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1898—1968年），湖南常德人，维吾尔族，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翦伯赞并非学习历史出身，他早年学习经济学，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寻中国社会的前途，积极参加社会史论战，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史学理论、通史撰著、历史教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果，其治史思想在今天仍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理论指导

史学研究的每一步都需要理论的指导。翦伯赞强调，理论要放到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位置。开展史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的问题后，第一步是收集与辨别资料。判断什么资料是重要的，什么资料是次要的；什么资料是典型的，什么资料是非典型的；什么资料是真的，什么资料是假的，都需要理论的指导。第二步是把史料变成历史。不能说“史料即史学”，史料在成为历史的过程中需要正确的理论分析。第三步是得出结论、作出总结。翦伯赞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替这个人物作总结；研究一个历史时代，就是替这个历史时代作总结；研究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替这个历史事件作总结。作总结则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分析研究资料，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理论先行是翦伯赞从事史学研究的特点。他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事实相结合，完成了《历史哲学教程》，作为撰写通史的理论指导。在撰写《中国史纲》时，他又写出《略论中国史研究》，进一步深化总结中国历史的研究理论。20世纪60年代，他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宣扬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主编《中国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教材和教辅。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些著作得以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熟知史实

熟知中国史上的具体史实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翦伯赞强调，要熟知史实，就要深入到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他认为，首先要研读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对于中国历史得到一个上下古今之连续概念；然后读以二十四史为主的纪传体史书，了解历史人物；还要读纪事本末体史书，详细了解历史事件。关于阅读方法，他指出读编年体史书应该“一页接着一页去读”，读纪传体史书和纪事本末体史书，则最好采取一种“检阅的方法”，即读完编年体史书之后，如果想对具体的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得到原原本本的了解，就到纪传体史书中检阅相关传记，到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检阅相关事件。经过这样的阅读，便会有清晰的认知。

翦伯赞在少年时代就熟读《左传》《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为其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初，他研究先秦史和秦汉史，发表多篇论文，并迅速著成深受广大读者推崇的《中国史纲》第一卷与第二卷。研究明史与南明史时，他又充分阅读《明鉴》《明纪》《明史》等基本史籍，熟悉明朝与南明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论明代的阉宦及阉党政治》《桃花扇底看南朝》《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为南明史研究立下“开创之功”。

广搜史料

古代史籍虽然也是史料，但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只了解这些远远不够。翦伯赞认为，研究历史应该详尽地占有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

“只要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料。”翦伯赞将文献学上的史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另一类是包括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碑铭墓志、私人的函札、宗教经典、账簿、家谱、杂志、报纸、传单在内的四部文献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关于搜集文献史料的方法，他认为首先要进行史料探源，用目录学的方法寻找史料线索，然后用逐书搜求的方法，从与所需要的史料有关的文献上去查找；其次也可以从一种书的引用语或注解中去追寻与这一史料有关的其他书类；另外还有很多史料会由于直接看不出它的价值而被忽略，对于这类史料则需要研究者提高认识史料的能力，能够通过统计学、分析法、比较法等各种手段把史料钩索出来，尽可能多地网罗史料，为研究服务。

翦伯赞不仅重视文献资料，也充分肯定考古史料的价值。他认为经、史、子、集以及四部文献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虽然可以相互补充、订正，但这些史料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要保证史料的真实性，还需要考证于考古资料。他的诸多论著，尤其是先秦史、秦汉史以及民族史的相关研究，在史料运用上都实现了考古学的史料与文献上的史料结合为一，使得论证更显充分。

勤于记录

善于整理笔记是翦伯赞论著高产的一大法宝。整理笔记是与搜集史料相关的工作，它并非简单抄录，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讲究一定的方法。翦伯赞提出，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应该用做笔记的方法将史料按照不同的性质分类记录，而且分类愈细愈好，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比如，研读一本史书的时候，依据史料的性质，第一次记录经济史料，第二次记录政治史料，第三次记录文化思想史料。这样可以使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于一点，整理出来的史料突出了不同的性质特点，自然形成一个系统。

翦伯赞的著作《历史哲学教程》就是在记录、整理笔记的基础上著成的。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他先按照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把书中有关各个阶段的表述抄在本子上，然后又把可以论证这种观点的史料分别抄在后面，经过细致整理、总结，最终写成了他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代表作《历史哲学教程》。

翦伯赞的史学研究生涯前期和后期都以理论研究为主，同时他在史料学方面也成绩斐然。有人评价他：“固在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更非并时之史的唯物论者所能企及。”翦伯赞治史一直坚持史论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钻进浩瀚的中国史料中，将理论与史料结合，勤于动笔，善于整理史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