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增进了他对“古典建筑艺术的感受”，并启发了他对古迹之于“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见证意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引导和奖掖下，拓宽了侯先生的学术研究视野，为他实现对北京城“从古到今”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条件”。其间受益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为1950年应梁思成先生之请侯先生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一门名为《市镇地理基础》的新课，其目的本是为建筑系——特别是有志于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些关于城市起源和发展、城址选择和迁移，以及城市建设中有关地理环境问题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实际上这门崭新的城市历史地理课程，不但引导城市规划的学生要重视基础研究及其成果在规划中的应用，同时也为侯先生研究北京开阔了思路。另一件事情也发生在同一年，侯先生又承蒙梁思成先生推荐成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直接参加了建国初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些具体工作。正是这两件事情，对侯先生的治学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恰如侯先生所言“事实上，正是这门课程和我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的工作，终于成为我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他因此对梁、林二人满怀感谢，由衷地感慨说“至于我个人，我应该毫不踌躇地说：正是建国之初思成先生所引导我参加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在科学研究上，尽快地从以个人兴趣为主的狭小天地，转向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康庄大道”；“除颉刚师外，我是更加受益于思成先生和徽音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