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

WORLD BOOK DAY

2020年4月23日

《汉语名词铺排史》序

马庆株

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西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修辞学会原会长（第九届），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原会长，现任中国修辞学会终身名誉会长。

我跟吴礼权教授交往3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交时期，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这个阶段，我通过读他的论著了解了他的学问与才华。当年的学术杂志与学术著作都没有作者简介，我与他未曾谋面，仅读他的论著并不能知道他的背景，以为他比我年长，至少年龄也得跟我差不多吧。那时，因为常在复旦大学编辑的《修辞学习》杂志（中国唯一的修辞学期刊）、《复旦学报》等刊物上读到他的论文，还常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心理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他的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文字学》转载了他很多篇论文，有时甚至一期转载他两篇论文，所以，当时我就感到这个人学问不简单。加之他的论著文笔老到、思想深刻，怎么能想到他当时只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复旦青年才俊呢？后来跟他说起此事，他笑了，才知道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我一个人，而是有很多，甚至有读者给他写信，称他为老先生。第二个阶段是深交时期，始于1998年直至今日。说到我跟礼权教授的深交，那真是缘分。那年8月，中国修辞学会第九届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我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承办人，又因为南开大学的修辞学课程从陈坚先生退休以后一直由我负责，当时已有18年之久，所以，当时学会领导要我在大会上也作一个学术报告，记得是《从〈国际歌〉看修辞的民族特色》。

大会按照国际会议的做法，除了主持人，也设评议人，我的报告评议人正是复旦的青年才俊、中国修辞学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吴礼权先生。在大会上听礼权教授发言，这是第一次；由以往神交的想象到现实的面对面，这也是第一次。他在大会上对我报告的评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分组报告会上的报告《委婉修辞的语用学阐释》，留给我的印象则更为深刻。从此以后，我们的来往便日益密切起来，时常在修辞学会议上相见或是互通音信。互相切磋交流得越多，读他的学术论著越多，我对他的了解也就越深，越发敬佩他治学的严谨与刻苦，越发了解他学术研究成果的前沿性，认同其学术理念，了解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语言学界特别是中国修辞学界有重要影响的深刻原因。基于对礼权教授的了解，2016年我在为他所著《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第二版的序中对他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概括：“吴礼权教授是语文学界海内难觅的奇才，是中国修辞学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2014年被选为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吴礼权教授的古汉语功底非常深厚，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造诣卓尔不群，同辈望尘莫及，许多前辈学者也自叹弗如。礼权教授还谙熟英语与日语，熟知东西方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使他写出《中国语言哲学史》《中国修辞哲学史》《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言情小说史》等拓荒之作，成为这四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与分支学科奠基人。他在修辞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在学界人所共知。”

