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今天发生的很多事件能发现，真实的东西的确超过了小说家的想象。这种真实能够无限满足兰克去了解一个未知世界的欲望。他就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史学进路。

他决定，今后要把自己限定在仅仅研究那些有文献证明的事实上，并且情感上要抑制住浪漫主义的冲动，仅仅按照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相连接的方式去写作历史。

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批判就成为了兰克所标榜的实在论历史学的基础。

本文选取自《谌洪果·元史学系列课程》系列十三：

真实永远比虚构更加令人着迷

历史学不是科学，所以关于历史的不同解释论证模式之间，总是会发生剧烈的分歧。一方面，情境论和形式论批判有机论和机械论，说你们不科学，但是他们的理由是道德意识形态的。反过来，激进主义（机械论容易走向激进主义，有机能容易走向保守主义）认为，你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之所以喜欢情境论和形式论，不过是因为你们也有你们的集团利益，符合你们的这些自由主义的利益。你们就要掩盖社会发展规律，害怕揭示出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之后，暴露出你们享有统治权力的这种本质；而有机论跟机械论，提供了将你们这些阶级从特权地位赶下来的必要知识。所以说，激进主义认为，持形式论和情境论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让他们的有关历史知识的概念，合乎他们的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偏见，或者符合保守主义的划分等级的偏见。反过头来，像自由主义的史学家，又认为激进主义批判我们，也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你就是想来一个改天换地，提出一种社会改造的计划。结果，你的方向要么是激进的，要么是反动的。所以说，他们是互相开炮，都指责对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每一个有关实在的历史的技术，其实背后都有不可消解的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么历史为什么会有意识形态？因为我们都想从自己的立场去解释什么是现在。我们对现在的不同的定义，形成了我们对历史的不同看法。意识形态说到底就是，我到底是要改变现状，还是要维持现状？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表层结构的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涵盖模式。意思就是每一种自以为科学的历史知识其实都在互相攻击，都说对方背后是有意识形态的理由的。所以他们的冲突是关于历史知识的本质的冲突。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立场和伦理立场，这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在当前的社会实践范围内采取的立场。它们生成它们自己的立场，使之具有科学或者现实的权威性。

兰克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学家，具有奠基性的地位。我们知道，19世纪的主流是历史实在论。米什莱偏向于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兰克偏向于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托克维尔偏向于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布克哈特偏向于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

兰克他是普鲁士的史学家。他在历史学专业技能方面的训练，已经被奉为史学权威性的典范。兰克对于自己为什么走向历史学，有一段叙述。

他曾经读司各特的传奇小说，其中有关于中世纪骑士精神的非常令人着迷的描述。这些传奇故事激起了兰克想去更充分了解和体验的热情。他因此投入到了中世纪的史料和文献当中。经过认真细致的爬梳整理以后，他才发现，司各特所描述的图景，大部分都是主观想象的产物，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中世纪的实际生活，要比司各特这个文学家的笔法所呈现出来的更加令人着迷。兰克于是得出一个体会，那就是真实原来永远比虚构更有意思。

我们看今天发生的很多事件也能发现，真实的东西的确超过了小说家的想象。这种真实能够无限满足兰克去了解一个未知世界的欲望。他就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史学进路。

他决定，今后要把自己限定在仅仅研究那些有文献证明的事实上，并且情感上要抑制住浪漫主义的冲动，仅仅按照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相连接的方式去写作历史。

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批判就成为了兰克所标榜的实在论历史学的基础。

兰克的这种史观后面被梅尼克等人称为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成为今天的职业派、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主流模式。

那么什么是历史主义呢？首先它肯定是要强调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但是德国的这些历史学家又发现，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其实是有根本的差异的，它们应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因为自然现象是没有意识、没有目的的。而在历史当中活动的人是有目的，有意志的。因此历史是由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人类行为所组成的。这就是历史现象跟自然现象的区别。

那么很显然，在历史学研究当中，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运用抽象的分类和因果推导的方法。历史研究强调我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有没有一种直观的理解能力。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出发点。但是一说直观的能力，就有可能落入浪漫主义。

兰克的历史观要确定实在论的基础，首先就得排斥浪漫主义。同时他的历史观念也排斥自然主义，即那种机械论的解释原则。机械论的还原主义把什么东西都还原为自然性的因果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历史就成为了决定论的东西，这是兰克所反对的。

兰克反对浪漫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观，他也反对先验主义的历史观，即黑格尔式的对历史的哲学化理解。他认为那是教条主义的做法，我已经有一种关于历史应该成为什么的主观教条，然后根据这个教条去建构这些材料，或者让这些材料为这样的教条服务。

