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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

早在1930年，史家陈寅恪便曾提出“预流”之说，指出新材料与新问题对于开创新时代学术的重要意义。按照陈寅恪的说法，评价一位学者是否入流的标准，不外乎对新问题的提出与思考，以及对新材料的发现与把握。

在告别2017年，迎来2018年之际，笔者习惯性地自我回顾过去一年所参与的学术活动，用以作为个人观察、反思海内外学术发展的新趋势的一个方法。

在此仅就笔者较为熟悉的明清史研究领域，通过笔者个人于2017年所组织、参与的学术活动进行简单的回顾与介绍，进而管窥明清史学界发展的新趋势。希望能借此为有志于明清史研究的同道，以期提供一些关于思考新材料与新问题的参照。

总体来说，笔者在2017年所参与的学术活动中最直接的一个观察，主要是海内外明清史研究者“比较视野”的拓展。在“五朵金花”问题意识的带动下，新中国的明清史学人早在二十世纪五〇年代，便曾通过中国与欧洲的比较视野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然而随着“五朵金花”的退潮，中国的明清史学界自1970年代后期较为显著的转向实证性的基础研究，此后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明显得以获得深化，然而比较性的研究相对此前则显得沉寂许多。

与此同时，自1970年代比较视野开始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蓬勃发展，诸如在七、八〇年代政治学家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经济史家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开始通过比较西欧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建构所谓十六世纪“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的论述，

到九〇年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一词，都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提供了新兴的问题意识，而比较视野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在西方历史学界成长茁壮并持续发展至今，同时也对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诸如中国学术界所熟悉的伊懋可（Mark Elvin）、黄宗智（Philip Huang）与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等人对于明清中国经济的“高度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内卷化”（involution）与同时期西欧对比的“大分流”等一系列相关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而关于“欧洲奇迹”的相关讨论与批判在西方也方兴未艾，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2009年出版的《欧亚奇迹》（The Eurasian Miracle）便是其中代表。

大致上来说，在二十世纪七〇年代以后，相对于西方学界，中国明清史学界的主流开始转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即便此后仍有中国明清史学者持续留心明清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研究，却也多半是在上述西方问题意识的脉络下进行比较讨论。

至此我们不仅要问，比较视野对于近来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发展究竟有何启发？而中国明清史研究又如何通过比较视野，发掘新材料、新问题？而比较视野本身对与中国明清史学界，又具有怎样的新意？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推敲与思考。

而笔者在2017年所组织、参与的三场学术活动，其中的观察经验或许能为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些许线索。而通过参与这几场学术活动的相关经验，笔者认为比较视野对于中国明清史研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远不应单纯是以“欧洲奇迹”作为前提，仅仅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欧发展的一个外来对照。

2017年8月3—4日，在冯其庸学术馆的热情赞助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在无锡联合召开了“内亚与华南的交汇：明清中央档案与地方文书工作坊”。这场学术会议的主要特点，在于集中明清史研究中被外界归类为“内亚”与“华南”的两派研究者。

事实上“内亚”与“华南”，并不单纯是以研究地域所划分的学派，如有学者的研究区域虽然属于“内亚”，方法上却无疑更贴近“华南”。而所谓的“华南学派”，其研究的地域范围也早已不局限在华南，因此有人认为所谓的“华南学派”实际上已成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人类学派”。

因此与其将二者其视为具有组织性的学派，不如说是明清史学者们各自对历史语文学（Philology）与历史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继承与发明。而对笔者来说，这场活动的主要启发，在于“内亚”与“华南”双方学者的交锋，尤其是对不同区域个案间相关课题的跨地区比较所引申的相关讨论。

这场为期两日的会议的开头，分别由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迎胜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赵世瑜两位先生，代表历史语文学与社会经济史进行大会主题发言。

刘迎胜教授以《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中的审音勘同法》为题，系统地阐述了历史语文学对于中原与内亚民族交流史的深刻意义。

赵世瑜教授则以《历史人类学的前瞻及其与历史语文学的对话》为题，提出了历史人类学与历史语文学对话的可能性。

本会议共分八个场次。

第一场次“旗籍、科举与社会流动”首先以清史研究中的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为开头，发表人通过爬梳清代官方典籍以及地方科举文书，以及结合文献考订、量化统计以及田野考察等多元方法，为本次会议多学科的对话奠下良好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董建中《田⽂镜旗籍考》一文指出，现当代学者无一不沿袭《钦定八旗通志》、《清史列传》与《清史稿》等记载的说法，认为雍正朝名臣田文镜原属汉军正蓝旗，后于雍正五年抬入汉军正黄旗。

