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涉及民国初年中国考古学直接催生因素的文章，有两篇特别值得重视。第一是王国维发表于1926年6月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古来新问题，大都由于新发见”，并肯定“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当世论及出土材料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者甚众，然而王国维的意见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是以甲骨文字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实践者。王国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在这种舆论导向之下，出土甲骨文字的安阳殷墟，成为所有具有发掘能力和意识的学术机构以及个人心目中的向往之地。

第二是陈寅恪所作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这篇短文发表于1930年，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埋藏在中国知识界心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体现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际汉学学术潮流的体察。此文虽为论敦煌学，但这种由敦煌学的经历所引发出来的民族感情和对于现代学术的认识，对于以田野发掘和调查为特点的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实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民国初期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一篇著名文章是梁启超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发表于1926年秋。梁启超认为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起自北宋，中国传统学术中就有考古学的成分，只是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欧美的新方法新技术可以对中国既有的考古学有所裨益，并代表了今后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梁启超作为学界领袖，他对考古学的这些认识，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大多数人对考古学的认识水平。

清华国学院毕业的卫聚贤作有两部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和《中国考古学史》。这两部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但却得以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这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两部考古学史专著。前者详细记述了民国前期中国考古的情况，包括中国各个机构所做的大多数发掘，以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详细记录了这些发现。另外还附有作者认为重要的考古论文、国民政府关于古物保存的法规，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后者发挥了梁启超关于考古学的认识，对中国自周代以来的考古史作了系统的梳理，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与现代科学考古的观念不甚一致，但是由于受现代考古观念的影响，作者对考古学的认识显然比金石学大有突破，例如不但关注遗物，古人对古迹的调查研究也纳入了作者的视野。

民国前期，西方人在中国从事了不少探险和考古活动，大多留下了专门的著作，这些著作很多也翻译成为中文，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知识来源。比较著名的如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⑥、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等。

关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裴文中作有一本精彩的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这本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周口店的发掘史，包括北京人的发现经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周口店发掘从古生物学到考古学研究的逐步转变。这本书与众不同的是，还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状况，是了解那一段时代背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史语所”考古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主体，“史语所”发表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了这时期考古学的最高成就。而且“史语所”考古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刊发资料的速度特别快，往往当年的发掘和调查，当年或者次年就能够整理发表出来，而且对于连续性的发掘活动，能够不断予以阶段性总结，使得人们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到这些重要信息。自“史语所”1928年成立以来，包括15次殷墟发掘在内，所有的重要考古发掘和调查，在“史语所”早期出版物中，都有较全面完整的反映，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史语所”出版物中有关考古学史的文章，比较重要者有如下几篇。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这是“史语所”的立所之纲，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中反映的科学主义治学精神，民族主义爱国情怀，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能够发出的最强音。通贯全篇的这种“史语所”精神，在“史语所”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始终贯彻之，当然强烈反映在“史语所”的主要成就——考古活动中。《旨趣》中对考古活动做的一些具体设想，后来也逐渐得以落实——这种落实的过程，甚至一直到今天仍然表现出来。研究“史语所”考古的学术思想，有三篇文章十分重要：傅斯年的《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李济的《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和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这三篇文章集中起来，作为1930年12月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的附录发表，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在第三次殷墟发掘之后，中央发掘团与河南当地人士发生冲突而难以继续工作，傅斯年认为之所以受到地方排斥，国人对于考古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挖宝”上，对其现代学术意义不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于是他和李、董便作了这三篇文章，广为散布，一方面是与河南方面辩难，另一方面是普及科学考古知识。另外李济还作有《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在社会报刊上刊布。虽然这几篇文章是普及读物，而且有强烈的目的性，但是却集中反映了“史语所”的考古思想内涵，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现代考古学认识的最高水平。

关于“史语所”各阶段考古活动的总结和叙述，在“史语所”出版物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以下数篇：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李济《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后记》、《城子崖》，等等。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具体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由草创到壮大、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二、解放后大陆学术界的民国考古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