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基础问题之一。对此，经济史学者进行过多次讨论，形成了多种观点，有近代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外国资本入侵、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演变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等。总体来看，各种说法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展开的。

线索提出

中心线索是指导中国近代经济史整体研究的重要纲领，与中国近代经济通史的写作密切相关。1961年，严中平在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通史教材的编撰时提出，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但编写组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后来编写工作与主线之议被长期搁置。

改革开放伊始，李时岳提出以中国资本主义化过程作为论述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这自然包括中国经济史。同时，他认为应该重视洋务运动与资产阶级维新、革命的阶段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其后，吴承明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也有发展进步。因此，他不同意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沉沦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汪敬虞认为，李时岳提出资本主义发展为中心是基本线索的前进和突破，但并没能给出一个总的趋向和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他提出，在以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为中国近代史主体构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广角镜式探索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以下将这一观点简称为“汪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汪说”的提出，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代经济史更侧重于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诠释近代史的进程。此后，经济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讨论。

集中讨论

1989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推出“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笔谈，这次笔谈以“汪说”为中心，主要观点有同意、不同意和另提建议。

各位学者基本同意将资本主义发展作为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但笔谈中一方面质疑是否应将不发展视为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不同意见。李时岳反对“汪说”，认为不发展说是“沉沦观”的新形式，不同意“汪说”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定义。丁日初认为“汪说”把主线归结到不发展上面并不正确，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包括外国资本，应把所谓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国家资本，都包纳到中国资本主义之中。凌耀伦主张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为主线，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应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

此次笔谈中多数学者赞同“汪说”。王方中认为“汪说”至少在1927—1937年间是适用的。他指出，只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明确表示历史走向。马敏认为这一命题反映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走向，兼及了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面。杜恂诚认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更为重要，能够顾及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等更多非“纯经济”的研究。虞和平基本同意“汪说”，但是他提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完全表现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于“汪说”的看法。章开沅提出主线、主体之辨，认为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主线，近代经济史的主体则是长期滞留于封建宗法结构的农业经济。1949年以前，主线始终未能成为主体。章有义认为对落后的研究不等于沉沦观，要着眼于封建经济内部结构，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代鲁认为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为中心，辅以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和封建制破坏与保持，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全部线索；沈祖炜认为应以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线索；朱荫贵提出扩大中心线索的考察范围；马鸿谟强调了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的程度非常有限。

相关回应

一些学者没有参加笔谈，但通过著作和论文回应了这次笔谈。赵德馨主编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较早地表述了以经济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其后，吴承明认为应以近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趋向和主线。（《市场经济与经济史研究》，《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观点也反映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版）中。主线提出者严中平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1990年他致信汪敬虞，提出“回到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原则上去”，坚持以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和主线。

1990年汪敬虞回应了笔谈，认为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扩大到全国经济的广角，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一中心线索既符合主观认识（比喻为“糖葫芦串”），更切中客观历史（“葡萄藤”），这一线索“不但有内在逻辑联系，而且可以带动一系列的问题的重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此后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史通史论著中。

后续和前瞻

21世纪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通史论著多采用“汪说”。2000年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即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2002年汪敬虞更为鲜明地提出了用中心线索贯穿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机制及全面评估的研究之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其后，刘克祥担任《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的主编，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命题是这套专著贯彻到底的中心线索，是历史事实的抽象和长期研究实践的结晶。（《汪敬虞先生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特殊贡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尽管“汪说”得到较多认同，但仍有学者采用了其他观点，如2003年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明确提出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线索；朱荫贵承接吴承明的思想，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多条中心线索说。如赵德馨认为，“采用多条主线，就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经济演变的多种趋势，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从各个视角阐述中国近代经济演变过程”。（《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二三事——学习汪敬虞先生论著笔记》，《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0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朱荫贵亦赞成采用多条主线多种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认为这有利于探讨总结中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因编撰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教材而提出，20世纪80—90年代在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系列著作时进行了热烈争论，到了新世纪又产生了新的理论思考和著作。这一系列讨论主要围绕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各个方面，最终这一命题得到了较多学者的承认，但也产生了近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等观点。这一讨论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经济通史的写作，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信息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