然而利用田文镜京察自陈题本，加上《缙绅录》的记载，确认田文镜原隶汉军镶蓝旗，而不是正蓝旗，进而探讨了这一记载错误的可能原因。

文章还发现地方志等对田文镜的旗籍记载反而是正确的，这进一步引发思考：在面对官员旗籍记载歧异时，不能简单认为中央记载就优于地方文献。

上海交通⼤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蒋勤《清代⽯仓阙⽒的科举参与和⽂武之道》利用浙江石仓文书中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中期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除了展开捐监、文科举，以及家族联姻等活动，更是抓住太平天国时期武科举中式率提高的机会，实现“文武并举”转向。

此项研究通过考察文本与田野，试图将科举制在地方社会中的实践，做更为细致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邱源媛《土地、继承与家族：八旗制度影响下的华北地方社会》通过考察遍布畿辅为数甚众的八旗庄园人群，讨论其土地、分家与继承等问题，尝试着分析八旗制度对华北地方社会（包括非旗人社会）所带来的普遍性影响。

清代旗人生活区域广阔，尤其在北方地区，旗人成为当地社会主要人群之一，对地方基层社会、非旗人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忽略。关注八旗制度、旗人群体，或将为清代华北乡村基层社会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从而弥补部分研究空白。

邱源媛文已经修改全文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2017年第15卷第2期，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参看。

第二场次主题为“清朝、内亚与多语档案”。近年来清代满、蒙、藏文档案的整理、出版与利用工作，获得了长足的推进，也使得长期耕耘多语种历史档案的内亚研究者，得以利用新材料推进内亚史研究的前沿。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研究员道帏·才让加《有关为乾隆皇帝驾崩修善祈福特遣使赴藏熬茶超度档案考述》通过嘉庆四年间三件满蒙藏文合璧皇帝敕书，分析和研究为乾隆皇帝驾崩差使赴藏齐聚僧众诵经祈福及熬茶超度一段重要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罗布藏舒努与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和清朝的关系》利用满、蒙、汉多语种档案文献，考察了准噶尔汗国策妄阿喇布坦之子罗布藏舒努与其异母兄噶尔丹策零之间的政治斗争，并分析了雍正帝遣使土尔扈特希望将罗布藏舒努带回北京，进而利用其与噶尔丹策零相抗衡的战略布局。

乌云毕力格此文全文经过修改，已刊登在《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参考。

第三场次“土地、游牧与地缘政治”，从地方史的细致视角，讨论了游牧社会与土地之间的关联性。近年来清代内亚史的焦点，多半侧重在国家的权力核心层面，然而本场次的发表人利用蒙、满文历史文献乃至于地方口传记载，充分体现出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交错，可谓颇具新意。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玉海《翁牛特右翼旗献地与木兰围场始置时间考》指出木兰围场始置于康熙年间，作为清朝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在清前中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地界主要献自翁牛特右翼旗和喀喇沁右翼旗。

文中利用清代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对前人研究中所提到的木兰围场始置于康熙二十年和二十三年两种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翁牛特右翼旗献地才是真正木兰围场始置时间的新观点。同时，对翁牛特右翼旗所献地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研究员乌云格日勒《花尚阿与爱兴阿——20世纪初扎鲁特二旗协理台吉与当时的社会》通过梳理民国初年扎鲁特左右翼二旗两名协理台吉的经历，以个案研究形式，探讨环境的变化、政策的转变、时局的动荡，个人的经历如何复杂而多面地交织在一起，进而又如何构成20世纪初蒙旗历史的史实。

除了历史档案中的文献记载外，古代游牧民族常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记忆本民族的历史，而蒙古民间也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萨出日拉图《断轴之端，文史之遗——扎鲁特蒙古人的“腾葛里河传说”》利用语文学的方法对扎鲁特蒙古人的“腾葛里河传说”及其史源作了探究，并指出历史传说与文本史料相结合可以互为补充，拓展民族史的研究领域。

