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照耀未来

——浅论三星堆考古研究意义

华未眠

考古工作，是人类恢复集体记忆，接通文化源头，廓清精神疆域，照亮内在心智，拓展心灵空间的一项伟大活动。

三星堆考古工作，随着近百年的陆续发掘和周边前后期遗址的不断发现，越来越凸显出它在厘清古蜀史、探寻长江文明起源和主体内容方面的重要意义；同时，它对进一步认清中华文明多元构成的内容和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考古学及近几十年人类学的发展，三星堆考古工作，对进一步了解上古世界文明体的类型和彼此间文化经济交流的具体情况，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意义。而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对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求，随着人类文明即将到来的转型，三星堆遗址中的文化内涵，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选择，对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或具有重要启迪。

一、三星堆考古对厘清古蜀文化和长江文明的来源及主体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数百年前，尽管《山海经》《史记》《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道藏》等典籍都有较多古蜀史事记载，但受周朝以来文化价值取向和汉朝以后“中原一统”皇权思想影响，1000多年来，无数史家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信，或信而难达，令上古蜀史，基本停留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中。

直到1929年晚春的一天，广汉农民燕道诚父子，不经意挖出了一大堆玉石器，才让古蜀文明真容初露；1986年，1、2号祭祀坑横空出世，大量瑰丽奇特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众多象牙、陶器、海贝、骨渣等发掘出土，史学界才不得不认真地开始考量上古蜀史。随后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在广汉周边古蜀地域，又陆续发掘金沙、营盘山、宝墩、桂圆桥等遗址，在三星堆遗址内发掘真武村仓包包祭祀坑、仁胜村土坑墓等，基本确认东、南、西、北城墙和青关山大型建筑；并在北去8公里的南丰联合村，发掘出有5000年不间断古蜀文化完整序列遗址。

可以说，从已发掘出的各期各类文化遗存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汉朝彻底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古蜀，已基本具备完整的器物谱系。

赵殿增先生在《三星堆研究》（第五辑）之《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一文中，对古蜀文明作了如下分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为蚕丛氏蜀王时期，距今约4800—4000年前；

“宝墩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为柏灌氏蜀王时期，距今约4500—3700年前；

“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二、三期，相当于夏商时期），为鱼凫氏蜀王时期，距今约4000—3200年前；

“十二桥文化”（含金沙遗址，相当于商周时期），为杜宇氏蜀王时期，距今约3200—2600年前；

“晚期巴蜀文化”（含船棺葬文化，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为开明氏蜀王时期和与川东巴国并存时期，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16年；

“巴蜀文化余存”（相当于秦国后期与汉代初期），为秦汉时期，也是巴蜀文化的交叉期和过渡期，约公元前316年到约公元前100年。

这个分期，虽只是一个单线条的时间序列编排，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说，除宝墩和桂圆桥、箭台村遗址可能存在一些交叉重叠外，基本算是给古蜀史画了一个比较简洁实在的谱系。但是，随着2020年三星堆遗址不远处5000年文化不间断的“联合遗址”的发掘，以及2021年3月公布的4号祭祀坑埋葬年代95.4%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年前，可能更意味着古蜀史不是单线条的发展，而是彼此独立又交叉的多元发展格局；或许，这也更符合“国家”没有正式产生之前的古蜀现状。

从目前来看，三星堆遗址无疑是古蜀和长江文化遗址中延续时间最长、文物最丰富最灿烂的遗址，也是蕴含其他族群聚集区文化因素最多的遗址；因此，对它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最有助于解决古蜀史和长江文明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新石器时期，成都平原古蜀人的来源。是自青海、甘肃沿甘南、松潘、茂县、汶川、九鼎山、桂圆桥、三星堆路线，还是汶川、理县、都江堰、宝墩、三星堆路线？或是自甘孜、阿坝、茂县而来？或是自汉中翻过秦岭，经广元、绵阳、绵竹、什邡来到三星堆？或是从长江水路逆上？或是其他来源？因为新石器之前，成都平原应是泽国，古蜀人都应是外迁而来。

二是古蜀国发展的动力与原因。三星堆一期向二三期发展，也就是从新石器晚期突然过渡到青铜时代的巅峰，动力是什么？是性灵发展的强劲需求，独立发展起来？还是受其他文明激励后发展起来？或是大规模外来移民带来？亦或那时的古蜀，是上古亚欧文明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祭祀中心，它的高度文明，是当时世界上的精英共同创造出来？那它凭什么能成为这个重要的中心？

三是以三星堆为主体的古蜀国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状态，是神权国家，祭司即国王？还是没有王而信仰多神教？或是祭司阶层集体治理社会，如古埃及祭祀集团或古印度的婆罗门阶层？还是其他？

四是三星堆祭祀坑，到底是祭祀坑，还是祭祀器物掩埋坑？8个坑分几次掩埋？坑与坑的时间间隔是多久？祭祀大典因何举行，有什么规律？

五是三星堆文明的衰落，是天灾（地震、水患），还是神权体制面对人类自身发展需要、面对世俗王权崛起而自然没落？亦或是遭遇入侵而衰落？

六是古蜀和良渚、河姆渡、大溪地、楚文化等长江文明的关系如何？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交流融合是如何演化的？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有赖于对三星堆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对发掘出来的器物作进一步检测和研究。

