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微观史学，指的是一种着重研究历史过程中的微小群体和个人及其思想、意识、文化、习俗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来阐释个人或群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式。“一般说来,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其最大的特征，一是注重研究局部，强调研究具体个案而反对进行庞大的宏观模式的建构，二是重视著述的叙述性，主张历史著作当具备很强的可读性，主张选择有趣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迎合读者群体尤其是非史学专业读者的要求。这种史学研究理论，从时间上看，处于由现代主义史学向后现代主义史学过渡的阶段；从研究理论内容来说，在纠正西方“新史学”弊端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与稍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因此在西方史学理论发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代表性。

一、微观史学的滥觞

微观史学的出现，与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引起的第二次史学危机有直接关系，该理论的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专门为解决这次危机而设。

早在18世纪，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巨大突破，文学领域包括历史学也出现相应的要求：如何将自身也建设成为一门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体系？为实现这个目的，西方史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是兰克学派。在兰克看来，要想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史学家本身就必须保持一种超然的客观态度，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任何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都会不自觉地受到自身所具备的政治、宗教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不偏不倚”的立场根本无法实现，因此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中指出，过去的一切历史著作都不可靠，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即是作者在写作之初就因为“现实目的的需要”而在潜意识中规定了自己研究所要得到的结论。因此，兰克认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历史学家“只应追求事实真相，不应褒贬是非”、“决不能心存实用的目的”。兰克完全否定历史研究对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将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等同的作法，几乎完全否定了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19世纪末引起了第一次史学危机。

为纠正兰克学派的不良影响，20世纪初以鲁滨逊为代表的一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提倡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认为历史研究应当重视研究规律、褒贬是非，并主张历史研究应当大量采用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方法和理论，遂出现大量新的史学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如社会科学史学、计量史学、结构功能学派、年鉴学派，等等。这些学派具有着很多相同点，如都强调“大叙述”，主张历史研究当以追求“带有普世性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为根本目的；又如在观察历史、选取研究对象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宏观历史，选择进行“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而忽视了研究具体历史问题，遂在纠正兰克学派的道路上矫枉过正，引起了新的失误：“一是过分强调超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片面强调相似程度较大的长时段和中时段，而忽略了对引起不同民族历史差异性的突发事件的研究，遂导致其研究对象和方式僵化，再加上因为缺乏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使其所得到的所谓“终极原因和规律”大多止步于感性经验（如规则和模式），最终导致新史学的参与者们自身在总结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规律等问题时莫衷一是，其结论“就象哥特式尖塔的艳丽窗花格或15世纪的窗户”一样纷繁芜杂。自身理论的不健全以及最终结论的自相矛盾，不仅使新史学各派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同时其自身也丧失了建设历史科学的信心和勇气，遂导致了第二次史学危机。

为重新使史学走上正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当时“复兴叙事史”和“新的修辞学相对主义”潮流的影响下，意大利的史学家们一方面有针对性地纠正新史学各派重视宏观历史而忽视微观历史的不足，另一方面为摆脱法、德等国对意大利史学的影响、重建意大利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在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维等学者引导下，率先采用一种新的“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即微观史学。在金兹伯格等人号召下，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大量关注突发事件，并由此以小见大，去解释某个具体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具备的诸如种族特征、文化趋势以及历史发展方向等问题的文章。在此趋势下，微观史学的影响也逐步扩展至整个欧美地区，在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都纷纷出现以微观史学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文章，微观史学遂成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的史学研究理论之一。

二、微观史学的利导价值

随着微观史学影响的扩大，西方社会出现了大量在此理论风格影响下完成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者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勾魂者：1786年中国的一场恐巫慌》（即《叫魂》）、格尔兹的《巴厘岛斗鸡调查》、罗伯特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等等，都是借助各国历史上发生的某个非常微小的突发性事件，对其历史和文化背景形成深入研究，并以此来解释不同民族、国家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这些文章，都比较深入地体现出微观史学对纠正新史学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出微观史学自身存在的不足。因为篇幅关系，仅以格尔兹的《巴厘岛斗鸡调查》和罗伯特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为例，来初步阐释微观史学对今天历史研究的利与弊。

作为一种较晚出现的史学理论，微观史学正是应对新史学关注的宏观叙事的不足而诞生的，故其存在无疑对补充和纠正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历史研究的理论缺陷有很大作用。具体来说，微观史学对历史研究的裨益之处主要有如下数条：