由于反对立场先行，兰克历史学能够看到历史的直接性、特殊性和生动性。浪漫主义是一种文学艺术，实证主义是一种自然科学，唯心主义是一种主观价值。他在反对这些东西的时候，确定了历史的主体性地位。但要注意，兰克的历史观并不是所谓的朴素经验论或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有着康德框架的意味，经验之上它有先验，但普遍的先验原则又指向经验。如果纯粹是经验的描述，我们就没法建立真正的历史，因为它就是一堆杂多的材料。

在这个意义上，兰克的史观同样有自己的先入之见。他一方面强调对历史文献的批判研究，以此对材料、对事实本身建立起充分的尊重；但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他有他的价值立场，他的国家观念。德国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都非常强调民族性和国家性。兰克也无例外。

在1850年前后，兰克的历史学、历史观念就基本成型了。在之后的几十年，他的观念和方法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和发展。包括后来在欧洲发生的1848年革命和1870年革命，对兰克的历史观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兰克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历史性终结的顶点。他没有发现他自己的史观以及该史观视野下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体系有什么弱点或者缺陷。

就有人评价兰克，说他对于在当时欧洲社会起作用的新力量，比如说工人阶级或者第三等级的兴起以及工业的重要性，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他缺乏一种时代的敏感性。但我觉得对于大师来说，这都不重要了。

大师就是大师，他只要有一套成熟的、独特的话语体系、概念体系、理论分析的体系，那他就可以修成正果了。他不需要再去随着时代的大流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策略。

兰克的体系对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提供了立足于历史专业主义的合理诠释。像亚里士多德批评的那样，早期历史学之所以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就是很多人认为历史学不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而是陷入到具体的材料和事实当中。兰克对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理解，跟黑格尔等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统一性、普遍性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

在他看来，统一性要通过对特殊性的理解来获得。很显然，就是先要尊重这种特殊性，或者先要开发这种特殊性。很多人读兰克的史学，会留下粗糙的、不连贯的、无趣和乏味的印象。但是，兰克的史学叙事是有明确的理念的，被称为崇高理想。他要以这种可以理解的、统一的和多样的方式存在。只有经过从特殊到普遍的运动，才能够获得我们所要理解的东西。一定是从特殊到普遍，而不是从普遍到特殊。

他说我们要获得对人类事物的认知，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历史的方法，第二种是哲学的方法。

他当时跟黑格尔的一个名叫利奥的弟子，发生了一场思想界、学术界的论战。兰克认为历史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进入方式。历史的方法强调为特殊性本身而去热爱，它要抵制先入之见的权威。只有通过对特殊性的反思，普遍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呈现出来。

十九世纪是重视大写真理的世界，兰克也不排斥绝对真理，他明确说，绝对真理就是上帝的意志，宗教的意识是最高的真理。但是绝对真理是在那些产生于不同时代的理论当中被发现的。兰克对于所谓的非历史的真理观提出了质疑。这是他跟利奥争论的一个核心，换言之我们相信有真理，但是有没有超越时间、超越历史的真理？只有进入历史的真理，才叫真理，不进入历史的真理，它是一个空洞的东西。没有非历史的真理，这是兰克非常强调的一点。但是他并不没有走向所谓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否认有绝对真理的。兰克只是说，绝对的真理是在特殊性当中体现、呈现和表现出来的。我在认识具体的事情，但我在具体事情之中能够直观到绝对的真理。

这有点类似于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强调认识的具身性，视角主义，但我们在通过视角认识事物时，总是把该事物当作某个整体看待的，尽管我们可能看错，但我们的视角直接就是在认识整体的对象，这一点是没问题的。

所以，特殊当中总有一种绝对性、整体性。在多样化当中，一定有统一性的东西。但不是说要从特殊当中、从多样性中去归纳、去总结某种统一和整体。不需要这种归纳总结的过程。

你一旦进入了具体事件，你在解释具体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把握住了永恒和普遍的东西。就像你在具体进入某种爱情当中，某种事件当中，你已经把握了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生。

兰克的这种认识进路跟哲学的概念先行——先依据普遍的概念，然后进入材料——不是一回事。他因此主张，历史学的任务是观察这种不能被单一思想或者单一词汇所描述的生活。可是，他并不否认，这个世界是一直被某种精神力量统治的。

