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历史哲学，人们一般把它分为思辨的和分析批判的两类。其实，若从本休论上讲，它也可划分为强调本体论的和反对本体论的两种。因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属于历史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问题，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属于历史的认识论或知识论问题，是反对本体论学说的。

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家看来，历史总是和某总先验或超验的本体存在和目的论存在联系着的。这种存在在伏尔泰那里是某种历史思维的类型，在康德那里是‘‘自然的意图’’或隐蔽的‘‘自然计划’’，而在黑格耳那里是理性或绝对精神支配着世界历史。而还此之前，它在希罗多德那里是诸神的愤怒，在斯多噶派那里是命运的法则，而在中世纪圣奥古斯丁那里则是上帝对人类的拯救，即使在维柯那里摈弃了神的干预而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也不排除天神意旨的安排。这里，历史思维的类型、‘‘自然的意图’’或‘‘自然的计划’’、理性或绝对精神以及诸神的愤怒、命运的法则、上帝、神意等等，都是属于历史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这种历史哲学的本体论思维，虽然包含着很高的智慧，但由于其存在都是先验的或者超验的，是无法于社会历史得到验证的，因此，它与真实的社会历史之间很难看到现实的逻辑关系和联系。其为最高原理，也只是一种先验的理论假设或主观设定。

西方一般把伏尔泰到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都归入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如沃尔什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就是这样。他们所以把孔德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思想也归入于思辨一类，主要是说这些人所构建的历史法则隐藏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如历史必然性、铁的法则或不可改变的规律等等。这也是一种本体论思想。不过它是试图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学存在，它就像在历史背后隐藏着一个上帝一样。其为最高法则和原理，也仍然是一种理论假设或主观设定。但这派人的历史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属于自然主义、经验实还论思想。其最高法则或原理，则不过是把物的某些法则硬塞给社会历史，或者说是用主观设定的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历史的本体论。

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反，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家是反对一切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布在的，是反对一切社会历史先验或超验本体存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家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精神史，都是人的心灵或生命精神的活动，而且这种历史活动是独特的、一次性的、不重复的，因此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法则或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这用克罗齐的话说，就是‘‘被历史地思考着的事实在其本身以外无原因，亦无目的’’，因此，‘‘求助于外在的因果联系即历史决定论，或求助同样外在的超验目的历史哲学，是没有必要的’’①。那怎么办呢？只能去理解，去领误。不光克罗齐这样看，其它像狄尔泰、李凯尔特、齐美尔、马克思·韦伯以及科林伍德等批判的历史哲学家，都是这么看的。这发展到分析派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波普尔那里，就变成了对历史决定论的谴责，而发展到新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里，不仅认为大多数哲学命题或问题都是虚假的、没有意义的，而且认为一切形而上学的存在都是废话，都是毫无意义的，应该保持沉默了。思辨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家无疑看到了独特的文化与生命精神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但因为其抛弃整个历史法则，抛却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也就使整个社会历史陷入相对主义了，特别是当他们抛弃历史法则，抛却形而上学本体布在，把历史推动归结为一个现实的利益或目的的时候，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也就变成了一大堆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或恶魔铺成的道路了。这也说明，历史哲学没有本体论的思考，没有最高的法则或原理，是很难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也是很难用这种理论对社会历史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与说明的。此乃分析批判历史哲学之局限也。

但实际上，不论是历史哲学还是其他理论，完全没有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思考，是不可能的。当批判历史哲学家把历史看成是人的心灵或生命精神的活动，并要求历史学家用直接的经验与感受，即心灵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去理解领悟历史的时候，他们的历史哲学理论已经陷入了个体的或心理的本体论。同样，当历史哲学分析派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波普尔用‘‘纯粹的逻辑理由’’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时候，或者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用‘‘本真的数理逻辑’’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本体存在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另一种本体论。由此可以看出，不论历史哲学还是一般哲学，是要完全根除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思考，是不可能的。不光哲学家，这对任何进行理论思维的人都是一样的，只要他是用范畴概念说话或思考问题，而不是像抽象思维能力不发达的原始人那样只会用具体的事物或形器比比划划地交流思想看法，他就已经进入了形而上即超越形器之上的范畴。推理、抽象思维、利用范畴和概念、一句话，形而上地思考问题，是人类智慧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表现。不会这样思考问题，只会用具体事物或形器进行思想交流，甚至离开具体事物或形器就再也不会思考问题了，那恰是人类处于文化低级蒙味阶段的表现。例如受斯基摩人只有这种鱼、那种鱼，而没有一个‘‘鱼’’的抽象概念，就是所处文化价段低，抽象思维不发达的表现。对于处于高级文明阶段的人类来说，只要你离开具体事物或形器想问题，只要你利用抽象的范畴概念想问题，事实上你就已经进入形而上学了。如果你再把某种形而上的存在当成一种理论学说，当成一种根本的存在，那么，你们也就是形而上学家或本体论的哲学家了。因此，研究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在于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可以作为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

