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于伯恩坦主义的思想渊源。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并非什么新创造,而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结合;卢森堡甚至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斥之为“一个人垃圾堆,一切思想体系的破片,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在这里找到了公墓地。”[1] 伯恩施坦扮演着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的角色,他力图“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1] “千百年来,结果将如何呢? 卢森堡用这样的话预言了伯恩施坦的下场: 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促进手段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唐诘诃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1] 列宁也有类似的看法。列宁指出,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1] 列宁进而提出,所有修正主义都是“用资产阶级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真理”。[3]

3. 关于伯恩施坦主义的实质。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实质,论证了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相互关系,以及坚持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不但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而且要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不但把最终目的同运动对立起来,而且要用运动取消最终目的。卢森堡指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两大要素。它们对工人运动来说,都是需要的。卢森堡并不否定改良工作,她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改善工人境况、要求扩大民主权利等工作看作是教育工人、组织工人准备进行革命的手段。[1] 但是卢森堡反对把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她说:“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1] 她要求日常改良工作必须和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相结合,每一个日常任务的解决都应该向最终目的靠近一步而不是相反。

卢森堡还认为,在工人运动的两大要素中,决不能等量齐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最终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切。”[4] 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得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1] 因此, “修正主义的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针,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1] 可见,最终目的像分水岭一样,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区别开来。因此,与伯恩施坦辩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问题, 归根到底,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的问题。它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工人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伯恩施坦提出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臭名远扬的公式,列宁作了这样的揭露:伯恩施坦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 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 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5]

4. 关于伯恩施坦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对于伯恩施坦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卢森堡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不应单纯从他个人因素来看,而应着重分析当时工人运动的社会环境,揭示它的社会阶级根源。她说: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 “必然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这时在运动中对能否达到伟大的最终目的将发生怀疑,对运动的思想因素将产生动摇。”[1]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是工人运动的特定情况下所出现的对社会主义伟大目标动摇和怀疑的理论表现,所以不足为奇。伯恩施坦主义的表现,决“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6] 从卢森堡和列宁的论述看,当时伯恩施坦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在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经过数十年的和平发展,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改变了政治统治策略,对部分工人群众采取了和平收买的策略,使工人政党的合法主义情绪严重泛滥,而且培植了工人贵族阶层,加上不断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于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不可避免。

5. 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有效性问题。针对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社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甚至在道路上也是健康的,这个社会的弊端通过社会改良的道路是能够完全克服的谬论,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无法克服其弊端,尤其是无政府状态的弊端。她认为,正是这种状态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她强调,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之中, 它无法治愈的痼疾―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1] 卢森堡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必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1] 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胜利的必然性:而坚持资本主义崩溃论,就是肯定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卢森堡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中,得出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她说,今天社会的一切矛盾,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主义产生只“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1] 通过社会革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发现这个出发点,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一发现,社会主义就从几千年来人类模模糊糊憧憬的‘理想’变成了历史的必然。”[1]

6. 关于所谓的资本主义“适应性”问题。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显示出一种不断增长的“适应力”,即资本主义通过信用、通讯、垄断组织(卡特尔、托拉斯等) 以及交通工具的发展,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会逐渐减弱,危机可以逐步消失,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卢森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批驳了伯恩施坦的谬论。她指出,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确实能起增加生产和便于交换的作用,但是信用不是适应手段而是促成危机的因素。而企业主联合组织也“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的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1] 卢森堡还以1825 年英国发生的危机和1836 ― 1839 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于大量投资兴建新的运输工具的事实说明,交通工具的改进和发展,不仅不会防止危机而且会促进危机的到来。因此,卢森堡总结指出,事实恰恰和伯恩施坦的臆造相反,信用、通讯、垄断组织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不可能消灭危机,而是“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1] 她进一步指出,正当修正主义者提出“马克思所作的分析不是过时了吗?”的问题时, 答案就跟着问题来了。“伯恩施坦在1898 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 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即1907 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的‘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驳倒。”[1] 危机“恰恰是在有名的资本主义‘适应手段’―― 信用、通讯和托拉斯―最发达的国家闹得最凶”。[1]