用黑格尔的话说，世界历史其实就是绝对精神的展现过程。这种精神展现的过程说明历史不只是一道非理性力量的景观，历史背后是有统一的宗教意识或宗教精神。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把部分之间的背后的整体性展现出来。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他曾经写道，对于特殊性的研究，即使是对单个细节的研究，只要你做得好，都有它的价值。但是专门的研究要涉及到更大的情景，虽然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总是保留了一种人类史的观念和构成。

在这个意义上兰克对特殊性的尊重和强调，并没有使他走向历史相对主义。当然，这种专业研究，也可能会模糊历史整体过程的一致性。可是，对于那种笼统概括的整体，兰克是不屑一顾的。他说在对各个领域进行刻苦扎实的研究，并且卓有成效之后，就不会再提出所谓的笼统或者大而化之的概括了，我们也不用返回来去用那些不同时代都接受的抽象的范畴。

他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在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方面是探索历史事件当中的有效因素，另一方面要理解它们之间的普遍的联系。而理解整体的同时，要服从精确研究的规定。历史研究不至于受到它与普遍性的联系之害，因为历史研究虽然是从特殊性入手，但它最终一定会指向普遍性的。特殊性跟普遍性之间有一种连接和关联。如果历史没有这样的联系，研究就是虚弱无力的。但反过来，如果没有精细化的研究，那么普遍性的概念也会退化成一种幻觉。

兰克这种说法，就会引起很多人的误解。你说在历史领域才有这种普遍的理念，普遍的精神。那你是不是违背了你在具体的研究当中的具体方法和客观性标准。

今天很多人批判兰克，主要强调兰克导致了历史的学院派和职业化。他注重所谓的客观主义，强调批判性研究的最原始材料，期待理解所有细节，然后从这些事实当中达到概括和综合。对于兰克史学的这些概述都没错，但它不足以表明客观性、批判性研究、理解细节等观念，以及如何从思考基本事实当中，得出概括性成果。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以关于真实和实在的本质概念作为先决条件的。尽管我们的研究是要从经验出发，从具体的特殊性出发，但在我们从特殊性出发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先决条件，即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观念和原则。是这些东西在背后引导着我们进入经验的材料的。只有在这样的本质概念的基础上，兰克声称他从研究材料得出的那种更普遍的结论，才能够得以证明，这也是兰考对自己的研究为什么有信心的原因。不要认为好像我直接进入材料，掌握原始档案，我就懂历史了，就掌握历史的普遍目的了。

就拿今天来说，我们每天都是被各种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所淹没。你在这个信息里面，你被淹没了，你是不会有信心的。真正的信心表现在于，目光如炬、切中肯綮，能够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证据，把深刻的洞察带入对材料思考当中。

这种信心使兰克区别于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兰克的信心正是基于他的这种先入之见这种信心，也吸引了他那个时代的史学家的想象。他成为了真正的历史主义的楷模。

兰克认识到，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史学家，要服从我们的价值观所要求的目的的话，我们就必须对转喻的模式，那种反讽式的意涵，进行一个批判。转喻模式就是寻求机械论的、因果论的、还原论的解释。而反讽式批判就是理想崇高的价值遭受到了挫折，然后就进行反讽，启蒙主义就走向这样一个地步，从希望到失望。兰克要拒绝这种态度。

此外，对社会实在的抽象研究，在那个时代已经破产了。浪漫主义也证明了人类的非理性冲动在诗歌和艺术当中的正当性。史学研究当然要尊重人类的非理性的畸形的层面。但是，这些东西最后会回归到一种喜剧性的状态。换言之，它最终要走到一种理性的轨道。非理性跟理性之间，有点像万事互相效力的关系。

因此，兰克说我们已经不能回到纯粹隐喻模式。隐喻模式就是浪漫主义。我们需要比纯粹的隐喻模式有更大的权威。兰克走向的是一种提喻模式。但这种提喻模式并不是说完全抛弃前面所说的隐喻的历史的细节和特殊性构建。他以一种隐喻的模式来构想历史领域，他鼓励在世界的个体性、独特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对它们怀有一种初步的兴趣。但是最后要对这些东西进行形式一致性的提喻式理解。提喻的核心特点是综合。综合是部分跟整体之间建立某种关系。但这样的部分、整体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种因果论解释。这种提喻是整体的类比，是以类型化为基础实现的，它并没有因此扼杀所谓的部分。部分不仅仅是通向整体的手段。

他说，对历史，我们所能够期待的最高类型的解释，就是对历史过程进行叙事性的描述。后来韦伯也专门说过，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解与解释。它不是因果性的说明。在这个具体的理解和解释当中，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整体性的答案。当然，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需要某种原形神话和情节结构的，就说是仍然离不开某种想象。就是你忠于科学，这种历史事实背后也必然有你主观建构的东西。