三星堆遗址2 号祭祀坑出土的铜蛇

三星堆遗址1 号祭祀坑出土的

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石矛

三星堆玉琮

二、三星堆考古对于解析中华文明的多元构成和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6个祭祀坑发掘后，尽管遗址发掘还有一个漫长过程，但考古工作的重心会逐步从器物发掘为主转移向器物研究为主，进一步解读器物所承载内容，了解古蜀人的文化思想、宇宙观、生活规范及习俗等。尽管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发掘出文字的希望，但可能非常渺茫，因为从人类感官心智发展的规律来说，三星堆器物所示现的古蜀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认识，其实非常通透，基本处于庄子《知北游》中所言的境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一群生活在水草丰美、鱼禽养人、宛如“天府”中的人，肉体生存无需太费事，闲适之余，除放飞心灵、玄览奇妙，还有什么必要去刻板教化呢？说话和造像，已能满足各种生活所需，何必无事找事呢？

生活在三星堆的古蜀人，沉浸于自我境界，面对后来肉体生存所带来的资源争夺战和世俗王权的兴起，他们或被自我的文化“异化”和“奴役”，坚守信仰与价值观，最后玉石俱焚；或选择隐退，远走异乡；或默默忍受，被动同化；或选择超脱开放，积极融入；最后，和中原及周边其他人群一道，汇聚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还没形成文字的古蜀人，在后来有文字记载时的官方史书中淡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们过去的文化，就消失无踪？或随其器物，沉睡地下数千年？我觉得不是，沉睡和消失的，只是那个时期表达过他们心灵事项的器物，而他们内在的文化精神，如宇宙观念、人生观念、美学观念、生活情趣等，通过融入几千年前的生活，早已化为集体的文化基因，并在后来的逐渐融汇中，转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意识，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和殷商以后的周文化一道，互为表里，最终刻制了中华民族心智结构两极互动的芯片，世世代代地运转着中国人的心。只是我们这一两千年来的绝大部分人，用而不觉、觉而难说，因为它已转化成我们的文化本能。

因此，解读三星堆器物内容的方法，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下手。

第一，对祭祀坑的骨渣和仁圣村墓坑的人体遗骨等涉及生物遗存的，进行必要的样本采集整理，进行生物学排序检测，绘制古蜀人种、族群和生态环境的基本谱系。

第二，开展地质考古工作，对湔江、马牧河及广汉境内河流的河床和上下游（彭州、什邡、金堂、青白江等相关区域）进行勘探研究，绘制境内河流变迁历史。

第三，运用心灵考古的方法，解读物象选材和造型背后的心灵契机，了解古蜀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从而了解他们的思想境界、宇宙观、人生观等。

第四，通过解读三星堆器物造像、纹样、符号、尺寸等背后的寓意，破解古蜀人的“形神”互动系统（后来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体系），从而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支配这种行为的原则和方法。

第五，运用《易经》《山海经》《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道藏》《尚书》《史记》和世界同期史诗等典籍，运用其他文明遗址的解读成果以及个人潜意识结构作为校对依据，令解读能获取最大说服力，从而能最有效地复活中华文明这一片集体失忆的区域，拓宽中华民族古历史的浩瀚天空，疗治几千年来民族争斗融合过程中造成的记忆创伤，恢复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巨大活力，让中国人能驰骋于宽广灿烂的精神疆域，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感和自豪感。

三、三星堆考古对进一步了解上古世界文明体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类这轮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大洪水事件之后，还有另一件大事，就是“巴比塔”事件，在中国叫“绝地天通”。两个事件的记载都是由后人追忆，都指向在人类心智发展中的同一件事：人神杂居结束，人与神的沟通由民间的巫转向官方宗教或礼教。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有两个层面和两个时期：一是人神的分离，也就是地、天之梯的失去（人的心智结构的分裂），这在各大文明的神话传说、史诗、古史中均有记载，各种遗址也有反映；二是人类化组织行为中，人神沟通渠道的改变，由“家家有巫”，变成王者独占，这在各国的古史中也均有记载。这两个时期，至少应有千年左右的时间间隔。这个间隔期，是一个“巫师”时代。“巫”，是引领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那时神圣意志（上帝、神、自然规律等）的体悟者，也就是人类早期的知识分子（也可称先知）。他们洞察万物和神意，了解动植物属性、天体运行规律、四季变换、水涨水枯，引导人们种植植物、驯养禽兽、建立居所、疏理河道，突破血缘关系，结成生活共同体，让人类的心智渐渐发展起来，进入“人”的社会。三星堆遗址，应是人类“巫”文明时期最典型的文化遗存。

从目前的桂圆桥遗址、宝墩文化、广汉联合遗址等出土新石器晚期的器物来看，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与它们比较，无论是材质、工艺、造型艺术，还是数量，都有很大差别。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探明其来源，了解其生存机制，才能对解读出来的文化内涵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校对依据。