7. 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卢森堡针对伯恩施坦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是限制独立思想活动的“框框”《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卡尔•马克思》、等文等谬论,还撰写了诸如、《反批判》章,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卢森堡指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停滞不前不再发展的理论,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她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却只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1]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追求新认识的世界观。她以为, 它 不是僵化的、令人生厌的、一次性有效的形式。它利用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在历史的电闪雷鸣中最出色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7] 她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继续扩展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一理论已经固定不变和已经完成了。[1] 她说:如果社会进步又提出了一系列更新的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那么,只有马克思的方法能为解答“ 这些问题提供武器”。[1] 她认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或者采取摆脱马克思主义以证明其思想独立性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针对“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运动缺乏能够承担继续发展马克思理论这一事业的知识人才”[1] 时,卢森堡指出:“每一个时代自己塑造它的人才,当时代对理论工作提出实际需要时,实际需要本身会创造出满足这一需要的人才。”[1]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到帝国主义转变时期,作为国际共运左派的领袖的卢森堡和列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叫嚣,卢森堡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当时工人运动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现代无产阶级。“如果说今天的工人运动不顾敌人的种种镇压行动仍旧战无不胜地抖动了它的鬃毛,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冷静地认识到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造成对剥削者的剥夺―社会主义革命。它通过这种认识看到了最终胜利的绝对保证,他从这种认识不仅汲取了激情,而且也汲取了耐心,行动的力量和坚持的勇气。”[1] 所以, “马克思由 于他在社会主义和工人政策中引起的变革必然使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他的死敌。统治阶级很明白,要战胜现代工人运动就必须战胜马克思主义。”[1] “ 历史和经济领域中

但是,自从马克思使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在哲学、发生作用以后,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就中断了。”[1]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已经提不出任何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理论了,马克思主义比以往更有生气和活力了。

综上所述,当伯恩施坦为修正主义创造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时,给这套理论以沉重一击的是卢森堡:当修正主义分子在各方面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时,他们遇到最顽强的对手是卢森堡。这是卢森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杰出贡献。卢森堡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是19 世纪90 年代来和20 世纪初德国和国际共运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认识和斗争经验不足,以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卢森堡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甚至错误。

1. 卢森堡对反对伯恩施坦机会主义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对党的危险性都缺乏足够清醒的估计。虽然卢森堡已认识到必须对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伯恩施坦主义进行清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能够在理论上推翻机会主义的学说”的。[1] 但她却提出“伯恩施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尝试。”[1] “ 个严密的大党不致由于报纸文章而分裂,不致由于个1899 年秋,卢森堡断定:―― 别的政治偏向而分裂”,只要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未’‘未’成为部分党组织的习以为常的实践“ 成系统, ― ”。[8] 卢森堡认为,说伯恩施坦主义者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观点“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意向和改造工人运动”,[8] 这对德国来讲是难以置信的。她在1899 年10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也是本着这个精神作发言,她在大会上指出:“如果你们仔细考察十年以来党的历史,尤其是研究一下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就会看到,伯恩施坦派已逐渐加强,但是还决没有达到成熟: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熟。”[4] 上述事实说明,尽管卢森堡已经正确认识到伯恩施坦主义已经形成一股改良主义思潮,其派别力量也在加强,但卢森堡关于伯恩施坦主义发展不会导致党的分裂也不会成熟起来却已被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主义泛滥成实导致破产的事实证明是错误。

2. 卢森堡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未能给予较完整系统科学的回答,未能用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不能彻底批判披着“时代变了”外衣的伯恩施坦主义思潮。这表现为:一方面,卢森堡虽然看到了伯恩施坦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工人运动渗透的结果,但她没有联系到帝国主义的崭新特点而认清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揭露它的寄生点在于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收买工人贵族的那部分高额利润。基于这种肤浅的认识,卢森堡对于反对伯恩施坦主义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清醒的估计。

另一方面,修正主义之所以有很大的迷惑性,正在于它抓住了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现象,表达了一些人在实践中对多种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要真正克服它,就必须善于辩证地分析自己时代的本质特征,把握住新时代社会生活中各种趋向的总和,从实现局部目的的多种可能性中揭示出事变发展的一般趋势,从中引出相应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案。但卢森堡由于受思想和理论的局限,在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时,往往限于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已有的结论,这就使卢森堡的批判有些苍白无力。而与卢森堡同时代的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列宁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材料,首次对帝国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相结合,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概括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为:“(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米, 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9]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某些部门、某些国家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迅速发展的可能性。列宁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充分的物质准备,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920 年7 月,列宁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还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系统地论证了其在1915 年《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的关于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新结论。可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力地克服了卢森堡学说的不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卢森堡在同伯恩施坦主义的论辩中,虽然不是完美无瑕的,但从她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观点的整体来看是正确的。她的论著、讲话、报告所具有的革命内容,批判的战斗精神,远见卓识的见解,异常精辟的论述,表明她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对她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卢森堡是翱翔凌云的鹰,而伯恩施坦一类叛徒,不过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啄食垃圾的一群鸡。[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