第四场次“祭祀、技术与商业网络”，从地方祭祀与劳动组织为出发点，利用许多新见的地方文书、碑刻等史料，深刻地讨论了明清中国各地地方基层社会的构成及其功能。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任建敏《从神明到祖先——清代桂林府临桂县茶洞地区的社会转型》以清代广西桂林府临桂县的茶洞地区为个案，揭示了宋代的“徭团”、元代的“屯田千户所”、明代的“獞寨”、清代的“猺里”等不同标签之下的茶洞地区，不同身份背景的人群的复杂互动，以及这一地区从神明信仰为核心到祖先信仰为核心的社会转型。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员祁剛《浙南民间道坛历史的时空构造——以泰顺地方道教的仪式文献为主》以浙南泰顺县内民间道坛惯行之“祖师科”与“地主科”为基本史料，间以族谱、方志等其他资料参证解读，通过对明清时期道士家族及其世业道坛的组织原理、历史构造的揭示，探讨了当地道士在社区仪式中构建本地历史、神圣空间的“地方性”意识。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生王懿君《清代云南个旧锡矿的采矿技术和地方社会》利用方志、碑刻资料、技术文献和中央档案对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上半页云南个旧地区的锡矿的采矿技术和地方社会进行研究。笔者在研究采矿和冶炼技术的基础上，将社会关系纳入“技术”的范畴进行讨论，认为以“七长制”为特点的“半自治社会”为云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华人采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在资本筹集和劳动管理上不可或缺的支持。

同时，本文重新定义了“技术”在前现代（early modern）语境中的含义，挑战了西方中心的科技史观。

第五场“族群、边疆与身份认同”，利用汉、藏、满等多语种史料讨论了明清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胡箫白《非此即彼？——明代川西北的群体标签和身份政治》关注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身份政治。

在汉、藏势力进入边区社会的历史场景下，作为群体标识的“番-羌”、“黑-白”、“大-小”等二元标签皆经历了内涵及功能的历时性嬗变，为观察边疆社会本地人群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利益博弈和政治互动提供了极佳视角。

谢光典的《前世今生：第八世东古夏仲活佛的还俗书写》以康区甘孜东古寺（Stong ’khor）第八世夏仲活佛阿旺多觉云丹绕给（Ngag dbang mdo rgyud yon tan rab rgyas, 1853-1895）的人生史为线索，借由藏文《历辈东古人物传》（Stong ’khor zla ba rgyal mtshan sku phreng rim byon gyi rnam thar）中有关第八世夏仲活佛的记载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考察在19世纪中后期的动荡时局下，康区一位普通活佛的人生历程，剖析传记作者是如何在充满矛盾与隐喻的情境下，书写自己所在寺院的寺主活佛舍戒还俗、娶妻生子的行为。

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岩刚《清朝首次金川战争中对“番子”人名地名的采录：兼谈“汉字十二字头”、“同文韵统”、“清汉对音字式”之关系》以第一次金川战争之时，清朝出于军事需要下令采录“番子”人名、地名，并以清字、唐古特字和汉字三体合璧形式缮写造册的几份满文档案为中心，认为战争期间，清朝没有在四川督府及军事前线设置相关译员职位。

并进一步通过将这几份档案中人名、地名的音写模式及其中提及的“汉字十二字头”与《清汉对音字式》、《同文韵统》等部分内容相比较后，认为这几者之间存在有明显的前后继承逻辑。

第六场“水域、产权与自然环境”通过各位发表人对于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江西鄱阳湖、以及内蒙古土默特平原等地的水源与水域利用的深入研究，不仅为历史人类学方法“走出华南”的跨地域研究提供了极为良好的实证；更以传统的赋役制度与地方文书研究为基础，以“水”为核心议题为近年兴起的环境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谢湜《明后期实征文册的施行与江南基层水利的治理》从江南实征文册施行的语境和地域特质考察万历常熟治水，思考明后期基层水利治理的普遍趋势和社会机制。

明后期条编改革中，赋役征调和簿册制定仍然受到诸多掣肘，地方官府欲达到真正的“实征”效果，不得不依靠富户豪绅，甚至在具体施政中默许户族更多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里甲人户为承役单位的黄册精神，从形式上体现在实征文册的编制当中，呈现出某种回光返照，亦导致大户在江南市镇的基层水利运作中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刘诗古《清代中国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生成”与“层累”——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围绕一批在鄱阳湖区新发现的渔民历史文书，包括契约、合同议约以及诉讼文书等，通过对鄱阳湖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发展及演变的梳理，揭示了中国内陆水域那些如今习以为常的渔业捕捞规则的历史形成机制，进而为理解历史上渐进、持续的渔业捕捞制度变迁提供思考。

