避免“吃饭砸锅、端碗骂娘”之类的虎狼之词，俞敏洪离开了北大，辞职单干。

但他依然对同学心存善念，对学校更是感恩。因为他明白：

如果没有突破高考的门槛，连普通话都说不明白的俞敏洪，怎么有机会来到群英荟萃的北大，与大家愉快地玩（xue）耍（xi）？又怎么有机会以北大的声望为自己的培训班背书，打开事业的最初局面？

2018年4月，俞敏洪以新东方董事长的名义向北大捐赠5000万元，为北大120周年校庆献礼。

他在致辞中说到：

此次捐资是希望支持北大外国语学院吸引和发掘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学者，让他们得以专注于思想和研究的发展。 同时，让具有突破性才能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优秀、最顶级的人文教育… 以我在北大学习、工作的亲身体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他还坦率地说：

既然自己不能成为思想的大厦，那么我愿意成为这个大厦下面的一块石头，让思想的大厦在北大的土地上更加稳健，更加长久。

（2018年，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向俞敏洪颁发“名誉校董”的证书）

❸

在社会学中，有一个叫做“社会关系”的重要研究方向。

通常而言，学者们按照当事人互动节点的层级，把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

例如所谓的“强关系”，是指双方通过长期的合作、交流建立起来的，双方之间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共同联系人，具有高信任度特性的社交网络。

社会学巨擘 Granovette通过小镇找工作的田野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弱关系”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篇文章被收录在《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一书中，成为弱关系研究的典范。

而国内社会学学者则更多地从国情出发，强调“强关系”对人际网络与行为者行为决策的影响。

例如费孝通等人认为，封闭社会中的人际社会网络存在着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边燕杰等人则揭示出，强关系对经济活动具有示范作用。

但社会学家对“强关系”的理解，与普罗大众对“强关系”相差甚远。

在无比油腻的成功学大师、职场大咖、某音博主…的理解中，“强关系”已经被粗暴地解读为亲亲相隐，说白了就是“有好处关起门来分掉，有坏事关起门来隐瞒”。

按照这个逻辑，为了挤入“强关系”的圈子里，讲格局、纳投名状、党同伐异…完全是可以接受，且应当大力提倡的。

例如，为了建立起“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C”的铁关系，就一定要从胎盘阶段就开始内卷，因为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会被低层次同学拉低档次。

如果考上了满意的大学，那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要忠心护主，容不得一点半点关于学校的负面报道，否则就是嫉妒，就是别有用心。

至于同学关系，一定要拉拢，仅仅因为“他们是你将来创业的帮手、搞关系的抓手”。

总之，无论是市井小民、海淀大妈还是大学里的骄子，对“强关系”的理解就是这么庸俗、实用，充满了狡黠的中国式智慧。

但其实，以校友关系为例，强关系对人的塑造，远不止蝇营狗苟。它至少可以产生两方面的强大激励。

打个比方，刘邦与项羽在起事前都看过秦始皇出巡的盛况，《史记》中是如此记载的：

高祖常繇咸阳，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首先，对于教育背景相似，学习生活环境相近的大学生而言，很容易产生“大丈夫当如此”的学习效应。

以俞敏洪为例，同班同学的独特气质、人生经历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让他明白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优秀的人，这么丰富的人生规划。

不说“境界提高”、“认知提升”这样虚头巴脑的话术，跟着优秀的人学习（考托福）、出国，想法受挫后开设培训班赚点学费，然后发现这才是自己的事业…这不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吗？

当然，你也许会说，不是同学也可以学习模仿啊，没上北大也可以考托考G出国，也可以开培训班啊？

这就不得不说心理学上的一个现象了，人们总是对“触手可及的成功”有着强烈的学习热情，而对“遥不可及的成功”缺乏长期的模仿动力。

试想一下，如果俞敏洪在1978年成功考上了常熟师专英语系，但大学阶段没有同窗有着出国留学的设想与尝试，他想出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如果感受不到“出国留学热”的威力，不理解考托学员的真实需求，毕业后的俞敏洪就不会认识到“出国英语培训”的风口，也不会意识到：

虽然自己是北大同学眼中“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人”，但我其实是一名“口才绝佳且重点突出的培训专家”。

很多时候，当事人成功的机会，出得很偶然，但其实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必然。

其次，正因为通过了九年制教育的残酷筛选，有心气的大学生都有着一股“彼可取代之”的模仿替代冲动。

俞敏洪开办培训学校的时候，出国热正值高峰。但即便如此，并不是每一所北京高校的学生都在忙着考托考G。通常而言，越是顶尖的大学，备考的学生越多，越是普通的大学，备考的氛围越淡。

社会学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这样的现象进行了解释：

并不是好大学的学生天赋条件、家庭条件更好，也不是普通大学学子的主观能动性更差，而是因为年轻人的行为与对命运的奋争，更多地取决于生活环境的延展。

例如，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因为较少见到出国留学的示范榜样，他/她即便在报纸、电视上了解到留学的好处，但很难下定决心、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承受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但对北大学生来说，每年都有很大比例的毕业生陆续出去了，他们留下很多考试准备的经验，面试签证的技巧，这些都是可以低成本模仿的。

更重要的是，学长学姐们留学之后的广阔发展空间，又反过来激励着学弟学妹：

都是考进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学生，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也可以复制啊。

