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街的一口古井中抢救发掘约14万枚有东汉、三国孙吴纪年的简牍，田余庆先生将其命名为走马楼三国吴简；在此之后，此片区域又先后有走马楼西汉简，九如斋、东牌楼、五一广场、尚德街等多批东汉简牍被发现。这些简牍作为长沙地方官府档案，数量巨大、形制多样、内容丰富，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代表着简牍保护整理的新动向，也引领着秦汉史、三国史、魏晋史乃至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的学术新潮流。

王子今先生《长沙简牍研究》一书综合利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简牍、文物等，讨论两汉三国长沙地方的自然、地理、交通、社会、文化等话题，史学观察的视角亦缩微至户口簿籍简所见普通民户，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长沙出土简牍数量巨大，发掘、整理到刊布，历时漫长。王子今先生是北京吴简研讨班的早期参与者，本书所收31篇专题研究，皆诞生于共同研讨中，包含对吴简中众多新名词、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展示了长沙简牍研究先行者们的思维火花。本书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年之后推出，在吴简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一 出土简牍与秦汉三国长沙区域史

区域史的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图景的描绘，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重要领域，但由于传世文献详中央略地方，详高层而略基层的记载倾向，在宋以前的时段，很难开展相关工作，而以史料疏阔的上古为尤甚。

以地处秦汉帝国版图南缘，湘江冲积平原上的早期农业聚落与文化都邑——长沙为例，依据《史记》、两《汉书》的相关记载，我们仅知其行政归属（秦属长沙郡，两汉属长沙国、长沙郡），地理、物产、户口等情况；而因史书所记王公大臣徙长沙的案例，代表中原史家立场的所谓“长沙卑湿”、“山林毒气”、“长沙山寇”成为本区固定的社会文化符号，限制了后世学者对秦汉长沙区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发展状况的全面认知。汉末至三国，本区处魏、吴战争前线，在割据军阀势力之间频繁易手，自建安末（215—220）方稳定地归属孙吴，吴以长沙为大将步骘封地，置临湘侯国，属长沙郡。正史着重记录了汉魏之际孙坚、刘表、刘备、孙权“争荆州”、“分荆州”，据长沙的军事画面；专记孙吴史的《三国志•吴书》20卷及《建康实录•吴》4卷等，多关注孙吴高层政治集团的动向及将帅、士人的活动，于吴地社会和民生，鲜少触及。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与传世文献“异质”之简牍帛书，以及战国、秦汉至三国之文物、遗迹，开始在长沙地区被陆续发现，并经考古发掘。其中1972—73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长沙国丞相及其家属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织帛、竹、木、漆器，农、畜产品等大量随葬品，以及简牍，内容包括遣册和医书；1993年在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的发掘中，出土了金、玉、漆、竹、木、陶器、丝织品等各类文物，以及印有阳文篆书“长沙后府”的封检、作为遣册的木楬。这两次重大发现作为西汉本区贵族生前与死后生活的标本，引起举世瞩目。

在此之后，发掘深埋于长沙城市中心古代遗址的井窖之中的竹、木简牍，成为长沙考古的又一突出类型。1996年，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街平和堂商厦工地编号22的古井中一次性出土约14万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少部分有东汉纪年），这一数量甚至超出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简牍的总和；自此以后，此区域的古井中又陆续有多批两汉简牍文书档案的发现，例如九如斋东汉简（1997年发掘，约277枚）、走马楼西汉简（2003年发掘，1万余枚）、东牌楼东汉简（2004年，426枚）、五一广场东汉简（2010年，1万枚左右）、尚德街东汉简（2011年，170余枚），等等；近年在市中心坡子街、青少年宫附近工地古井中，又有东汉简的发现。

