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持续推进，“守正与创新——纪念史念海先生诞辰110周年暨2022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的圆满举办，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地理各领域研究蓬勃发展。本文以相关论著为主，对2022年中国历史地理主要成果，从学术史与学科理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古地图、历史地图与历史地理文献四个方面，择要回顾。

学术史与学科理论

学术史回顾方面，既有针对专题研究的总结，也有对著名学者研究成果的回顾。文彦君等《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粮价关系研究进展》从研究区域、研究重点、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韩昭庆等《近70年来中国河湖水系变迁研究述》以个体研究、综合研究、理论探讨、文献整理四个方面对河湖水系变迁研究进行回顾，提出未来研究加强量化、扩展区域、拓宽视野等建议。

2022年是史念海诞辰110周年，众多学者对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不同领域的贡献进行了研究。郭声波等《论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概括了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科创建与历史沿革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徐少华《史念海先生与先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聚焦史念海对先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突出成果，同时也对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与各研究领域的开创成果进行了深入总结。王社教《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贡献》论述了史念海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与推动作用。

学科理论与学科发展方面，对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技术手段应用与创新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柴宝惠《基于机器学习和图像形态学的彩色近代地图数字化——以近代上海地区地表水体信息提取为例》探讨了一种通过ENVI平台的基于机器学习而能对近代彩色地图中信息要素进行半自动提取的方法。李爽等《基于地理网格的历史地理数据组织方法研究》提出，通过构建地理网格来关联空间信息，可使地理网格成为关联历史地理数据的纽带，为数据的规范性整合、检索、一体化表达提供了新思路。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历史气候研究方面，以史料为基础进行的探讨和以技术为手段展开的讨论分别代表了两种主要的研究模式。前者如刘亚辰等《唐宋诗歌中物候记录的规律总结及其对环境的指示意义》讨论了唐宋诗歌中相关物候记录反映的主要物候规律、变化规律、气候指示意义与史料价值。后者如张仪辉等《雅鲁藏布江流域降水时空变化特征》基于1979年至2018年降水数据，综合分析了雅鲁藏布江流域及9个分区的年、干湿季、月降水量以及日、小时尺度极端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了降水和典型大尺度大气环流因子的相关性。

历史水文研究方面，古河道、古湖泊的水体变迁及其环境、社会响应的探讨进一步推进。车群《1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上荆江流域河道与水环境变迁——基于荆江洪水位历史变迁的考察》以明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为重点，探讨了上荆江流域近两千年的河道水文变化情况。敬淼春《唐宋时期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以晚唐、两宋时期为中心，详细论述了吴淞江上游水系变化情况。梁克敏《中古时期鸿池陂的变迁与洛阳水运的兴衰》论述了汉魏时期至唐宋时期鸿池陂由扩张至萎缩的过程，讨论了其对洛阳水运发展的影响。

历史地貌研究方面，地表沙漠化进程的研究成为焦点。白壮壮等《清代以来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化及其驱动机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合历史文献数据，定量化重建了清代以来不同阶段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面积的变动情况。李并成《塔里木盆地达玛沟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探讨了该地区沙漠化的过程及原因。

历史灾疫地理研究方面，针对水文灾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关注人类社会对灾害的应对是其共同特点。王宇谦《凌入中泓：清代黄河下游的凌汛与应对》探讨了清代黄河下游凌汛对于堤防、运道、民生、吏治等的影响，指出铜瓦厢改道后凌汛影响日益严重的情况反映了清政府国力的衰落。卜凡《“釜底之水”：明清时期文安洼的水患与治理》论述了明清时期文安洼湖泊群的水患原因与应对方式，讨论了水患难以治理的自然与地方利益因素。龚俊文等《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研究》探讨了明清福州西湖水体环境恶化的成因，并分析了治理成效不佳的原因。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展开对政区演进与地方治理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许若冰等《卫所变革与边地形塑：清代岷州的政区演进与社会重构》认为清代岷州政区由初期厅卫共治向州县治理的转变重塑了边疆治理体系。王泉伟《清代沿海诸厅与海疆管理研究》认为沿海设厅体现了清代沿海地区治理同样具有边疆属性，清代海疆管理具有保守型与创新性并存的特征。赵逸才等《清代县级政区的调整模式》分析了清代县级政区调整的九类形式，指出督抚体制是地方政区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清廷通过政区的常态化调整来调试地方治理。李佳《从边镇到盛京：明清时期辽东地区的行政区划与管理策略变迁》梳理了明清时期辽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探讨了两朝对该地区的管理策略差异。

