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学有一个历史社会学转向。背后有若干原因，其中包括中国学者有了明显的理论自觉，但总之这是可喜的发展。笔者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三十余年，获得一些心得。鉴于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尚是一门崭新的学科，不少读者可能对其缺乏了解，笔者想借《历史与变革》的创刊号对历史社会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它的核心理论问题（即人类历史的变迁规律），提出一些长期沉淀下来的观点，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本文中不少观点作者在其他场合也有讨论，只是本书作为国内第一本历史社会学杂志的创刊号，似乎有必要以新的方式做进一步阐述。

许多学者，包括不少历史社会学家，对历史社会学的性质往往会产生两个方面的误解。 第一，有人会认为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一样，都必须把研究建立在第一手材料或原始文本的基础之上。这一观点存在两个误区。首先，第一手材料并不见得就更真实。传世史料都是被高度污染过的材料；哪些材料被留下了，留下的材料以什么方式呈现，无不深深地打着其材料产生时代的统治者、学者以及其他材料生产者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在于寻找历史背后的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其经验层面的论点都是通过对不同案例或者同一案例内部的各种差异性现象的比较而获得的。如果一位学者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角度，即使该学者不懂所研究国家的语言，没有看过任何第一手材料，也照样能提出具有远见的观点。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为韦伯辩护》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近几十年，包括笔者在内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开始使用第一手材料，但这是专业化过程的表现，不是学科的必需。笔者甚至认为，过度强调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社会学发展是有害的，因为这会迫使我们缩小自己的视野，导致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社会学有按照研究对象设立子学科的习惯，因此有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军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人口学、性别社会学等等。这就带来了另一个误解，即认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也是社会的某一特殊面向，即发生在久远过去的事情。换言之，这类误解认为，只要可以通过采访、观察或者抽样调查等方法来获取材料，此类研究就不是历史社会学。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这里需要讨论一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面对以下类型的问题——为什么某个人能上好大学？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革命胜利？为什么某个地区民众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要比其他地区更为传统？为什么某个国家要比另外一个国家缺乏原创力？为什么某个宗教要比另一个宗教发展得快？——人类的回答就其叙事形式的逻辑结构而言只有两类。第一类是结构/机制叙事，即不同社会结构/机制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后果；第二类是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即通过寻求某个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事件的发生及背后原因来获得答案。如果说结构/机制叙事是社会学的逻辑基础，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的逻辑基础。

其实，就任何特定案例而言，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所描述的往往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比如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能上好大学的背后既有家庭、学区等结构/机制性的原因，同时也是个人在某个时间节点后努力学习的结果。所以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历史事件也非常重要。在常人逻辑下，这两类叙事方式并不一定冲突。但是在学科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它们就分家了，形成了交往很少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因此，历史社会学就其本质来说，关键并不在于研究许久前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于在方法和经验层面探讨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求这两个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这也就是说，即使研究对象是当代的事情，如果一个研究在照顾了其发展背后的结构/机制性原因的同时， 又兼顾了其发展的事件/时间过程逻辑，那么它就是历史社会学研究。

简言之，在方法层面，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结合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并且在经验和理论层面上探索这两种叙事之间关系的学问。它不是由研究对象定义的社会学子学科，诸如家庭社会学、体育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而是一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虽然历史社会学是基于特殊视角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叉学科，但它的核心议题却很清晰，甚至可以说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斯宾塞、马克思、托克维尔和韦伯可以说是历史社会学的四个最主要的奠基者。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著作，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的分析，以及韦伯对基督新教和其他主要世界宗教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分析。当代的历史社会学名著，比如沃勒斯坦的四卷本巨著，布罗代尔的三卷本巨著，安德森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国家的起源》，芬纳三卷本巨著《统治史》，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曼的多卷大作《社会权力的起源》，以及霍尔的《权力和自由》，背后的核心问题意识其实也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原因及后果。

笔者的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虽然在西周和春秋战国历史上花了很大笔墨，但其核心问题意识却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这本书主要是为了阐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和制度在西周已有雏形，到战国已有很大发展，而在汉武帝时代就初步定型成了一个笔者称之为“儒法国家”的政体形式。之后中国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最终都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儒法国家”体制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即一个发达的官僚体制、君主和儒学化了的文官之间紧密的联盟、高度的精英文化认同、对游牧人口巨大的辐射压力，以及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发达的商品化经济（非市场经济）。这些特征赋予了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很强的韧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宋以后的中国完全没有朝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方向发展的可能。加州学派的一些主要观点因此难以成立。

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社会学研究与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意识之间的联系。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问题意识最为明显，那就是想解释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到来的冲击下，一些主要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走了议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三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具有历史社会学视野的人类学家沃尔夫研究的虽然是“二战”后的农民革命，但其核心却是要解释为什么“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不但经济发展不起来，还陷入长期战乱，而他的回答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的率先兴起给后发展国家带来的三个方面的灾害性后果，即文化危机、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学者们提出了强国家 / 弱国家、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等概念，并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对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概念，背后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非西方国家在民族认同建构和国家建构方面严重滞后，以至于国家不但力量微弱而且缺乏自主性，因此无法领导各自的国家朝着成功的市场经济道路发展。