在成功学的宣传逻辑里，这种最朴素的想法经过包装，就成为“走出决策舒适区”、“提高认知格局”之类的心灵鸡汤。

但成功学大师不会告诉你的是，大多数人成功的肇始，是因为他们近距离地接触了成功的典范，知道成功者的经历是怎样的，然后才有信心跟进，取得成功。

大师们更不会客观地承认，在分工、分层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真正“惊天骇世”的选择很少，大多还是当时环境下你能作出的理性选择之一，如果当时的环境没有给出关键信息（critical information）、重要转折点（milestone）的提示，你就很难找到成功的切入点。

其实，象牙塔里如此，草莽江湖亦是如此。

例如每个大学生在毕业答辩前夕都会意识到，中国几乎所有高校周边的打印店老板，都说着同一种晦涩难懂的方言。

是的，高校复印打印这块业务，几乎都由湖南省新化县的老乡们垄断，而地处湘中群山中的新化县，其实是一个极度封闭的国家级贫困县。

200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冯军旗因为《中县干部》一文为人所知，这篇25万字的论文中，列出了161个副科级以上干部的访谈实录，记录一个县城的机关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然鹅，冯军旗同学的毕业论文选的是另外一个课题“中国的产业扩散型经济是如何产生的”。

他以大学复印店的访谈调查为基础，描绘了湖南省娄底市下属新化县，如何仰赖血缘、地缘和社会关系，发展出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网络，并不断将该产业推至新的高度的。

这些产业的高度有多高？冯军旗把他的调查报告整理为论文《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时，一个数据尤其令人瞩目：

新化县常住人口不到百万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相关工作的高达20万。

访谈结果显示，新化复印打印产业的肇始，源于1960年新化人易代兴、易代育兄弟在四川涪陵偶然获得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两兄弟把这份手艺传授给了徒弟袁锡楚及徒孙邹联经。

改革开放后，新化县打字机维修厂任命邹联经为业务厂长，新化县的打印机维修业务进入产业化阶段。

新化人在维修过程中逐渐发现，当时的打印机品牌以美国（惠普）、日本（爱普生）为主，价格昂贵，还各种小毛病不断。但如果掌握了维修技能与备件网络后，打印机的日常运营成本将大幅度下降。

新化人邹联敏就形象地描述了他进入复印打印产业链的过程：

1992年我在广东开打字机维修店，最开始打字机上面的小滑轮（一种耗材）要去台湾调换，价格蛮高的。但后来过年时候和老乡说起这个事，发现什么型号、多少钱，他说都可以做。于是我鼓起胆子用3000块钱买下了一台多次维修的老旧打印机，开了第一家打印店。

新化打印店的优势是价格战，“复印5分、打印1角，量大从优”的招牌挂出来后，市场上的各路竞争对手根本无路可退。

而新化打印店的价格战底气源于两个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新化打印店最初的机器是二手设备，均来自于日本、美国淘汰的复印打印机，打印店老板都有一手维修的绝活——这是通过老乡介绍，拜师三年学到的核心技术。因此新化打印店的固定运营成本降到最低，很多时候就只有纸张的成本，外人模仿不来。

另一方面，在数十年的传帮带过程中，新化人拥有了“国际贸易+专业市场+专业店面”的完整产业链布局，在复印设备、耗材、纸张等环节都有垄断性地位。因而打印机及耗材的价格，对于外人是黑箱，但对于新化人而言是透明的，都可以拿到“成本+固定比例利润”的超低价。

新化人严格地维系“内外有别”的产业体系，固然与穷山恶水、人多地少的乡土格局有关，但也不乏灰色甚至黑色的代价——例如从八十年代起，几乎每一年，新化人都有因为在复印打印设备的走私活动而被判刑的。

这种类似于血酬的残酷现实，弥合乡土中国的潜规则，形成了打印产业链中牢不可破的“强关系”。

想像一下，如果你不是一个新化人，哪怕知道开打印店很赚钱，甚至清楚打印店设备与耗材的进货渠道，但你有信心把店开起来吗？

相反，即便你只是一个小学文化的新化人，哪怕知道打印机价格昂贵（上世纪90年代，一台全新打印机价格高达数万元），哪怕知道需要到外地去开店。但你还是义无反顾。因为你知道：

你可以从老乡那里买二手打印机，可以从师傅那里学到维修技术，还可以从新店所在的那个城市找老乡，解决店面租赁、进货渠道、第一批客源等问题。

毫无疑问，哪怕是在遥远的异地，但你的内心充满信心，相信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复印店老板多是新化人的秘密。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说过：

母弱出商贾，父强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

对社会关系（尤其是强关系）有着庸俗化理解的人，通常只把眼睛盯着前两句，哪怕是自家孩子去到外地上大学，本质上还是离不开私下勾兑的小心思。

但我希望一批批的高中毕业生保留着“家贫走他乡”的锐气，离开自己生活环境的舒适区，去更广阔的外地院校见到各种各样的同学，见证认知之外的可能性，在看得见成功的地方学习、模仿成功。

这份胆识与见地，才是当前环境下“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个时代注脚。

罗曼·罗兰说：

我欣赏年轻人哗众取宠的冲动，特别是在他们无足轻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