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副教授田宓《明清时期土默特平原的水权与社会》一文，以内蒙古土默特平原为主要研究地域，讨论了明清时期蒙汉民众关于水的权属观念的变化、水利秩序的形成与维系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文章试图揭示土默特地区从游牧社会到农耕社会，从北元政权到清帝国的历史演变过程。

第七场“西域、西藏与地理认知”，发表人通过汉、满、藏与察合台文等多语种历史文献，深入地探讨了清代中国关于新疆与西藏地理知识的发展，以及各民族语文文献对于历史地理知识发展的杰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马子木《清朝西进与17-18世纪士人的地理知识世界》一文认为，彼时士人对“西域”地理认知的扩充，事实上是士林与皇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康熙年间河源成被构筑为彰显盛治的符号，圣祖并试图利用经学的思想资源化新土为旧疆。乾隆朝底定新疆后，朝廷对“同文”理念的构筑、文臣纪功诗文的创作都构筑起西域与中土、汉唐与本朝的连续性，成为盛清时期大一统论述的基础逻辑之一。

买合苏提·色来木（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察合台语《拉失德史》雅琳版本书写特点》首先介绍《拉失德史》（Târîhh-i reşîdî）文献及各察合台语译本相关信息。主要探讨《拉失德史》察合台语译本贡纳雅琳版本的书写、语言、语音及词汇特点，总结此文献与其它察合台语文献的主要区别。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毅《孰为Rgya-nag：《世界广说》（’Dzam gling rgyas bshad）对于汉地的地理认知》以第四世敏珠尔所撰《世界广说》为核心，旁及清代诸部藏文地理文献，对其中涉及汉地疆域地理和政区地理的内容进行汇总类比，阐释藏人对于汉地和“中国”的地理认知与想象，认为藏人视角对于汉地的表述代表着内亚民族以文本形式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

第八场“法律、宗教与国家建构”，发表人利用汉、满、蒙等清代多语种法律文献，从律例的编纂与实践等面向，为思考清代国家建构与宗教政策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观察。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祥雨《吴达海揭帖的发现与《顺治律》制定过程新考》 利用新发现的吴达海揭帖，指出清廷在纂修顺治律《大清律集解附例》过程中变更了修律宗旨。顺治三年正月吴达海所呈律典兼采满、汉两种不同法律传统，但顺治四年颁行的顺治律却几乎照抄明律，极少有满洲因素。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历史系讲师蒙古勒呼《清代蒙古秋朝審考》就雍正至乾隆朝前期的蒙古秋朝审制度的形成和变化过程进行详细考究，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1740之前清朝对蒙古人之间、或蒙古内地交涉死刑案件实施朝审，而对蒙古盛京交涉案件实施的是秋审。第二，1740-1742年间，蒙古的朝审逐渐转为秋审，而且蒙古秋审依其有无地方秋审程序分为两种，采用何种秋审取决于案件的审转途径。

这一制度的形成反映了清朝将蒙古纳入国家统一的司法体系的同时，以灵活的手段，建立了符合蒙古地区特点的蒙古秋朝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阿音娜《清代雍和宫堪布述略——以雍和宫档案为中心》利用新近公布的清代雍和宫满文档案，梳理雍和宫总堪布的来源、选派、驰驿护送入京、补缺、加封名号、日常教习以及参加重大宗教事务等问题，探讨雍和宫总堪布的重要作用，显示清朝藏传佛教政策的一端。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历史学系博士生孔令伟《国法与教法之间：清朝前期对蒙古僧人的禁限及惩处》通过梳理清代蒙古律中《喇嘛例》的发展经过以及《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蒙古僧人坐罪的实际判例，考察了清廷政治权力与蒙古宗教势力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并指出汉文官书的法律表述与满蒙文档案中实际判决结果之间具有相当的落差，进而强调清代的法律多元性以及法律实践面向的重要性。

孔令伟此文已经修改全文刊载于《历史人类学学刊》2017年第15卷第2期，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参看。

总体来说，对于关注清代内亚史的笔者来说，“内亚与华南的交汇：明清中央档案与地方文书工作坊”为笔者提供了一次向历史人类学乃至地方社会史研究者学习的宝贵机会。

表面上看来，与会者的研究地域相当广泛，所怀抱的研究课题与学术训练亦不尽相同；然而在更深层次的历史关怀与问题意识上，笔者认为中国明清史研究中近年所通称的“内亚学派”与“历史人类学派”，实际上具有相互对话、发明的可能性。

就笔者较为熟悉的清代内亚史而言，由于档案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学者多半将目光投向清朝中央满文档案，这当然也是史学研究者跟随新材料开展历史研究的自然结果。

