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伴随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在非洲格局处于重大重组之中。这种重组是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同大国在非洲关系之间互动的结果。目前，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仍处于转折性变化的过渡期，但其阶段性特征已初现端倪。大国在非洲的权力重心将打破过去六百年“一边倒”的固有格局，呈现出“发散性”转移的态势。这预示着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或将朝着多元、均衡的方向演化。中国既是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的受益者。

关键词

非洲；大国在非洲格局；大国在非洲关系；国际格局；中非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0年第11期，注释略

DOI:10.19422/j.cnki.ddsj.2020.11.005

大国在非洲格局指非洲域外的大国在一定时期内基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之间的互动，依托大国综合国力及大国在非洲力量结构（包含政治影响、经济利益、军事存在等）中的地位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状态。作为世界格局大变局的组成部分，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既是冷战后国际格局演化进程在非洲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大变局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梳理、分析大国在非洲格局的生成、演化、重组过程，或将对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走势以及中国在这一大变局中的角色和处境带来某种启示。

目前，大国在非洲格局虽然仍处于转折性变化的过渡期，但其演化态势的阶段性特征在洲际层面、国家集团层面和国家层面均初现端倪。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时下纷繁复杂的大国与非洲关系，或许很难对大国在非洲格局与走势理出头绪。只有站在历史延续性的视角，从整体上观察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来龙去脉，方能把握大国在非洲格局的主脉，进而对大国在非洲格局正在经历的变化及其演化趋势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非洲与异域文明的接触大致始于公元1世纪基督教文明的传入及公元7世纪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但是站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视角，真正对日后大国与非洲关系特别是大国在非洲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则是15世纪初非洲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接触。在此后的600年间，大国在非洲格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国在非洲格局的生成期，从欧洲人涉足非洲到殖民统治的终结，其时间跨度大约为500余年；第二个阶段是大国在非洲格局的固化期，从非洲国家独立至冷战终结，其持续时间30余年；第三个阶段始于冷战终结，大国在非洲格局步入了重组时期。通过纵向梳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轨迹，既可以看到大国在非洲格局的连续性，亦可窥见大国战略博弈所烙下的时代印痕。

大国在非洲格局的生成

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在非洲关系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从时序上说，大国在非洲关系或大国在非洲格局的生成源于大国与非洲的交往。1415年葡萄牙攻占北非重镇休达，开大国与非洲关系之先河，同时也拉开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帷幕。随着加入海上探险及海外殖民活动的国家数量增加，它们彼此之间便产生了利益交集，这种利益交集既包含利益交换，也涉及利益摩擦甚或冲突。于是，在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基础上又逐步形成了大国在非洲关系。15世纪末，“教皇子午线”将非洲划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之后并未能阻遏被称之为列强的欧洲国家在非洲的角逐。继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奴隶贸易时期特别是殖民时期，列强在非洲的博弈依然盛演不衰，区别只是参与的国家、持续的时间以及争斗的烈度有所不同。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都曾先后程度不同地充当过大国在非洲秩序的主导者或维护者，不过，真正对日后大国在非洲格局产生影响的当属殖民时期确立的大国在非洲秩序。

殖民秩序在非洲确立的过程也是大国在非洲格局生成的过程，只是大国在非洲秩序是在非洲主人“缺席”的情况下生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柏林会议”所激发的殖民分割狂潮将非洲领土瓜分完毕之后，作为宗主国的欧洲列强，如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便成为“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双重主角。尽管欧洲列强所维系的大国与非洲关系是一种殖民秩序，但它却同其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一样，在整个殖民时期除了德国、意大利因战败出局之外，呈现出固化的形态。这一时期大国在非洲格局的特点，可概述为欧洲列强为主角、英国和法国为主导。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列强彼此之间会因发展不平衡或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并由此导致其在大国非洲权力结构中排序的变化，但是截至20世纪中叶殖民体系解体，就洲际范围而言，欧洲列强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垄断地位却从未发生动摇。所谓大国在非洲关系实际上是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关系。这一时期大国在非洲秩序由欧洲列强所主导，因为活跃在非洲大陆的域外国家是清一色的欧洲国家，欧洲人的“非洲情结”也是在这一时期孕育的。