上述几批简牍整理进度不一，而内容与长沙墓葬中所得文书不同，主要是相关官府的文书档案、名籍，以及少量私人信札等。考古工作者曾据九如斋科文大楼工地古井内发现的“府君高迁”等瓦当推测，简牍文书所涉官府主要为长沙郡，亦有部分关于临湘县的记录。与其他批次简牍不同，走马楼吴简中还有数量巨大的登录孙吴嘉禾年间（232—238）长沙民众人名、年纪、身状、口食的户口名籍，以及民众向官府交租、纳税产生的莂券等；为复原本区三国时代的基层行政运转、民众生活实态，追寻“眼光向下”的长沙区域史（History from below），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一书，即综合利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简牍、帛书、文物等，对秦汉至三国江南荆湘区长沙地域社会的多角度、立体化研究。全书包括31篇专题研究（《走马楼“凡口若干事若干”简例试解读》一篇系未刊稿）、1篇附录，30余万字；其中前3篇利用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文物进行相关讨论，第4篇研究五一广场东汉木牍，第5—7篇涉及东牌楼东汉简所记吏职与名物，剩余23篇均围绕走马楼吴简展开；附录为作者为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所写书评。全书涉及两汉三国长沙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形势，陆路、水路、海路交通等话题，亦深入社会内部，对本地的基层行政、产业结构、社会生活、区域文化与风俗等状况进行描摹；甚至将史学观察的视角缩微至吴简户口簿籍所见之普通民户家庭的爵位继承、赋役负担、男女比例、未成年人及女性地位、户内奴婢等具体问题；可以说，借助新材料，对长沙地区进行了由内而外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

二 本书的研究特色

1.呈现区域社会特质

在秦汉帝国广袤的辖境中摘取长沙一隅，固然得之于考古发现的契机，而摘取式研究中实则应时刻面临着这样的提问，长沙的区域社会与帝国其他区域比，有何特殊性？如何通过研究来展现这些区域特质？作者的31篇专论虽属发散式研究，但相关议题的选择，并非单纯的兴之所致，却是围绕着本区的社会特质而立意。

《汉书•地理志》介绍全国各地的地理、山川、物产、风俗，于长沙所在的“荆州”条下记：“正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薮曰云梦，川曰江、汉，寖曰颍、湛；其利丹、银、齿、革；民一男二女；畜及谷宜，与扬州同（畜宜鸟兽，谷宜稻）。”提及物产有“革”，本书第9篇即讨论了三国时期本地猎取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的习俗，关注到孙吴基层赋税征纳中有“入皮”现象，当地存在鞣制皮革的专职工匠“治皮师”等；在第2篇中，作者注意到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梅花鹿标本，指出西汉初年长沙自然生态良好，鹿等野生生物孳衍，而猎鹿也极为盛行。

《周礼》、《汉书•地理志》皆提及上古时代荆州“一男二女”的社会结构，本书第17、19、20篇借助对吴简名籍中女性姓名，与女性相关的称谓“小妻”、“中妻”、“寡嫂”、“姪子”等的分析，揭示出三国时期长沙在籍女性多于男性，男性户主多纳“小妻”，成年男性早卒后其妻与其弟同居称“寡嫂”，与户人共同生活的“姪子”（妇人称呼其兄弟之子）远多于“兄子”（男性称呼其兄弟之子）等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真实地呈现了吴地“丈夫早夭”、男少女多，女性自主性较强的文化特性。

东汉至三国时期，中原板荡，北士南下，多避乱荆州，或南适长沙；士人外，大批北方民众亦南迁，带来了江南、荆州及长沙人口数量的激增，依据两《汉书》记载的户口数推算，西汉至东汉，长沙地区户数翻了近六倍，口数翻了近五倍。本书第28篇即关注到动荡年代，大量北方移民向长沙迁移，与亲属、妻子分离，导致门单户约的凋零情境，并将这种现象与吴简名籍记录中的“单身”相结合。人口南移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北方的物种、制度、文化的南播，从而促进江南的开发。《汉书•地理志》记载本区的大田作物为稻，而作者却注意到吴简中米、麦、豆合计与征收“大豆租”的简文，提出长沙地区曾以豆作为征纳对象与仓储，反映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的豆作经验移于南方（第31篇）。通过一个个细致的考证，本书不仅可作为长沙社会面面观，也有重点地呈现了区域社会特质。

2.“统合”研究

区域史之外，《长沙简牍研究》一书的研究特色，还至少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对长沙秦汉三国出土资料的统合研究。上文曾提及，长沙地方楚至三国时代文物、文献的发现，是阶段性的，而大致可分为城市周边的墓葬发现与城市中心的古井发现两种类型，这两型的发掘品也存在着内容与时间上的断裂。墓葬所得多为战国楚及西汉初本地王室、贵族的陪葬品器物，文字资料较少，为遣册、医书；而古井所得为东汉至三国本地官府档案。更大的问题是，各批次文物、文献的保护与整理分属不同文物单位，通常各自作业，在资料正式发布之前鲜少交流，一如陈松长先生所言“我虽一直在长沙从事简帛的整理和研究，但对走马楼吴简的关注度确实有限”（本书《序言》）。这些情况导致对长沙出土简牍帛书的综合研究，往往停留在口号层面。