首先，微观史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观察对象的范围，开始真正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在微观史学之前，史学家们研究历史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般都坚持精英史观，即认为是精英人物的意志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西方的启蒙时代都是如此，史学家们关注的内容，多是其时的政治史和军事史，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文字来专门记录、研究普通大众的生活。20世纪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关于普通大众的资料流传下来，故史学家们在研究历史时，虽然也使用诸如账簿、书信、日记等新式资料，但能存留于后世的此类资料的主人仍不能完全视之为普通大众，其人多为文化精英人物或经济精英人物，仍不能代表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群体，而微观史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格尔兹的《巴厘岛斗鸡调查》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巴厘岛地区最普通群众，其成分包括“有身份者”、平民、警察、商贩等，而罗伯特的《屠猫记》的研究对象则是处于社会最下层、占整个社会人口相当成分的“学徒工”和平民。因此可以说，微观史学是真正意义上首次把“群众”这个群体的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从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故微观史学的创始人金兹伯格在《乳酪与蛆虫》的序言中，自豪的地宣称：“人们常常忽视最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对这些细节的研究往往可以得到从宏观的角度所得不到的有价值的东西。”认为普通人的资料对史学家们研究历史而言，其价值就像“断了的树枝、粪便、毛发卷曲的羽毛和停滞的气味”等对猎人追捕野兽一样重要。

在微观史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逐渐摆脱传统史学那种只知道研究“帝王们的丰功伟绩”的作法，“越来越多的转向那些被前人置之不理的、丢弃的、甚或是完全忽视的问题”，开始加大对普通群众阶层生活的关注，并开始以此来认识不同民族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特点。

其次，微观史学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西方新史学以来，因过分关注宏大叙事而造成的历史研究的僵化状况，推动历史研究的自由风气。

正如唯物史观所言，人类历史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也绝非是在同一个模式发展下来，而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结合，在遵循“由低级向高级持续发展”这个终极方向的道路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也有可能会因为某些特殊情况在特定时期呈现出各自的特异之处。史学家的任务，固然要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规律和根本动力，从而为当世的各项需要服务，但同时也要承认和了解不同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之处。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过多地关注建构“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而忽视对具有特殊性的研究，实际上是将“作为个体应有的性格和精神被某种统一的身份特征所掩盖”，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不同地区、不同部族自身的特殊之处，非常不利于读者了解不同的历史，而微观史学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在《巴厘岛斗鸡调查》中，格尔兹通过详细讨论各个阶层巴厘岛人对斗鸡的热爱，以及对斗鸡行为存在的隐形意思的解释，最终得出结论：每个民族都有自特有的暴力爱好，对每一个巴厘岛人而言，“出现在斗鸡现场和投身斗鸡行为，都是一种情感教育”；同样，在《屠猫记》中，罗伯特也围绕18世纪发生在法国小镇圣·塞沃因（Saint Severin）的一次偶然发生的大规模屠猫事件展开调查，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表面上看，学徒们虐杀猫是因为自身糟糕的生活条件甚至不如猫，从而产生对猫的妒忌，其屠猫行为实际上是对工厂主的有组织的反抗，但在此阶级对抗表象下又存在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如猫被看成是“有魔力的动物”，而在某些宗教仪式中（如圣约翰受洗节）烧死猫可以“在此后祛除灾祸并获得好运”以及在民间传说中猫与女巫、偷情的普遍联系，遂认为“人们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唯一途径就是使猫残废，通过砍断它的尾巴、剪掉耳朵、拔光或烧光它的毛、折断它的一条腿等方式来摧毁它的邪恶力量”通过围绕某些突发事件展开研究，微观史学家们可以很好地揭示人类行为中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宗教因素，并以此来解释同一族群的其他行为，遂为全面认识和评价不同民族的历史创造了一条新的途径。

第三，因为微观史学在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的前提下，采用生动幽默的文笔进行叙述，其选择的个案也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此其文章的趣味性非常强，颇能吸引读者的兴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扩大历史著述的爱好群体、推动史学影响，作出了积极贡献。

微观史学之前存在的宏观研究倾向，多从大角度着眼，或采用“归纳——演绎”法，通过观察大量事实得出一感性经验，然后再借助事实来检验这种经验正确的与否，或借助社会调查，通过“平均”不同统计数字来得到作者需要的结论，这种作法得出的结论固然无懈可击，但也因为过多的罗列事实和数字，显得枯燥无味，而单纯的理论性文章更是如此，因此专业的历史研究文章在本专业人群之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市场，这无疑限制了历史学研究影响的扩大，而微观史学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宏观研究的这方面不足。