殖民化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存续的时间虽不足百年，但对日后大国在非洲秩序的影响却是深刻而持久的。殖民化奠定了欧洲列强与非洲关系及它们彼此之间在非洲关系的基础，后者不仅铸就了日后大国在非洲格局的结构性特征，而且还培育了英国、法国等“老欧洲国家”的“非洲情结”。事实上，后殖民时期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力量对比及其攻防态势亦往往是以殖民时期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作为参照系的。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在历史渊源上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大国各自对非洲的“情感”之中，也反映在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中。尤为重要的是，它在大国对彼此在非洲活动的“看法”中亦有所体现。基于“先来后到”原则，作为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先行者”，法国人和英国人往往将“后来者”视为“局外人”。时至今日，法国人和英国人仍以非洲利益的代言人或监护人自居，并借此排斥一切“后来者”，以维系自身在非洲的权益。它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苑”并将此外的所有人，无论是美国人、俄罗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日本人，视为外来的“闯入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时期所确立的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不仅成为大国在非洲秩序的基础，而且对大国在非洲格局的演化或重组也有持久影响。

大国在非洲格局的冷战印记

20世纪中期，欧洲殖民国家迫于国际压力开始在非洲实行“非殖民化”政策。“非殖民化”的要旨是归还非洲被剥夺的主权。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非洲国家有权参与并决定其与域外国家的关系，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大国与非洲关系产生影响，进而波及大国在非洲秩序。非洲国家独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际政治力量博弈的产物。特别是在二战后崛起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对非洲事务的介入，在影响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同时，也对大国在非洲格局产生了影响。20世纪50—70年代，也即非洲国家独立的年代，适逢美苏争霸的高峰时期，因此，非洲国家独立伊始便被卷入冷战的漩涡。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对非洲国家施加影响，将其纳入自己的阵营，导致非洲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或国家发展道路的取向上各有归属：部分非洲国家追随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有近半数的非洲国家效仿“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非洲国家也因此被标上“激进国家”“温和国家”或“保守国家”等具有政治色彩的名号或标签，从而使大国与非洲关系在冷战时期布满了东西方冷战的印痕。然而，就大国在非洲格局而言，这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时期，既存的大国在非洲格局非但未发生结构性变化，反而在美国的协助下趋于固化。

诚然，由美国和苏联构筑的两极体系及其在全球展开的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进而将这种变化传导到大国在非洲关系层面。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在非洲实施从其侧翼包抄西欧的“南下战略”，而美国针锋相对地奉行遏制政策，双方甚至还在非洲局地大打代理人战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将东西方对抗引入非洲，不可避免地对法国、英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构成冲击。不过，站在历史延续的视角，美苏在非洲的战略博弈只是一个插曲，它虽然一度对大国在非洲固有秩序构成干扰，但大国在非洲的权力天平并未因此发生倾斜。原因在于，非洲处于体系边缘，亦非美苏争霸的重点地区，所以美苏在非洲对抗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并且是间接的、间歇性地发生在非洲局地（如非洲之角、南部非洲和被称之为“非洲心脏地带”的扎伊尔）。此外，苏联在非洲的存在或影响主要局限于政治和军事层面，由于缺乏经济支撑、文化渊源和传统联系，其在非洲存在的根基并不牢固，也不具可持续性。而美国在非洲奉行的是针对苏联的“点对点”遏制战略，其主要政策目标是协助英国、法国等欧洲盟国维系它们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使其免受共产主义势力的“蚕食”，并非取而代之。由于东西方在非洲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苏联在非洲的行动无果而终。因此，就结果而言，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国在非洲关系中只是扮演了一种“过客”的角色。

由此可见，虽然非洲国家独立及东西对抗、美苏争霸对冷战时期的大国在非洲秩序构成了一定的干扰，但大国在非洲秩序的主导者并未因此发生变更或轮转。这一时期大国在非洲格局之所以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同大国与非洲关系以及非洲国家在处理与域外大国关系时的抉择亦不无关系。一方面，新生的非洲国家大都缺乏自主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和能力，独立后仍然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诸多方面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殖民化的遗产效应，加之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精心安排，法国、英国等国依然在非洲维系着巨大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世人仍习惯于沿用“英语非洲”“法语非洲”甚或“前英属非洲殖民地”“前法属非洲殖民地”等带有势力范围性质或殖民主义遗存的老称谓的缘由所在。同时，非洲国家的“政治选择”与“经济现实”是脱节的，即便是那些在政治体制方面效仿苏东模式的非洲国家，其经济也同样深深地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而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脆弱，这也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依然与前宗主国维系着密切联系的重要原因。而作为非洲两个最大的前殖民宗主国，法国、英国也正是凭借着其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继续主导着大国在非洲秩序。

