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设立的军政学校是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约有4000名中共留苏干部在这里接受过培训。这些学校包括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简称“东大”）、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中大”）、列宁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莫斯科炮兵学校、莫斯科步兵学校、基辅联合军官学院、远东中国列宁学校等。各类学校培养了大量政治、军事、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对近现代中国特别是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关档案文献现收藏于俄罗斯各类档案馆。对俄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养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留苏干部的教育培养举措与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国内革命事业的影响，为深化、细化我们党早期干部培养问题及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中大、东大和列宁学校的档案资料现收藏于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立现代史档案馆、俄罗斯国立历史档案馆等；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炮兵学校、莫斯科步兵学校、基辅联合军官学院的档案资料现藏于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等；远东中国列宁学校的资料现藏于俄罗斯国立远东历史档案馆等。笔者所在团队已收集、甄别、分类上述俄罗斯馆藏的共产国际军政学校档案资料2000余个卷宗，例如，收集中大、东大和远东中国列宁学校的档案资料，并对其中的三部分主题档案进行了整理，形成了资料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研究所资料集、莫斯科东方大学与中国革命相关资料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制度汇编。这些档案内容丰富，涉及留苏干部的宣传动员、组织建设、教育过程、个人活动等多方面内容。

理论是革命的先导，当时留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理论，因而理论学习方面的材料极为丰富。1928年初，为深入了解中国和培养革命干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东方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了中国研究所。研究所旨在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历史和革命运动，出版了三类研究资料，分别为《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研究所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和《国际评论》。根据《国际评论》发刊词中“当这现代中国革命潮流正在高涨的时候，我们能够离开革命战线，而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提法，编撰者应以中国学生为主，可以反映他们对共产国际及各国革命情况的学习和观点。《公报》对于中国工农运动的研究部分译自国内的报纸，部分为该所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如以著名汉学家鄂山荫为代表的资料翻译者和研究者，在教学中把关于中国工农运动的观点传授给中共留苏学生。这些资料集中藏于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530全宗的第3号目录，总计900页。一方面，中共留苏学生参与杂志的编写和翻译，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宣传能力；另一方面，资料传入国内后，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工农运动和国际形势的观点传播到中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当时苏联的学校管理条例，中大、东大和列宁学校几乎所有会议纪要和工作计划都得以完整保存，这部分档案资料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是目前整理的档案中最突出的。资料散存于530和532全宗，项目组致力于整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相关性最强的31个卷宗，总计超过7300页。这些卷宗记录了中大、东大管理制度、党内制度的详细内容，如东大党内三人党小组工作的条例、东大党务调查计划、中大组织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大学生转入列宁学校的文件，以及中大党支部委员会入党条例等。

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两所学校的各类工作计划和管理决策，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旅莫支部制度建设的资料尤为珍贵。旅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海外组织，规章制度建设完善，组织生活丰富，留下了珍贵的档案史料。例如，532-2-131名为“东方大学中国共青团组织条例的报告书”的卷宗，是1926年初旅莫支部第十八期训练工作计划，分组织部和宣传部规划两部分详细阐述了旅莫支部的责任。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两所学校在党内组织、调查计划、决策方面的细节，如转党工作计划、派遣同志暑假到外工作等具体情况。通过中大、东大相关制度建设信息的进一步整理，能够为我们党早期制度建设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

根据当时的规定，学生在学习期间要按周填写调查表，汇报思想动态、生活轨迹和个人活动。当其离校后，这些资料作为“个人档案”留档，成为同类档案资料中比较特殊的部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中大和东大资料中包括大量留苏学生的个人档案。这部分资料除了较为集中的495-225（收录了3642名中共党员个人卷宗），其他个人活动档案散存于530和532全宗，目前已整理其中的10个卷宗，总计超过2000页。这些卷宗详细记录了中大、东大各年度学生的个人情况，如不同时段中大的学生名单、调查表、自传及个人鉴定。资料记录了留苏学生进入中大、东大之前或在校期间的活动轨迹。如532-1-394“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团员调查表”记录了37位旅莫支部成员入校之前的家庭情况、教育程度、经济地位、革命活动、入党时间等。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可以推动对他们个人或群体在土地革命、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活动和贡献的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出于安全和方便考虑，苏联各军政学校的人事部为每位学生起了俄文姓氏或全名。长期以来，因资料缺乏等原因，国内学界很难将留俄学生中俄名字准确对应，张冠李戴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研究资料中的人名对照表、个人履历表等材料，我们成功还原了这批留苏学生的本名，实现了资料和人员的一一对应，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余笃三、烈士唐义贞、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欧阳钦，以及一些东大旅莫支部成员等。清晰的人名对应关系，能够成功还原留苏学生的真实身份，有助于研究者更为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

尽管目前我们的工作还处于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初步整理阶段，但根据以上资料特点来看，依托这部分档案资料可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研究。

例如，关于留苏学生与早期党史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经历国民大革命、苏维埃革命和抗日战争，在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同时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逐渐减弱。留苏学生群体是这一过程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他们参与重要问题讨论，在苏联学习知识和斗争本领，回国后参加革命工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从青涩走向成熟，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495全宗目录225和530全宗目录1，532全宗目录1，以及531全宗目录7，保留了很多这方面的档案史料。东大学生个人履历记录了留苏学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化课程、理论学习，如曾就《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展开讨论。在军事训练方面，如1929年三四月间，刘伯承和同学们参加在高加索的联合兵种演习，加入防守山岗的第九步兵团的情况等。将上述军政学校的党务、教学、行政、组织发展等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研究，对推动早期党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又如，关于留苏学生与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研究。1930年前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声势颇壮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主要表现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节点。这一运动的兴起与留苏学生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在中大学习和研究苏联社会科学成果，应用于中国研究，初步形成自己的学术认知。回国后，他们积极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在论辩中修正和深化已有认知，成为新社会科学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再如，关于留苏学生与党的建设经验的研究。俄藏档案还反映了留苏学生对于党组织建设的初步探索。532全宗的目录1和目录2部分收录了关于中共旅莫支部的资料。资料反映了旅莫支部在干部培养和组织建设方面稳定发展，形成了“训练方面、理论方面、实际方面”的一系列做法和经验。旅莫支部开展“入党教育”，建立“精密组织”，执行“铁的纪律”，进行“制度化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早期发展史上，这些举措大多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我们深化党的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上述资料，俄罗斯各档案馆还收藏着大量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资料，可以为中共党史、中苏外交史等多个领域提供资料支持。通过进一步查档、整理、翻译，能够为革命时期中共留苏干部教育培养构建完整史料体系，并以微观的党史问题为基础，较为全面深入地揭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留苏干部群体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历程，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及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