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和后果”会成为历史社会学唯一的实质性问题意识？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几乎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部现实。当前我们需要面对的任何重大的社会现实，包括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世俗化、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的来临、人均寿命的大规模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自由度和尊严在多个面向的提高、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民主化、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等，均可以说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直接或者间接后果。我们面临的所有对人类生存有严重挑战的现实，比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食品危机、人口爆炸和贫富差距加大、族群主义和族群清洗、世界大战、全能国家、毒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恐怖主义等等，也都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产生的现象。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逆，或者说最具后果性的事件，它不仅仅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经验和哲学议题。凡是试图对这两个相关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后果做出分析的学者，他们所面临的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科学，而是历史哲学。正因为如此，历史社会学名家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也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哲学意味和社会思想性，因此对社会学、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个分支能形成强大的辐射。 我甚至认为，历史社会学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皇冠。

有读者可能会说，我研究的是一个古代寺庙内部的财务管理、中国妇女在明清时期佛教传播中的作用或者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这样的议题（打个比方），完全可以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一核心议题而找到自己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一位学者之所以对这些议题感兴趣，之所以在研究中采取了某一特殊视角，都受制于其对由工业资本主义和民 族国家的兴起而带来的人类新的存在条件的主动理解或被动感受。就好比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缺乏自信时，中国学者普遍把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看作一个比较负面的存在，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西方社会主流价值的衰落，不少学者对“差序格局”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改变势必会影响到其研究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问题意识、材料取舍、文本解读、对历史情景的把握等等。可以这么说，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不但影响到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产生的各种正负面后果，以及带来的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还一次次地改变着我们对前现代和当代社会的理解，乃至于笔者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社会学议题能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带给我们的期望/欢快和不满/焦虑。总之，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意识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可以非常之广。

读者可能还会问，既然今天对历史的考察很难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后果”这一核心议题，我们是否还有必要专门强调这一事实？笔者认为，就像历史学需要对“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做出反复强调，历史社会学也很有必要反复强调自己的核心问题意识，因为这会在经验层面上帮助我们明确研究目的，加强对各类现实问题的敏锐度和关怀，在理论上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研究时所采取的视角，以及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背后隐含的价值立场，同时反思这些视角、概念和理论又在多大程度上会给我们对历史场景和当代社会的理解带来双重偏差。

本文摘编自《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主编：赵鼎新，执行主编：郦菁；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2月

刊物简介

《历史与变革》的目标是尝试建立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或更准确地说是一座临时的桥梁，来实验如何重新建立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一种方法，亦是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我们期待经由历史来认识当下，并窥探通往未来的道路。我们期待真正富有创见、有当代意识的研究，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和机制考察；

长时段的结构变迁、制度遗产与历史动态；

带有历史维度的跨国/地区比较研究；

有关历史性、时间性的理论探索。

《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主编：赵鼎新

执行主编：郦菁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定价：58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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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历史社会学关心的都是“大问题”，诸如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非西方世界在“西方崛起”的压力下“被动”现代化的不同路径，环境、技术、人口、战争和流行病等因素对长时距历史发展形态的影响，等等，对理解和改善人类的当前生存条件具有重大意义、对理解当下世界局势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议题。《历史与变革》倡导通过广泛和开放性的交流和讨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能在海外有较高认可度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并尝试获得对于历史和历史规律的理解。

作为该系列书目的第一辑，《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精选了国内外历史社会学大家及中青年学者对于历史社会学核心问题的思考，包括5篇专著文章，2篇书评，以及1篇圆桌讨论的文字整理。

在方法论上，本书既有基于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基于单一案例的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也包含了带有社会学视角的历史学研究。本书代表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方向和较高水准，同时有助于向大众普及历史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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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 赵鼎新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芝加哥大学 Max Palevsky 荣休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研究著作主要有《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2022）、《什么是社会学》（2021）、《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2020）、《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2006）等。在美国出版英文专著两部，分别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书籍奖、美国社会学学会2016年度政治社会学研究最佳书籍奖。

●执行主编 郦菁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国家理论、职业与知识社会学，主要关注知识生产的政治过程，精英、制度与知识生产者的互动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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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主编的话

研究论文

1、赵鼎新：权力、结构和时间性 —— 历史社会学和宏观历史发展规律

2、约翰·霍尔（John A. Hall）：比较历史社会学：一种个人的观点

3、应星：从“过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

4、郦菁：时间危机与社会科学的实验

5、张晓鸣：在数字中发现历史：历史社会学与定量方法

书评

6、周雪光：王朝基层控制、乡村社会秩序与帝国逻辑——评鲁西奇《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7、鲁西奇：乡村社会的权力构造与非正式制度——由周雪光教授的评论引发的思考

公共论坛

8、精英、霸权与我们世界的未来：围绕《沉船贵客：精英政治与大国的衰落》的讨论并纪念理查德·拉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