随着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域外国家“走进非洲”或加大对非投入，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国在非洲固有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图为2020年1月13日，在法国西南城市波城，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出席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马克龙宣布向非洲增派军队，加强反恐行动。

大国在非洲格局的跨世纪重组

冷战终结后，随着苏联解体及美国在非洲的战略收缩，大国在非洲关系似乎又重新回归到以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主导的格局。不过，在这看似风平浪静的表象下面却也暗流涌动。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或摩擦主要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大国之间，特别是法国与美国之间。进入21世纪后，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或冲突则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特别是西方大国与中国之间。促成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非洲形势的变化、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大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从多个方向和层面影响和作用于大国在非洲格局。随着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域外国家“走进非洲”或加大对非投入，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国在非洲固有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十年，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与摩擦首先发生在美国与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之间。随着共同对手苏联的消失，一超独大的美国不愿再默认法国、英国继续在非洲享有特权，并试图打破其在非洲行动的禁脔。冷战终结伊始，华盛顿便明确表示将非洲划分成势力范围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公开申明非洲不再是前宗主国的“禁猎地”，法国、英国在非洲独家放牧的时代业已结束，所有域外国家在非洲均享有同等的机遇并应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据此，美国政府在非洲动作频频，如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在非洲推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率先将经济援助与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挂钩，出台《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密切美非高层互访，克林顿总统本人也于1998年出访非洲。此外，美国在非洲的行动也不再顾及盟友的感受，其在非洲民主化节奏、法郎区汇率贬值、刚果（布）石油利益分配、扎伊尔内部争端等诸多问题上的主张或做法均与法国相左。美国在非洲的政策主张特别是我行我素、目中无人的做派，引起了法国的强烈不满。为了遏制美国在非洲的“攻势”，维护自身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在法国的倡议下，希拉克总统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在1995年底的会晤中还专门商议了两国在处理非洲事务中的合作事宜，显示出两国联手应对美国染指非洲的意图。

不过，大国在非洲关系只是因法美利益摩擦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大国在非洲固有的秩序或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由于实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民主化，非洲大陆陷入了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骚乱的窘境，致使“非洲悲观论”在国际社会弥漫。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均不看好非洲前景。同时，美国虽然有能力和实力撼动由法国、英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但其在非洲利益特别是对非洲需求有限，非洲从来也不是美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因而无意过深地介入非洲事务。事实上，美国高调插手非洲事务，只是试图打破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某些束缚，以使自己在非洲的行动变得更加自由，并无马上取代法、英在非洲地位之意。而这一时期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存在尚不足以同法国和英国分庭抗礼：俄罗斯由于国力衰退，加之被国内事务缠绕，根本无暇顾及非洲；德国正忙于消化、解决国家统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本对非关系则主要聚焦于经贸领域；中国在这一时期虽然加大对非投入，但由于前期积淀不足，在大国对非洲影响力的排序上还比较靠后，不足以引起其他域外国家的关注。

虽然大国在非洲秩序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但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已然在孕育之中。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累积过程，而中国“走进非洲”特别是中非关系跨越式发展在其中起到了催化作用。与冷战时期苏联、美国主要是为了达成临时性的政治或军事目的而介入非洲事务不同，中国“走进非洲”是基于国家发展和对非洲需求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性选择。因而，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中国逐渐成为域外大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开始备受各方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关注，“中国因素”成为处理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不可回避的问题。此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域外大国也都纷纷加大了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

需要指出的是，大国在非洲关系变化除了受到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的影响之外，还与大国综合国力的消长变化所触发的大国战略关系变化息息相关。21世纪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就是由上述“多重关系”交互作用所导致的，而中国在其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与冷战时期苏联、美国主要是为了达成临时性的政治或军事目的而介入非洲事务不同，中国“走进非洲”是基于国家发展和对非洲需求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性选择。图为2020年8月2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拍摄的亚吉铁路沿线的莫角旱港。由中国公司承建的亚吉铁路于2018年1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的阶段性特征