基于政区调整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央地关系展开讨论，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另一热点。鲁浩《“交广分治”与吴晋岭南政治地理格局》述析了东吴政权两次“交广分治”的历程，认为其反映了战略局势的演变与地方和中央的博弈。颜丙震《“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认为明代对西南地区土司治理所持的“犬牙相制”方略，在前期有助于稳定地方局势，但后期逐渐显现弊端，对地方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兢兢《孙吴西晋南岭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政区边界调整为中心》研究表明，孙吴西晋时代南岭政区的数度调整，均与各时期特定的政治地理格局相联系，反映了王朝南方边地治理的需要。但昌武《“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探讨了“七国之乱”后两地政区的调整及其对东南地域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作用。

历史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呈全面开花之势，关于贸易格局、商人团体与商业运输、航运技术、农业地理等方面皆有上乘之作。赵海涛《华南边疆开关与区域贸易格局变迁》认为开关后华南边疆贸易中心的演变历程不仅受各埠自身优势影响，也反映了列强之间的争夺。王振忠等《从〈做杉木放牌要览〉看清代徽商在钱塘江流域的木业经营》探讨了书中反映的清代徽州商人经营木业的路线与相关商业规范，认为徽商的活跃与其技术输出与商业规范相关。张永帅《近代云南鸦片的外销市场》认为云南鸦片外销市场大于省内消费市场，鸦片生产上具有明显“外向型”特征，其种植格局也与外销市场与运销线路关系密切。刘炳涛等《自然、技术与航道：海洋视域下近代上海港发展的再分析》探讨了天文台、灯塔、挖泥船等技术的引入对于克服自然因素，保证上海航运，促进上海发展的作用，重新审视了近代上海发展的人地互动关系。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研究视角上与景观生态学的交融，成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一大亮点。耿金《16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滇池沿岸的低田与深水稻种植》探讨了滇池治理与沿岸深水稻种植及推广之间的互动，阐述了人地共生关系的形成与演变过程。黄嘉福《南宋时期“稻麦共存”农业景观及其影响》论述了南宋“稻麦共存”的空间分布、形成过程及其重要影响。

历史军事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往年更加丰富，军事格局与驻防地理备受关注。张多勇《西夏监军司遗址及军事布局》在文献梳理与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西夏诸监军司进行考证，并深入探讨了涵盖军镇、堡寨、交通等方面的西夏边防体系与军事布局模式，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检验和补正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西夏军事地理研究。李贤强《海分三路：明代广东的海防分路》讨论了广东海防分路的形成时期和肇庆府的海防地位与分路归属，认为分路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倭寇的入侵路线与广东的海防形势。赵文涛的《明代兵备道驻地选择机制探析——以郴桂兵备道为例》认为明代兵备道的驻地选择不仅与治乱职能相关，还受到中央对地方的治理策略和巡抚管理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刘亚涛《戍守与布防：明代云南府及其卫所分布探析》认为明代云南府布防沿交通线与要地部署，分布上呈现内重外轻的格局。

历史聚落地理方面，聚落体系研究注重结合空间分布情况与环境因素展开联动分析；单一聚落研究则以城市地理尤其是都邑研究为热点，且视野上明显呈现与规划学的交融。

贾金晖等《北族都城的分布格局、时空演变与环境选择》结合GIS技术对北方少数民族都城分布、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婉婷等《土默特平原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1934—2019）》分析了土默特平原近百年聚落分布形态的演变情况，指出地形、交通、水系是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冉艳红《秦代乡里编组的形成：聚落设计与行政体制》对秦代基层聚落“里”的制度设置和实际发展演变，以及其对“乡”的设置和“乡”的政区化趋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珮等《近代传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路网改造——以宁波城厢为例》回顾了20世纪20至30年代宁波城厢的路网改造过程，对比了传统城区与租界的市政建设差异，指出近代城市型政区的设立未必促进市政建设。贾鸿源《金南京宫城的布局与功能》认为金南京宫城的布局与功能上都受北宋东京宫城与金中都宫城的制约与影响。李亮《北朝隋唐都城空间区划制度的演变——以“坊”“里”的使用为中心》探讨了“里”与“坊”的渊源，指出里坊混用的情况源自隋代的官方定名与民间惯称的并存。王天航《定鼎之策：隋大兴城的规划方法复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重点复原大兴城城市规划中的核心控制点、基础控制线。

