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Assyriology)是建立在语文学(philology)基础上研究两河流域文化的综合性学科。由于早期发掘是在两河流域北方的亚述(Assyria)，大批发掘出来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文”（现称阿卡德语，包括亚述方言和巴比伦方言）而得此学名，此后尽管研究范围包括整个两河流城及所有与楔形文宇有关的地区，但学术界仍沿用习惯了的旧称。

研究成果显示，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拓展地区。在古代世界，两河流城和埃及两种文化互相颉颃，并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今日的文化中仍留有鲜明的印记。因此，从认识整个人类文化的角度，研究各类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形态，以及文化思想引发的观念、传统等都需要亚述学。

(一)

古代两河流域的情况，除了古代阿拉伯作家的零星追记外，主要见于《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的记载。其中“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记述较多，据说，希罗多德本想专门撰写亚述历史，可是终未能遂愿。与古埃及相比，显然，两河流域的史料是微乎其微的。它的真实面貌，长期不为人所知。直至19世纪考古发现和楔形文字释读成功，人们才逐渐了解它，认识它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

早在1658年，意大利人瓦勒(Petro valle)最先在波斯古都发现楔形文字的铭刻，他抄录下来并带回欧洲。18世纪这种文字被不断发现，但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语言文字，不少学者为解开这个谜做过巨大努力。丹麦学者尼布尔(C.Nieguhr)和蒙特(F.Munter)先后推论出这些铭文是用三种楔形文字——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书写的。

1802年，27岁的哥廷根中学教师格罗特芬特(G.F.Grotefend)首先尝试对楔形文字释读。他根据晚期西亚铭文通常的模式进行逻辑推理，从波斯文中认出了3个国王的名字和10个文字符号。

真正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是被誉为“亚述学之父”的英国人多林逊(Henry Raulin)。1835年，他在不知道格罗特芬特的情况下，用相似的方法独自释读了波斯文。同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贝希斯敦悬崖，抄录并释读了著名的“贝希斯教铭文”的前两种文字。这是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古波斯王）)的铭文，记述了高墨达政变及其引起的全国大暴动的历史事件经过。希罗多德（III，61~88）所记高墨达政变和大流士登极的过程与此铭文基本一致。1846年，皇家亚洲学会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贝希斯敦波斯楔形文字》。

19世纪40年代，法国人博塔(PaulEmile Botta)和英国人雷雅德(Asuten Layard)分别在亚述故土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考古发掘。1847年，博塔发掘的文物在卢浮宫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久，雷雅德也发掘了藏有三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亚述巴尼拔王家图书馆。这又一次使人们为之震惊。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当今世界对古代两河流域的认识。

学者们发现亚述挖掘出来的泥板上的文字与波斯铭文上的第三种字体相同。罗林逊便开始对照已释读的波斯文研究第三种文宇，一举获得成功。在学习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后，{他确认第三种文字是塞姆语言。次年，他的专著《巴比伦和亚述模形文字注释》便问世。

楔形文字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爱尔兰著名语言学学者欣克斯（E.Hincks）与罗林逊同时研究楔形文字。他首先提出第三种文字是表音表意相结合的文字，这一点提德和帮助了罗林逊。他还补充了罗氏文宇符号缀音、表意体系。然而他俩的成就一时未能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此时法国古语言学家奥伯特(J.Oppert)根据自己的研究，连续撰文证明罗、欣两人的释读原则正确。

1857年标志了亚述学作为科学学科的“诞生”。该年，皇家亚洲协会收到了英国数学家、东方学爱好者泰尔博特(F.Talbot)交来的对一尚未公布的泥板文书的译稿，然后邀请罗林逊、欣克斯、奥伯特分别翻译这一泥板文书，以鉴定这一释读的科学性。结果，四篇译文大致相同。这一科学研究得到了权威学术机构的正式承认。从此，英法的文献研究和出版工作活跃起来。随后德国学者也很快开始对亚述学感兴趣起来。80年代起，美国人也参加了这项学科活动。

1872年，伦敦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列颠搏物馆印刷工出身的亚述学学者乔治·斯密司(GeorgeSmith)突然来到圣经考古学会发表论文，说他在整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文献时发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其XI号泥板上有洪水浩劫的描述，竟和《旧约·创世纪》中举水的故事极为相似。这正中了欧洲学术界的兴奋点，也引起了宗教界的攻击。《每日电讯》资助斯密司前往两河流域收集更多和《圣经》有关的文献。

