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主席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主席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领导力量基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主席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制度基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毛主席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国防武装力量基础。必须深刻认识这些本质性历史事实的重大意义，不能陷入某些研究者以琐碎的历史细节颠覆宏观历史结论的方法论泥坑。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这一伟大梦想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贯通中国共产党救国、兴国、强国的宏阔历史征程。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彪炳史册。

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指导思想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头活水。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的浩劫与屈辱世所罕见。接踵而至的侵略战争在打碎“天朝之梦”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先进分子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懈追求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探索之旅。在这一救国追梦的过程中，曾出现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梦”、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梦”、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但都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历史证明，不仅农民起义不能成功，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无法完成其所承负的历史使命，它们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中所寻借的各种武器，既不能有效地对付封建主义，也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而且“老师总是欺负学生”。在各种强国迷梦相继破灭、救亡图存诸条道路均受阻塞、中国人民四顾茫然之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俄式革命道路，但这条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更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俄式革命”的道路及指导理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及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与特殊方式，这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能找到的，也是俄式革命道路及其指导理论列宁主义回答不了的。事实上，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连续出现了或右或“左”的错误，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错误，其根本特征都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解决了革命进程中的一道道复杂难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迈出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

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而这“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无疑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第二次结合”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明确了国情依据;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擘画了战略目标;提出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国际与外交等方面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无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根本性思想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创新科学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的十九大再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中国梦”这一重大命题，深刻阐述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揭示了我们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规划了民族复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向前推进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代特征，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价值立场、思维方法、理论旨归等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在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关键在于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科学的指导思想，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不仅为形成党的科学指导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制度基础

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获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绝对必需的历史前提。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从而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性的历史前提。

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摆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重整山河破碎的乱世局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经过近30年的浴血奋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历史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象地指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铲平了旧中国的地基，由此开启了“起房子”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基于这样的认识，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原则，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建构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还超越了当时苏联的制度模式，为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基础。

自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年底，我国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随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突破。例如，在先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突破先打基础后过渡的模式，选择工业化和改造同步推进的道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上，突破一举过渡的设计，采取逐步过渡，水到渠成的战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突破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模式，采取初级社、高级社等过渡形式;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上，突破“国有化”的单一模式，采取多种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在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突破单一化的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是这些重大突破，避免了社会变革可能带来的冲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后，又进一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三、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国防武装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巩固国防和建设强大军队为战略支撑。近代以来，中国有国无防，屡遭列强侵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最终担负起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经过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古田会议等，我们党制定并实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打造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首次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军权私有的军事制度，使军队真正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工具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力量支撑。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们党沿着毛泽东开辟的建军道路不断前进，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定了三大3纪律八项注意等一整套人民军队建军治军原则。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导下，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切实肩负起了抵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崇高使命，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正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巩固的国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经济基础薄弱、周边环境异常复杂、遭受西方敌对势力封锁包围的社会主义新生国家，要捍卫已经争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果，就必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等军种，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完成了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的重大转变，即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合成军种的历史性跨越。在国家各项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用有限的经费来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军的常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改善。毛泽东还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以适应现代战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这些重要思想，使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发展，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斗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赢得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开辟了我军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的历史征程。

这里特别要提到，在常规武器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设想。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钻研原子能，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历史性决策，随后又做出加紧研制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战略决策。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在华专家的情况下，面对国防尖端技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分歧，毛泽东果断作出重要批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广大科研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组织攻关，于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又很快突破了中远程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由落后的起点跨入了掌握尖端武器国家的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事实充分证明，“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有国无防”的历史，打破了某些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而且奠定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大国地位的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继承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科学解答了新形势下面临的时代课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西方大国遏制我国崛起的战略围堵、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复杂局面和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要求，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后盾”的战略要求和“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战略任务，并就强军兴军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阐明了推进新时代军队建设的目标布局、理念思路、发展动力、战略举措、根本保证等，是对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国防现代化的主要奠基人，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领导力量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曾有大约三百个政党团体，但后来绝大多数烟消云散，为历史所淘汰。只有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为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而其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毛泽东。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加强党对军队和革命的领导问题。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抗日4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强调:“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此，毛泽东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整套干部政策;科学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开展整风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形式，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问题，使党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历史昭示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才真正有了希望。在毛泽东党建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从此改变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同时，还致力于探索解决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早在1945年7月，当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支配时，毛泽东以“民主”两字作答，坚信找到了跳出周期律支配的一条新路。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建设主题即将转变为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毛泽东预感到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1949年3月，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提出了“进京赶考”这一重大命题，并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离开西柏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领导民主革命的考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考场，去做一份关于如何确保党的纯洁性的全新试卷。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出现了理想信念动摇、贪污腐化、铺张扬厉等不良风气，毛泽东从保持党的纯洁性、捍卫人民政权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整风整党运动、制定一系列惩治贪污条例、严肃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腐败案等，及时遏制了不良作风的滋长蔓延，使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加强纯洁性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由弱到强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在于他的建党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影响。当前党迎来了执政逾7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党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平时的形势极为相似:巨大的胜利与巨大的考验并存。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另一方面则是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改革发展中错综交织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中国太大了，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治理经验在面对中国时都失效了;实现中国梦太复杂了，历史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都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没有党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统筹各方面工作、协调各种利益、理顺重大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必将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但同时，党的建设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关联，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重任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管党治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其与毛泽东总体思路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他们都始终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特殊的国情党情相结合，都致力于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

余论

前述基本的历史事实表明，我们愈接近实现中5国梦，毛泽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愈加凸显出来。鉴于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领域中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产生的碎片化结果，非常有必要重复上述本质性、整体性的历史事实。坊间流传的有关毛泽东的各种“秘闻”，或关于毛泽东心理动机和历史细节的各种“诠释”，黑格尔似乎早就已经对此做出了尖锐的评论:“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蕴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的历史便愈为深刻。”“仆从眼中无英雄”，“但是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马克思也曾公开批评十九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兰克是“手舞足蹈的矮子”，因为他把历史贬低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列宁进一步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的方法，“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因此，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或者说整个历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罗列和考证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本质性联系。否则，就会导致对于越来越细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而对本质性的、基本的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从而以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来曲解历史，以对历史细节的“阐释”颠覆宏观的历史结论，这正是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方法论根源。

（作者：李佑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吴璇，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