吴礼权教授近照

原来，我自以为对礼权教授的情况是了解得很多的，对他是知之甚深。没想到，这次读到他皇皇七十余万言的《汉语名词铺排史》的书稿，并认真研读了书稿的后记，这才意识到礼权教授治学的严谨与刻苦程度远远出乎我的想象。我从这部书稿的后记知道，他这部皇皇七十余万言的学术专著是其21年持续不懈潜心研究的结晶。实际上，是花了23年时间。因为《汉语名词铺排史》修改定稿交到出版社后，他又进行了后续研究，写出了有关日语中的名词铺排的论文，就是呈现于本书附录部分的长文：《日汉对比视角下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名词铺排》，刊登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众所周知，跟印欧语系或其他语系诸语言相比，汉语语法确实有其自身的特点，有些语法现象恐怕是其他任何语言都不会有的，比方说，名词铺排现象就是其中之一。汉语名词铺排现象可以说既是语法现象，又是修辞现象，汉语修辞学界有学者把它立为一格，名曰“列锦”。不过，对于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研究界无论是语法学者还是修辞学者，对它的研究都是不够的。语法学界对汉语名词铺排现象的讨论，就我视野所及，似乎很少见。至于修辞学界，也只是个别著作中有“列锦”一格，举了一些例子，有一点说明而已。再深入一些的研究，就看不到了。礼权教授敏锐地发现汉语中的名词铺排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学术富矿，大有深入开掘探讨的价值。加上他早年师事濮之珍教授（原中央大学胡小石先生和北京大学魏建功先生的弟子），攻读语言学理论，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有深厚的古文基础。硕士毕业留校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跟随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章培恒教授编纂《全明诗》并学习考据之学，同时受章培恒先生影响，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有不少成果。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和基础，礼权教授觉得自己比其他汉语修辞学研究者更具备系统研究汉语名词铺排史的条件，所以他在1996年完成了其修辞学的力作《修辞心理学》之后，就毅然决然地将全部的精力投入汉语名词铺排史的研究中。关于这一点，礼权教授在书稿的后记中有一段“夫子自道”：“汉语名词铺排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语言现象，既是语法问题，也是修辞问题。我之所以选定这个选题进行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是基于我个人这样一种认识：对汉语名词铺排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既有补于汉语史研究的系统工程，更有助于汉语修辞史大厦的建立。汉语修辞史的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因此，跟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法史、语音史、词汇史一样，作为汉语修辞史中重要一环的汉语名词铺排史，一切结论都需建立在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的调查与相关语料细致爬梳的基础之上，不是一般没有耐性的学者可以为之的，当然更不是没有中国古典学术功底的学者可以胜任的。我自知自己是一个极有耐性的人，也认为自己有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功底，因此在明知此项工程浩大而艰巨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决定要将汉语名词铺排史研究进行下去。”

《汉语名词铺排史》书影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和学术担当，礼权教授面对困难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他先是细读了逯钦立先生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通过地毯式搜索其中的名词铺排文本，不仅考证出了汉语名词铺排现象的源头，而且厘清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歌中名词铺排的结构类型及其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他又接着细读了清人彭定求等所编《全唐诗》中的全部诗歌作品及其附录的唐五代词，对隋唐、五代时期所存留的全部诗词作品中的名词铺排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且分析归纳了其结构类型。然后，再接再厉，又继续将研究往前推进。通过细读当代学者徐征等编辑的《全元曲》（共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现存元曲中的名词铺排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从而对元曲中的名词铺排结构类型及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有了清楚的把握。再接着，他又以当代学者薛瑞兆、郭明志编纂的《全金诗》（全四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为对象，对现存金诗中的名词铺排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又以清人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包括初集、二集、三集，初集六十八卷，二集二十六卷，三集十六卷，中华书局，1987年）为调查对象，对其所收元诗的名词铺排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分析，取得了对元诗名词铺排情况的发言权。

本书撰写过程中使用到的部分文献材料

以上这些工作，都需要极有耐心和极其细心，同时需要旷日持久的坚持才能完成。对于一般学者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礼权教授不畏艰难，最后都一一圆满完成了，并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发表出来。完成了这些之后，他又继续拓展研究范围，利用早年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历，对唐代小说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由此对唐代小说中的名词铺排情况有了全面的把握。之后，礼权教授又对赋体作品中的名词铺排情况进行调查。根据他在书稿后记中的介绍，我们得知他是以《昭明文选》为调查的基本依据，同时结合了其他未收入《昭明文选》的赋体作品进行调查。很明显，这种调查是具有权威性的，其对古代赋体作品的名词铺排情况的把握是可靠的。至于对宋明清三代诗词中名词铺排情况的调查，礼权教授采用的是定量统计分析法。之所以不再采取穷尽性的调查方法，是因为这三个朝代距今较近，留存的诗词数量庞大，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穷尽性调查，而书稿的出版是有时间规定的。为此，礼权教授在后记中再三提及，并引以为憾。不过，我倒是觉得，他采用定量统计分析法是合适的，对于结论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是没有多大影响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第一，定量统计分析法是世界学术界通行的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权威性是有保证的，这是学术界都认同的观点。第二，诗词是韵文作品，在字句篇章上都有一定的限制，不同于小说、散文等散体文学作品，因此诗词中的名词铺排文本在结构类型上的创新空间就不是无限的。诗歌发展到宋明清时期，已经不是其鼎盛时期了，其在名词铺排结构类型上的创新空间也不大了。因此，以清人朱彝尊所编《词综》、清人沈德潜等所编《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并结合今人所编的诗词选本为调查对象，通过对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的调查，把握名词铺排结构类型在这三个时期诗词中的基本情况，完全是能达成比较可靠的结论的。