1877年，法国人率先转向巴比伦尼亚考古，发掘了一座早期苏美尔人的古城拉格什。接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889年也发现了苏美尔的宗教文化中心尼普尔城。以后英国考古学者伍雷（Cwoolley）和德国考古学蒙乔尔敦（J.Jordon）先后发掘了苏美尔古城鸟尔和乌鲁克。这些新发现结束了20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苏美尔人的间题，证明了欣克斯、奥伯特最早提出的在塞姆人之前有过苏美尔人文化的观点正确无疑。大量文物提供了研究苏美尔语言、历史、文化的重要资实。亚述学又增添了新课题：“苏美尔学”。

语言上的障碍使亚述学的发展步履维艰，大量文献仍未显示其重要价值。德国学者参加进亚述学后，情况发生了大变化。以希拉德（Eberhard Schrader）和德利奇(Friedrich Dilstzh)为首的德国学派用19世纪初德国创立的语文学的方法著述立说，他们以阿卡德语、苏美尔语的语言构造，即语音、语法为研究对象，从文献语言的时代变异加以比较研究、溯其系统。德利奇在把词汇和语法现象作综合、分类基础上，于1889年发表第一个系统的语言著作《亚述语法》（AssyrischeGramatik），开辟了亚述学语文学研究的门径。如果说文字释读和考古为亚述学提供了“钥匙”和材料，那么语文学亦为全面展开亚述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蒂罗一丹让（Francois Thureau Dangin）是法国在亚述学语文学方面的卓越代表。他把研究楔形文字的起源，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音值与研究历史、政治、宗教文献等融为一一体。他编制的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阿卡德文字音表》一直影响着亚述学的语音研究，以后的亚述学者都在这一基础上研究和补充文字符号音值。

战后的亚述学更显活跃，美国的亚述学异军突起，影响日增。德国学派的学者贝诺·兰茨柏戈(Benno Landsberge)几乎在亚述学的所有领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堪称亚述学的一代巨擘。以克莱默(S.N.Kramer)和杰可布森(T.Jacobsen)主持的苏美尔文献研究也为国际亚述学界所瞩目。著名学者盖尔伯(I.J.Gelb)不仅领导编撰巨型亚述词典，而且为亚述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论和新的方向。

(二)

亚诊学现已具有相当大的国际规模，几乎所有欧美国家都建立了亚述学。20世纪50年代后伊拉克、土耳其、日本、韩国等也都建立了亚述学。

据报道，两河流域至今已发掘的楔形文字泥板有数百万块，现已公布和出版的愈50万件。其中包括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文学、历史、经挤、法律、行政、书信、神话、天文、数学、医学，语言等珍贵文献。亚述学以这些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亚述学不仅研究“文”，气也研究“物”，即也研究艺术品、建筑、冶金工艺品、陶器等所有物质文化的古物。所以，亚述学主要分支一般为：语文学、考古、历史、艺术、宗教、社会、经济、法律、科技和人种学等。研究范围现已扩展到几乎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甚至其他学科的专题研究和重大理论问题也在亚述学领域内得到发展。如比较法、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婚姻史、商业史、数学与天文学史、神话学、民俗学、现代语言学、科学思想起源、文字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等，其著述斐然可观。

由于文献内容十分广泛，加之专业性强，随着国际理论新思潮及学术新方法的纷呈，亚述学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希望进行跨专业学科的合作研究，即亚述学同研究对象所相应的专业学科的合作。因为这些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的方法对亚述学大有裨益。譬如描写语言学书助了亚述学专业人员摆脱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语言上的羁绊。医学史专家可以参与研究大量医学文献。亚述学需要同所有人文科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者一起把文献、器物等放在新的专业框架里进行研究，这是当代亚述学的方向和方法论。著名亚述学家欧本海姆(Leu Opponheim)在提出这一方向时说：倘若这里讲的新方向意味着亚述学最终会偏离人文科学而更接近文化人类学的话，我毫不懊丧。

在两河流域，被认作城市遗址有待挖掘的山岚土丘还有6000余座，已发掘的只是它的百分之一，倘若这些山岗土丘都被发掘，那么未来的亚述学非常值得期待。

（三）

在我国，亚述学研究非常薄弱，或者说还是一门亟待发展的学科。

中国文化和两河流域、埃及文化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其原因一是人类文化从来都是互相影响的，二是这些古老的东方文化都走过了同样的发展道路。研究和理解两河流域文明，“对于研究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无疑会得到启发和助益。中国的亚述学虽起步晚了，但只要按正规路子走，扎扎实实，筚路蓝缕，可以相信，最终一定能列于世界东方学之林。

亚述巴尼拔（前668~前627年)是新亚述帝国的王。在他统治时期，亚述武力征服达到极点，帝国的版图包括北起乌拉尔图、西至地中海东岸和埃及的大部国土。

苏美尔人（Sumerio）是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居民，文明的创始者。他们创造了文字，建立了城邦文化，对整个西亚甚至世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苏美尔语尚不清楚隶属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