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是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同大国在非洲关系之间互动的结果。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提速。现阶段的大国在非洲格局虽然并未失序，但其固有的结构或形态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经过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大国在非洲原有态势被打破，突出体现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攻防态势发生了转换，大国在非洲秩序的权力重心发生位移。目前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仍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尚未定型，这一进程或许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其演化态势阶段性特征已初现端倪。择其要者而言，现阶段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国在非洲格局演化总体呈现“群雄争锋、多方博弈”的态势。随着越来越多域外有影响力的国家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特别是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强势“走进非洲”或重返非洲，以及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大国强化或调整其非洲政策，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大国在非洲格局的固有基础出现松动，大国在非洲的权力重心呈现“发散性”位移，突出体现在大国在非洲关系由法国、英国等前宗主国垄断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大国在非洲秩序也不再继续由少数大国主导，这是以往大国在非洲秩序或格局中所不曾有过的。这种权力重心的发散性转移，既是西方大国在非洲格局固有秩序难以为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预示着大国在非洲格局的重组将朝着更加多元、均衡的方向演化。

第二，大国在非洲格局演化在洲际层面呈现“亚攻欧守、东升西降”的趋势。较之法国、英国等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以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更大。随着亚洲大国或强国在非洲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其在大国在非洲权力天平中的比重也在加大，“东升西降”的趋势业已形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攻防态势虽然是“老欧洲国家”处于守势，但短期内亚洲国家还不足以与之分庭抗礼。原因在于，“老欧洲国家”在非洲根基雄厚，加之有“欧盟”居间协调，更容易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反观亚洲国家，它们在非洲的活动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尤其是亚洲国家彼此之间还存在战略疑虑或战略竞争，甚至不同程度地把彼此之间的战略竞争延伸到了非洲。

第三，大国在非洲格局演化在国家集团层面的特征是，新兴国家大有赶超发达国家之势。过去20年特别是近10年，较之发达国家，特别是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非洲的活动更加积极进取，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目前，新兴国家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已成为一支正在崛起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它们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一方主导的大国在非洲格局。不过，由于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不同，主要国家间关系复杂，因而难以形成合力。反观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它们之间虽然也存在利益之争，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在美国或“北约”协调下却能够聚合成一个整体，加之其在非洲维系着常态化的军事存在，因而，就双方在非洲整体实力对比而言，仍然是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

第四，大国在非洲格局演化在国家层面的变化是，主要国家对非洲影响力的排序发生位移。从冷战至20世纪末，在非洲国家独立的大部分时间，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历史渊源等多项指标的综合评估而言，域外国家在非洲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中排位靠前的国家当属法国、英国、美国、苏联（俄罗斯）、葡萄牙、德国等。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国对非洲需求的变化及大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综合影响力的排序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梯次。处于第一梯队的国家有法国、中国、美国、英国；处于第二梯队的国家是日本、德国、印度；处于第三梯队的国家是俄罗斯、巴西、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排序是就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常态情况而言的，如果美国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将大国战略竞争引入非洲，则另当别论。

第五，中国是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的受益者并在大国在非洲竞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并使之呈现出一些新变化、新特点或新问题。一是随着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的快速拓展，中国业已不经意地走到了非洲舞台的中心，并且成为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双重主角；二是随着“中国因素”的发酵及中非合作不断增多，中国在非洲活动触及的利益关系日益广泛而复杂，面临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三是随着国际因素特别是“西方因素”的介入，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反应在加大，中非关系业已超出了中非双方的范畴，越来越具有三边甚或多边的性质；四是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的矛盾，既有商业利益层面的博弈，也有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还有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并且它们之间有时相互重叠，甚至互为因果关系。

结语

综上所述，“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业已成为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常态。从趋势上看，在目前国际政治生态和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大国各自与非洲关系（微观）、大国彼此在非洲关系（中观）、大国战略关系（宏观），以及大国各自综合实力此长彼消与国际体系变迁等“多重关系”的交互作用，仍然是影响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进程和走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观察、研判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走势的重要视角。虽然在常态情况下，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性，但是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大国综合国力、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等因素对大国在非洲格局重组的进程和走势将起决定性作用。此外，非洲国家的态度也是影响大国在非洲格局演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与殖民时期在非洲主人缺席的情况下发生在列强之间的“排他性”竞争不同，现阶段大国在非洲竞争是在非洲国家的参与下进行的“全球性竞争”。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对外交往空间的拓展，非洲国家的外交自主意识或自主性明显增强。大国在经略非洲，但与此同时非洲国家也在经略大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在相互塑造。因此，非洲国家的向背，不仅影响着大国与非洲关系，同时也作用于大国在非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