历史交通地理方面，在具体交通路线与重要交通节点的考订上继续推进，地图学方法的应用有力推动了研究的深入。石坚军《元代“木怜等九站”初探》对位于元代漠南交通线上木怜驿的重要路段——“木怜等九站”路段的线路、性质、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侯杨方等《唐玉门关位置与玄奘偷渡路线的精准复原》结合文献记载、军事地图与实地考察，认为唐代玉门关很可能为今瓜州小宛城遗址，并推测了玄奘出关的具体路线。刘森垚《大斗拔谷新考》指出古代河西的重要通道大斗拔谷应是今天的大都麻谷，而非扁都谷。

古地图、历史地图与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古地图研究方面，聚焦于对古旧地图的价值进行解析，着重探讨了制图方法、数据来源、不同地图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吴松弟《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旧海关地图探析》从绘制时间、数量的空间特征、内容分类、来源与绘制特点五方面对近千幅中国旧海关地图进行了介绍，为进一步研究利用旧海关地图夯实了基础。潘晟《〈解放日报〉广告所见刊行地图与延安的地图出版事业》探讨了1941年至1947年间延安地图出版事业的发展。林宏《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经纬度数据的来源》对近代欧洲第一部正式刊行的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图志》的经纬度数据来源进行了辨析。林晶《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东北亚地区地理知识的获取、传递与呈现：以〈华夷沿海图〉为中心的考察》深入分析了《华夷沿海图》的信息来源、地图编制思想与方式及其反映的经略渤海黄海的方略变化。

历史地图研究方面，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考辨勘误持续推进。张文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全图（一）”勘误二则》指出图中“开成府”应为“开成路”，“荆南路”应为“江陵路”。袁方《〈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秦凤路图正误三则》认为图中“来远寨”与“威远寨”位置有误，并指出未标注的“大洛门寨”所在。沈卡祥《〈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图顺宁、永昌府界及蒗蕖、南甸土司治所新考四则》对图中顺宁府与永昌府、景东直隶厅的界线，蒗蕖土知州和南甸宣抚司的驻所进行了勘误。

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既有传世文献的考订与版本讨论，又有依托出土文献展开的政区研究。葛小寒《〈明史·地理志〉勘误七则》对该志所载的“南京”“河南”条目下的扬州府海门、苏州府嘉定、宁国府、开封府沈丘、开封府禹州、归德府夏邑、怀庆府河内七处疑误进行了勘订。郑利锋《〈舆地广记〉版本流传考》详细整理了由宋代至清代的各种《舆地广记》版本及其流传情况。魏军刚的《出土文献与十六国政区补考》利用出土文献考证了11个政权的68个政区，并补订了大量郡县的治所、存废、隶属问题。

总结与讨论

202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各研究领域发展仍不平衡，总体而言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明显少于历史人文地理，而以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来看，本年度历史植被演变与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其二，研究时段不平衡仍较突出，限于资料丰富程度，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唐宋代以来，更进一步集中于明清与近代，其他时段的研究占比较少。其三，多数研究在技术手段的使用和量化研究水平方面有待提升，而较好运用技术手段的研究往往在与传统考证的结合互补方面有待加强。其四，跨学科融合仍有提升空间，部分研究或可在呈现上加强地图表达，并尝试结合技术手段进行地图分析以展开深入探讨。

关于未来的历史地理研究，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仍值得改进与加强。首先，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应继续加强。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不应仅仅被视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背景资料或论据支撑，也应被视为单独的研究领域而进行体系化的建设、系统化的整理。其次，进一步推动技术手段的应用并准确定位其价值。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相关技术手段的成熟，未来研究中应继续推动技术手段与传统考证方法的结合，或使其互为补充，或使其互为印证，进一步促进研究的深化。再次，进一步发掘整理近代历史地理资料。以近代海关旧地图为例，其整理与利用无疑可对近代历史地理研究，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而通过类似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无疑对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的空间大有裨益。最后，进一步改善研究成果的表达与呈现。如将规划学描述方式纳入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研究对空间格局的表述中，或将具备空间信息的数据尽量进行地图化表达，都将使研究结果在呈现上更加完善，乃至通过对地图的分析而得出更为深入的认识。

（郭建坤 张永帅，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