本书作者接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长期从事秦汉史、秦汉考古文物、出土文献等相关研究，多年来一直紧密跟踪长沙地方的考古收获，并参与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的长沙简牍研读；在本书的具体研究中，选择适于在长时段展开的议题，广采马王堆出土标本、文物、文献，市中心出土的东牌楼、五一广场汉简、走马楼吴简等各批次长沙简，不仅追求不同时段文献的对比，亦尝试以文物与文献互证，巧妙地实现了对长沙出土资料的统合研究。如第2、9篇考察秦汉时长沙的生态环境及以鹿为主的野生动物，作者不仅利用了马王堆一号汉墓签牌、遣册中有关“鹿笥”、“鹿肉”、“鹿脯”的记录，走马楼吴简中诸乡入鹿皮、麂皮，师佐籍中“治皮师”的记录；还让鹿的存在立体化、形象化，关注到马王堆一号墓所出梅花鹿骨骼标本，甚至走马楼吴简木牍上的鹿形勾勒。第31篇讨论吴简中的“豆租”，作者又敏锐联系到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豆科植物实物，以及一号墓遣册中的“敊”（豉）、“黄卷”等豆制品的相关记载。通过丰富的联想，相对自然科学化的课题，将不同批次发现、内容悬殊的长沙简牍、文物，巧妙地关联起来，呈现了“统合”的研究境界。

3. 整理、会读、研究同步的工作模式

由于种种原因，长沙出土简牍文物等资料从发掘、保护、整理到刊布，往往经历漫长的过程，如果遵循资料完整刊布后方可进行研究的惯例，势必使学人有翘首白头之憾。走马楼三国吴简是迄今为止我国单批次出土数量最多的简牍资料，初次发现时统计为14万枚，后经清洗、揭剥，确定为有字简76552枚，有墨痕简2万余枚。如此数量巨大的资料，整理工作必然旷日持久，为此，发掘及整理工作主持者宋少华先生提出边保护、边整理、边发布的原则，将整理小组的阶段性成果分卷出版；而参与吴简早期整理的罗新先生也通过E-mail随时向学界同行汇报长沙工作情况，披露有价值的释文（罗新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从长沙发往北京朋友的23封信件，陈爽整理为《吴简报告》），后在陈爽先生的帮助下，鼓励同好者在“象牙塔”网站的“吴简研究专题论坛”及“往复”的“史林杂识”网页发布吴简研究文章、札记。

2000年之后，罗新、陈爽先生还在北大历史系研究生刘聪、汪小烜等的协助下，在北大组织吴简会读，最初只是小型的阅读、研究组，由罗新提供初步释文，参与者讨论释文、断句，对简文所涉新词汇的理解等；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北京吴简研讨班”，持续活动至2014年前后；而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还曾会读过新发现的东牌楼东汉简牍。

北京吴简研讨班部分早期成员合影，左起第三为王子今先生。摄于2000年夏北大理科楼。

这种阶段性披露新资料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研究者的学术热情。本书的作者就是“吴简研讨班”、“吴简论坛”的最早参与者，作者回忆“走马楼吴简的研读是和这批重要出土文献的整理同步进行的”，“不能忘记因罗新教授召集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加读简班时的经历。在参与者中，我是年龄大的。诸多中青年学者积极投入才思和精力，推进了简牍学的进步”（《后记》），无疑表达了对这种整理、会读、研究同步的工作模式的赞同与称赏。

2010年6月27日北京吴简研讨班活动照片，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报告厅。

从陈爽先生保存的“吴简论坛”页面缓存来看，本书对“折咸米”、“烝口仓”、“地僦钱”等新名词的考释，对吴简舟船属具的关注，皆脱胎于早年作者发表于论坛上的小札记。而借助论坛中的回复功能和吴简研讨班上各位学友的争辩，相关论点得以不断完善。如作者关注到吴简中“建安”纪年简文中的“折咸米”记载，将其理解为“扣去可以少缴的数额而实缴的租税米”；经论坛讨论，方修正理解为“与粮食损耗有关的纳米名目”，更加合理。从本书的注释中捡拾信息，还可发现，作者对“东部烝口仓”所谓“东部”的理解，得到罗新、王素的启示；在利用日藏保甲文书与朝鲜户籍大帐考释吴简“私学”等相关问题时，曾与张荣强合作；讨论五一广场简待事史王纯“叩头死罪白”木牍时，将其定性为“白事”文书，由侯旭东提示了日本学界对相关文书体式的研究，等等。