然而除了中央档案之外，中国的清代内亚史研究，毫无疑问也应该加强关注地方史的脉络，这一点近年历史人类学与地方社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尤其是华南地区细致的地方史研究取径，应能为清代内亚史向地方开展提供良好的参照。

对于未来清代内亚史研究来说，在清廷中央所留下数量庞大的满文档案之外，内亚史学者也应该试图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加强地方史研究的细致度，并同时从“国家—科層组织—基层社会”的互动框架来更宏观、整体地理解地方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清代内亚学派长期所强调多语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也应能为历史人类学派提供借鉴，例如关注华南、西南地区的研究者，是否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利用彝、白、傣、东巴文乃至喃字等多民族文字史料来深化地方史研究，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满、蒙、藏文献对于清代内亚史的重要性，早在王国维、陈寅恪与郑天挺先生的时代就已经为学人们所认识；然而相较之下，彝、白、傣文等西南民族文字史料，至今对于多数清史学者仍是相当陌生。

此外，笔者曾在清代档案中检出不少老缅文、尼泊尔文、嘉绒语藏文等诸语史料，惜囿于个人学力与精力，迄今未能详考，这些都应该值得未来“内亚学派”、“历史人类学派”乃至整个中国明清史学界，所值得关注的新材料与新课题。

除了明清“内亚学派”与“历史人类学派”的跨地域、跨学科交流外，明清档案与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应该也是明清研究未来的重大趋势。

抱持着这个目标，2017年8月12日，笔者与凌文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游逸飛（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等诸位青年学人组织了一场“帝国·边疆·移民：简牍学与内亚学的会面”（关于此次活动，游逸飛已有综述《简牍学与内亚学的会面：不同时空下移民的“交流”》

作为明清档案的研究者，笔者认为简牍学者处理古文书字斟句酌的审慎态度，值得明清档案的研究者借鉴。

另一方面，从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史各断代的研究者应该持续抱持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就中国史上的重大问题展开对话乃至协同合作。

198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学科的专业化，固然提升了历史研究的精细度，却也无可避免的带来碎片化，这也造成中国史学者往往在理论层面仰赖西方史学界的盲点。

中国史学界如何在未来进行跨断代的统整工作，进而提出中国史学界自身的理论关怀，而不再一味被动“回应”西方史学界所抛出的理论“冲击”，应该是所有期望重建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学人，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

在进行跨学科范式、跨断代对话的同时，清朝与内亚研究的推进无疑也是近年清史研究本身重大的发展。如何超越当代国别史的框架，从欧亚史乃至全球史的视野重新思考清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极为关键的课题。

继2015、2016年分别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前两届会议后，2017年10月6—7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中国人民大学再次合作于纽约举办“超越帝国及边界：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国际学术会议受到中国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邀请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世界各地的清史与内亚史研究者共40余位，不仅推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交流工作，更深化了中美清史学者之间的相互认识与友好关系。

在大会召开前后，组织方安排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承志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庄声四位教授，分别就元明汉藏佛教史与中国近年满蒙学研究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专题演讲，并与哥伦比亚大学师生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体现出中国学术前沿与海外学术界的良好互动与交流。（会议综述请见中国国家汉办官网）

总结来说，如何通过跨地域、跨范式乃至于跨断代的比较视野来重新思考新时代的清史研究，无疑是未来学术界所亟须思考的问题。

2017年 “内亚学”、“历史人类学”乃至“简牍学”的三场交流，为笔者个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借鉴，或许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一些参照及相关问题意识。

如中国史学界在学科专业化的当下，如何通过多层次的比较视野，重新将明清史各个地域、专题的研究者，将分属“华南”、“内亚”等不同学术传统的研究者整合起来，在求同存异的大前提下展开跨地区、跨范式的学术交流与整合，进而建立、明确化中国明清史学界自身的主体关怀，而不再是单纯回应、修正1970年代以降西方史学界以西欧经验为核心所建立的理论范式。

另一方面，明清史研究者未来该如何就时间纵深与地理广度这两个层面，与中国史中不同断代的研究者乃至前现代东亚、欧洲、南亚、非洲与大洋洲的世界史学者展开协同比较工作，也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面向。

在明清档案与简牍学等中国史范畴内的跨断代比较研究之外，如何开拓胸襟，与前现代南亚、中东、拉丁美洲与非洲史学者携手超越过去西方中心论所主导的史学研究范式，或许也是明清史乃至中国史学人值得探索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