形而上学即是本体论，本体论就是形而上学。这一般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是说的通的。但是，并不是任何本体论都是在形而上意义上讲的，都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本体或本原意义。如亚里士多德讲的土、火、水、一类物根，海德格尔讲的人的失落状态的‘‘此在’’或‘‘亲在’’，卢卡奇讲的‘‘劳动’’本体论，以及现在一些人讲的‘‘科学技术’’一类工具本体论等等。这些讲法在西方哲学中也称之为形而上学，也称之为本体论。土、火、水，人的‘‘此在’’或‘‘亲在’’，劳动、科学技术等等，无疑是社会历史中的根本存在，但它们皆不是在严格的形而上或超越形器之上的意义上讲的，因而也不具备形而上学本体或本源的性质。他们只是一种物在，一种根本存在，但他们是绝不能生化出一切、创造出一切的。而且它们也不是在最高、绝对和无条件的意义上讲的，因为在他们的存在之上或之外，还有更高、更无条件的存在。因此，这种存在，这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是不能作为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或最高法则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并不是任何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在都具有真正本体或本源性质的。如思辨历史哲学家讲的‘‘自然的意图’’、‘‘自然的计划’’、‘‘理性’’或‘‘绝对精神’’，以及上帝、神意等等。这些存在虽然是在形而上或超越形器之上的意义上讲的，在西方哲学中也是被称为万物本源、终极存在、第一推动者、最高理念或第一哲学原理等等看待的。但是，这些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在，如前所说，只是一些先验或超验目的论的理论假设或主观设定，它们与真实的社会历史之间并不具有现实的逻辑关系或联系。其中有些存在，如上帝、神意等，则纯粹属于宗教哲学本体论或神学本体论。所谓上帝创造了一切、神意的安排等等，则是源于宗教神话传说，而不是说他们与社会历史之间有真实的逻辑关系与联系。因此，这类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也是不能真正作为历史结学的最高原理或最高法则的。

为了阐明中国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我们必须提出并确认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三条基本原则，作为推演、重构中国历史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并清除中西哲学在这方面的差误所造成的混乱。然后我们才能以这种基本原则为依据，说明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或最高法则是什么样的。

这三条基本原则是：

第一条：它必须是最高的、终极的或绝对、无条件的存在。惟此，它才可以作为最高原理或最高法则。若在它之上或之外还能推出更高的存在，如以‘‘工具’’为本体存在，还会提出制造工具者是谁，如以人的‘‘此在’’或‘‘亲在’’为本体论在，还会提出人是从哪里来的一类问题。这样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就不能作为最高原理或最高法则。

第二条：它不仅是最高的存在，而且还必须是可生可化的存在。惟可生可化，他才可以成为本体化本原；又惟是最高的，它才可以成为最高本体或本源。若不可生、不可化，如上帝与神一类我本体存在，或不是在最高意义讲的，而只是一些具体地生、具体地创化，如‘‘劳动’’、‘‘工具’’一类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存在，也就不可以成为历史哲学最高原理或最好法则的。

第三条：它不仅是无形无像的形而上存在，还必须是实有是理、真实无妄的存在，即具有客观真理性。惟此，它才可以与社会历史哲之间建立起现实的逻辑关系与联系，也才可以进行社会历史盛衰的逻辑运演。如果它只是纯粹的理论假设或外在超越符号，如‘‘理性’’、‘‘绝对精神’’或上帝、神衹一类精神实体的存在，那么，她就无法建立这种逻辑关系与联系，也无法进行历史盛衰的运演了；它作为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和法则，也就不具有客观真理性了。

我们只有确认这些基本原则， 讲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或最最高法则，才有有效性，才不至流于形而上学的独断，或虚假的理论假设。自然，这并不是说要限制任何人以某种范畴概念或根本存在去建立形而上的理论学说，或作为哲学本体论的存在。但惟有这些基本原则，才能为我们阐释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与依据，而不至流于无任何理论准则的胡说八道。

那么，如何以这些本体论的基本原则看待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呢？这个最高原理与西方历史哲学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