从情节化的叙事结构来看，兰克的叙事结构就是一种喜剧。他把整个历史作为一种喜剧性主题的展开。在其中，我们所关注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具体世界，都是这一部宏观世界的戏剧，一幕一幕的具体场景。围绕这样的主题，如何集中的处理叙述场景当中的个别细节呢？

兰克以他那坚定的自信，对大量的文献进行筛选，从重要或者不重要的文献当中提出证据。对于在文献当中的各种冲突，他会以客观的批判原则、宽容和同情等，对它们进行考察。在兰克看来，他的历史领域就被元始学地构想成一组必然以和谐的结局告终的冲突。在事件的具体细节当中，处处都是冲突。但是最终，它会走向一种和谐。

兰克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列强》，有些人翻译成《论强国》。兰克史观的核心是国家观，他认为国家绝对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视角之一。国家就是最基本的东西。为什么欧洲在那个时代在他看来达到了人类的历史社会结构的文明顶峰，就是因为列强之间的以国家单位的权力平衡，达到了一种统一。

兰克的这一观念非常有意思，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并没有呈现出乍看起来的国家和民族的混乱，骚动、战争、漫无目的等等，好像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就是丛林法则。整个世界的历史不是这个状态。何况令人一律的文明进步，也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唯一意义所在，世界历史还存在力量——真正精神的赋予生命和创造性的力量——还有生命本身，以及道德精神，是这些东西在统一着表面的混乱。

这些内在秩序不需要抽象地概括出来，但我们是能够在具体事件当中，在表面的混乱当中，领悟到它们，注意到它们。对于它们的存在，人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同情。它们争相捕捉这个世界，呈现多种多样的表述，相互之间进行争论、制约和压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演替当中，在它们的生命当中，在它们的辛酸与复兴中，包含着一种不断充实的内涵，不断增强的重要性和不断拓展的范围，那里藏有世界历史的奥秘。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些事物会消亡于时间中，而是说它们的时间性本身，构成了某种价值。它们们会嘲笑某种目标，即使这个目标是不确定的，但是最终它们会呈现出一种形式的一致性的状态。所以从历史的时间性的发展状态来说，这些混乱东西最后会朝向一种有序化的方向前进，会朝向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方向发展。

兰克并没有完全排斥机械论的解释。他用了自然的类比，他说整个人类世界的这种状况，有点像是一种共识性的结构，有点像天体系统，比如太阳系中的行星等轨道，它是系统性的平衡。

据此他说这众多独立的世俗精神的社会，受到道德精神的召唤而产生，不可抗拒地成长起来，在世界一切的骚动当中朝着理想前进，它们有各自的轨迹。天体有自己的轨道、相互的引力和自己的样态。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就像每颗行星一样，它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运作轨迹。这些轨迹之间形成了系统性的平衡。

兰克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基本上达到了这样的一种平衡。历史的系统是有秩序的，受到规则支配的，就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卷入其中的各种力量，都朝着他们在自身体系内的恰当位置运动。兰克的系统观，特别强调恰当的位置。兰克追求的最理想国家，是像普鲁士那样的开明君主专制的国家形式。他说在这种君主国内部，每个人才能够被分配到自己最恰当的位置上。

你们读兰克的东西会发现，他非常强调位置感。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身份，你属于什么样的位置，你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君主国里面，我们能够更好地分配君主恰当的位置。这个君主生命是有限的，但他是作为绝对君主而存在的，就是要把这个国王君主当作永恒不死的。即便国王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只要这个国王坐在位置上，他一定就是绝对君主，承当所承担的角色。有一本书叫《国王的两个身体》，国王的位置有超越其自然人格的另一面。因此，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干什么事情。

比如你是一个国家的首相，遇到国家发生了重大灾难，你就不能仅仅掉眼泪，掉眼泪这种事情不是你作为一个首相该干的事情。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要解决问题，而且解决的是宏观的整体的问题，不能儿女情长。

平衡感的前提是各司其职，每个人都被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而且位置的功能发挥到最好基本上兰克的史观的核心就是在这一点上。体系正是通过冲突和协调的过程构成了它自身。各个位置之间，各个部门机构之间，肯定是有冲突的。但是这个冲突过程中它实现了体系化的平衡。世界历史的格局就是这样一种自我稳定的机制，由此形成了适当的普遍的形式。

当然，运动式的成长和发展会持续下去，但是，它已经形成了在体系内部的完善性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浪漫的，更不是预先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模型。历史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自发生的体系，但却又充分表达了人类的精神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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