从目前已挖掘的8个祭祀坑来看，过去公布的1、2号祭祀坑年代就有时间差，而有检测报道的4号祭祀坑与1、2号祭祀坑又有时间差，6、7号祭祀坑更有打破关系；因此，基本可以确定，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性质，就是古蜀时期的祭祀活动造就。只是这些坑、器在祭祀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从目前8个祭祀坑发掘后所公布的器物来看，陶器、玉石器、金器、青铜器、丝绸等的制作都达到一个极高水平；可以说，几乎都是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经典之作，它和中原的殷商文明、良渚文明以及北纬30度左右的亚欧文明体之间，都似乎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艺术交流，甚至是合作。上古人类大迁徙主要是因为生存资源，而远距离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巫师”时期，则主要是因为对“神”的共同信仰。那时，人们对“神谕”广泛重视，自然会衍生大大小小的祭祀中心，而三星堆，应该就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亚欧文明共同体中很大（或许是最大）的一个祭祀中心。唯有如此，才能理解祭祀坑器物的灿烂与丰富，才能理解它与各地文明既关联又独特的艺术风格。所以，应对每一个祭祀坑的挖掘时期、器物的制造年代尽可能进行检测和校对，排出时间谱系，这对研究确定祭祀和祭祀坑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这样隆重的祭祀典礼，究竟是按时间，比如100年一次，还是每更换一次“大巫师”，或更换蜀王（也就是大祭司），才举行一次；各地的代表是携带自己的祭品还是携带能制作祭品的材料或货币前来参加典礼，向神明献祭并聆听神谕，再回去传播神的意旨。

从对8个祭祀坑器物情况的研究，应可以看出几次典礼的隆重程度，即可以根据器物类型、价值高低、器物内容，判断典礼的具体内容、规模及参与人群等等。因此，进一步研究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对判断每次参与祭祀典礼的都有哪些文明区、各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状况如何、“丝绸之路”“象牙之路”如何形成等问题，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应算是上古世界经济文化集聚最丰富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天府之国”说法的最初来源，我觉得也应与此相关。

四、三星堆考古对于了解前轴心时代人类的思想形态，对于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第一次轴心时代概念，指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几百年时间内，世界几大文明区，都不约而同地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如中国的“士”、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等。他们突破过去被动思想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社会化生存、人的身心关系、人的个体终结和人类的终极、人类与神和万物的关系以及人生应当何为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给出各自的思想范式；而且这几个文明区域，都经历了中国春秋时期一般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在此，我把雅斯贝尔斯提到的第一次“轴心时代”，换一个角度，称为“国家春秋”；在这一时期，几个文明区域，各自为后来的以国家为主体的人类生存单元，撰写出核心运作程序，将一颗颗人心，有序地运作起来，就像今天微软的Windows系统和苹果的Mac系统，或是安卓的Chromium OS，人在这些系统上，重新开始书写生命之书。自此，人类便在这些思想范式中生存发展，各大区域都发展出一片“国家森林”、一个中心大国（往往是文明的发明者和输出者），周边围绕着众多的运用这套文化的中小型国家，世界就由这几片森林繁衍发展。

大多数思想者认为，人类至今没有突破轴心时代的思想范式。

但正如庄子在《天下》篇中所云：“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因此，随着人类的发展，公元前后，几片森林就开始互相渗透；文艺复兴前后，各自开始感知到自己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有限；19世纪前后，人类开始感受整体生存资源和空间的限制，这也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背后最深的根源。今天，人类已深深陷入资源和空间的危机之中，国内外很多思想者认为，人类的第二次轴心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的身心运作系统急需升级迭代，开辟新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近几十年来，从国家层面，我们先后向世界提出“和谐论”“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并逐步提升我国在联合国的话语权；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开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与沿线国家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应该说，“星球春秋”时代（第二次轴心时代）已经到来，人类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打破国家界限，站在“类”“种”的生存发展角度，进行自我革新（生命工程学），拓宽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开辟出更多的新资源。这，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文明系统，一个新的宇宙、万物、人和谐共生的体系。

为此，中国思想家如李泽厚、张光直、余英时、陈来等，开始研究第一次轴心文化的形成缘起，对诸子春秋前的礼乐系统，对衍生礼乐的祭祀仪式，进行深入研究；而在研究中目前主要依据的是殷商遗址的器物、文字和《国语》《尚书》等古典书籍上的有关资料。他们虽已深入到祭祀仪式背后之“巫”的运作体系中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仍然还有很大的重要的空间尚未展开；因殷商的巫祭系统，已将祖灵放大，人间的倾向比较重，已不是人天之际的最初位置。三星堆遗址的“巫”系统，可能是目前“巫”这套文化最丰富最全面的样本，甚至可能就是宇宙、万物、人和融共生的初始系统；或许，它能给第二次轴心时代文明系统的生成带来更多启迪。因此，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研究，从人类历史学这个范畴，从历史作用于当下和未来的角度来说，意义都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赵殿增：《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三星堆研究》（第五辑），巴蜀书社，2019年。

2.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译：《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3.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4.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5.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年。

6.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