几乎所有的微观史学类著作在撰文时，都不约而同的采取相同的行文方式：于正文之始以讲故事的方式提出给自己的同样也是给读者的疑问。还是以《巴厘岛斗鸡调查》和《屠猫记》为例，前者首先介绍了自己发现的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在偶然被卷入一场斗鸡风波之后，作者在巴厘岛上的受欢迎程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之前其人被视为巴厘岛生活模式的“旁观者”、“一片云或一阵风”，但当其人偶然卷入巴厘岛的斗鸡者和警察间一场近似游戏的追捕与反追捕行为后 （斗鸡行为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但警察并不认真执行这条法律），发现岛民对其变得非常热情；后者则详细介绍了18世纪法国圣·塞沃因小镇的虐猫行为，发现其参与者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虐猫手段繁多等情况，这些史事都向读者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而引起读者深入阅读和了解的兴趣。

除这两部著作外，其它一些代表性的微观史学文章也大多采取这种撰述方式，如孔飞力的《叫魂》以18世纪中国因剪辫子行为而引起的社会性恐慌开端、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以16世纪对一位磨坊主的宗教审判记录开始，等等。这些文章的作法，都很好地解决了宏观叙事过分关注大建构而忽视历史突发事件的弊端，可以很好地引发读者的兴趣。

三、微观史学的弊端

微观史学因为具备上述优点，因此自70、80年代诞生以来即受到大量学者的欢迎，在其指导下出现的历史研究作品也数不胜数。但是，支持微观史学的史学家们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前人的失误，在纠正宏观叙事的道路上矫枉过正，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正如伊格尔斯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所归纳的那样，微观史学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缺陷：“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小规模历史的专注, 就把历史学归结为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他们把以往的文化浪漫化了，…因为他们着意要研究相对稳定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能研究以迅速变化为其标志的近代和当代世界，以及就此而言，他们便没有能力研究政治。”伊格尔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微观史学可能对历史研究造成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微观史学有可能引起的其他弊端，也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首先，微观史学过分关注细节，在解释历史突发事件时其关注的核心往往局限于文化、宗教背景等“短时段”因素，故无法正确地解决关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无论是新史学各派还是唯物史观都承认，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透过现象总结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并以此指导现实实践。20世纪年鉴学派之所以影响日趋衰弱，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形成定论。微观史学虽然以纠正宏观叙事的不足为己任，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与年鉴学派相同的失误，因为过分关注“微小细节”，所以缺乏足够的通观全局的眼光，故其研究结论只能局限于文化、宗教等因素对某个民族的影响，而无法回答诸如“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何”、“如何正确认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其次，因为微观史学的观察对象局限于某个特殊的地域，故其研究结论只能说明某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或者某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很容易引起历史研究的“碎化”，使历史研究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良局面。

长期以来，颇多学者对微观史学的这个缺陷展开批评，如于尔根·科卡认为微观史学越来越局限于“微小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昏暗领域与边缘角落”，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科·文图里也认为微观史学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认为微观史学的研究多属于“村庄的编年史”，而非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思想的起源”，故只能被看成是写“小说”。花费大量的时间、以大量的文字表述出来的研究成果，本应对读者了解宏观历史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却是游离于历史主题之外，“不免令人感到小题大做”。

第三，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多为小范围的历史、研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而现在可见的关于近代以前此类群体的记录的数量却非常有限，使微观史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资料支持，微观史学家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往往不得不频繁进行“假设”，遂影响了其研究成果的严谨性。近代以前，因为历史记录者眼光的局限，后世流传下来的关于近代以前的史料多围绕精英人物展开，其内容也多为政治史和军事史。史料的缺乏，一方面导致微观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有限，无法将问题铺开，只能采用“密述法”详细描写历史事件，上文涉及的《屠猫》、《斗鸡》、《叫魂》等著作都是如此，而真正分析的成分所占比例反倒较少，另一方面又因为史学家在分析的过程中大量使用某些假设性的根据或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将史学家同“诗人”、“讲故事的人”相提并论，实际上从侧面推动了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出现，否认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认为任何著述都只不过是作者个人的“文本”，又为第三次史学危机的出现埋下祸根。

作为上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微观史学因为正是针对前一阶段史学理论的弊端而提出，故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可以很好地解决此前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因为缺乏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今天的历史研究，既要看到其在材料运用和解读方面的优势，同时也要对其存在的弊端有一清晰了解，对微观史学的利与弊作出一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