如果说调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词铺排情况不易，那么调查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词铺排情况就更难了。因为近现代文学作品的数量更大，调查的范围无限广泛。因此，要获得足够的第一手材料，就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用心，要有“大海中捞针”的智慧。比方说，在近现代小说、散文中寻找名词铺排的材料，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惊奇地发现，礼权教授在《汉语名词铺排史》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描写近现代散文、小说作品中的名词铺排结构类型时，所呈现的例证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为什么礼权教授能够在别人不可能搜集到名词铺排文本的近现代散文、小说中搜集到如此丰富的例证呢？这就跟礼权教授“大海中捞针”的智慧有关。因为礼权教授不仅是研究修辞学卓然有成的修辞学家，还是在修辞实践上有卓越成就的作家，在历史小说《镜花水月：游士孔子》《易水悲风：刺客荆轲》《远水孤云：说客苏秦》《冷月飘风：策士张仪》《道可道：智者老子》《化蝶飞：达者庄子》的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体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懂得作家的心，知道在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作品中能够发现名词铺排文本，因而有的放矢，迅速搜集到了丰富的名词铺排文本。礼权教授著作中搜集到的穆时英、巴金、王蒙等作家作品中大量的名词铺排文本，正是他“大海中捞针”的智慧体现。

吴教授的部分著作

《汉语名词铺排史》是一部汉语修辞史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汉语史的学术专著。众所周知，无论是汉语修辞史，还是汉语史的研究，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材料。因为材料是支撑观点与结论的基础，没有足够、全面、可靠的材料，史就不能成为史。通读《汉语名词铺排史》全稿以及后记，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礼权教授写这部专著倾注在材料上的功夫有多大。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像礼权教授这样肯以23年时间坐冷板凳，在材料上舍得下死功夫的学者几乎是难得一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很难见到像《汉语名词铺排史》这样扎实严谨的学术专著。历史证明，任何类型的史书，没有信实、丰富的材料，都是难以成为史书的，更是难以藏之名山而传之久远的。但是，我相信，礼权教授的这部《汉语名词铺排史》是可以藏之名山而传之久远的，因为他做了扎实严谨的材料工作，书中翔实可靠的材料足以支撑其对汉语名词铺排演进史描写的相关观点和结论。

吴教授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的备忘录

写到这里，我还想说一句内心真实的感受。我认为，礼权教授这部《汉语名词铺排史》的出版，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填补汉语修辞史研究空白的价值，有为构筑汉语史完整体系的大厦奠基固础的作用，还在于能让我们从中得到一种启发：学术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研究，是非常艰苦的工作，只有痴迷于斯，沉潜于其中，并能乐在其中，才能不以为苦，最终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礼权教授在后记中说，这部《汉语名词铺排史》倾注了他21年的心血，他把它作为学术生涯中的“地标性”作品。他谦虚地说，对于这部《汉语名词铺排史》能否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地标性”作品，还没有信心。其实，只要我们看看书中他对不同历史时期汉语名词铺排结构形态及其演变轨迹的描写有多么细密，看看其理论阐释有多么深刻，就能知道他所付出的努力有多大。通读了礼权教授的全部书稿，我真切地认为，这部《汉语名词铺排史》不仅称得上是他学术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可以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地标性”作品，而且可以视为代表当今汉语语言学特别是汉语修辞学最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事实证明，也确是如此。2019年1月30日，国家出版基金规划办公室公布了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立项名单，礼权教授的《汉语名词铺排史》赫然在列。2019年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所有项目中，语言文字类共有21项。其中20项是集体项目，属于丛书、辞典等大型出版物，只有礼权教授《汉语名词铺排史》1项是个人学术专著。可见，他的这部著作在学术界达到了多高的认同度。能为这样高水平的著作作序，深感荣幸，故乐为之也。

马庆株

2019年10月7日重阳节草于津门

2019年10月30日改毕于西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