由于种种原因，2011年，尤其是2014年后，北京的吴简研讨班很少再展开活动，但其开创的整理、会读、研究同步的工作模式，却很好地体现在本书中。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时下大批量出土简牍的整理，皆采用分阶段整理、分卷发布的模式，利用这些阶段性资料进行的研究，势必具有生长性，应处于不断调整中。为避免一己独断，生成较快被淘汰的结论，团体会读、同行讨论、联合攻关，将是未来简牍整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三 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本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亦可圈点，31篇扎实考证，实际上均建立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文物考古资料环环互证的一套严谨的“三重证据法”基础上。上文曾提及，作者对秦汉文物考古信息十分熟稔，因而在品读《左传》“卫懿公好鹤”故事及唐人友鹤、煮鹤诗时，自然联想到成都双羊山等画象砖中鹤的形象，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熬【左鸟右高】笥”的记载以及竹笥中发现的鹤骨骼标本；在讨论吴简“烝口仓”简例时，参佐了同处江河交汇的西汉京师仓、陕西凤翔西汉汧河码头仓储遗址的情况等等。吴简中关于“大樯”、“上【左罡右寸】”、“下【左罡右寸】”的记载，常人难以读懂，作者却由此联想到广州出土的东汉后期的两件陶船模型，尝试依据简文尺寸记载复原孙吴舟船的总面积与排水量等信息。

当然，本书作者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各自的利用，也不拘一格，极具发散性。引传世文献，遍及经书、史籍、诸子书、以及笔记、诗、赋等文学资料；不限于秦汉时代生成的文本，极重视后世文人对秦汉相关问题的叙述、敷演与讨论。除长沙简外，作者对全国范围内各批次楚、秦、汉、吴简的情况十分熟悉，因而在讨论吴简中所见未成年士伍、公乘时，联想到里耶秦简中的“小上造”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小爵”信息。

针对数量巨大、内容略单一的孙吴基层档案文书，统计分析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本书将统计法大量运用于吴简中数量最大的名籍简的分析与解读中来。如对“小妻”、“中妻”、“细小”、“寡嫂”、“兄子”、“姪子”、“户下奴/婢”等户内身份与称谓的统计，在此基础上关注家庭成员中的未成年人与女性；制作《走马楼竹简女子人名用字频度表》，用统计法呈现了390例女子名字出现的频次；并以人名为线索，讨论了孙吴长沙地方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责任、取名好尚等话题。

本书既是以“长沙简牍”命名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也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并因对吴简中众多新名词、新事物、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与探索，在吴简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当然，在众多学术领域做出示范的同时，本书的一些论证尚存在不完善处。对名物、称谓、社会身份等领域的研究，是作者的专长；但涉及文书行政、政治制度等相关问题，作者的现有讨论就显得不够深入。比如第6篇讨论东牌楼汉简中“津史唐存、捕盗史黄敷”的记载，作者不同意整理者以“津史”为“专掌修治津梁道路”的“郡、县列曹属吏”的理解，修正其职掌应为管理津渡；但对于“津史”的性质、行政级别等问题，并未展开详细研究，而仅引用时代悬隔的大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中“外职掌”的记载，质疑其为郡县诸曹掾史，读来略感论述未周。实际上，整理者以“津史”、“捕盗史”为郡县属吏中的诸曹掾史，系从严耕望氏旧说；而作者此篇成文同时，又有研究以为，此类以捕盗贼等事务为专职的掾史，系接受长吏指派，从事外部工作的都吏，与分曹处理文书的曹吏工作性质不同；这些秦汉官制研究的学术信息应得到重视。

又例如作者讨论负责许迪割米案考实的小吏潘琬的身份“录事掾”，质疑其非固定职名，以“掾”为潘琬的职务，而“录事”只是临时性工作，如现在所说的“记录者”；并认为“某县录事掾”的说法不确。实际上，“录事掾”一职多见于汉碑及简牍的记载，为秦汉郡、县属吏中的常职，位于门下系统，从事文书工作；另外，依据后续新刊简文中的人名互证，我们也可以知道，孙吴嘉禾年间担任录事掾的除潘琬外，至少还有谢韶、谷水、陈旷等人，而他们都是临湘侯国（县级）属吏。

本书所处理的长沙出土简牍，尤其是走马楼三国吴简，是携带有海量原始信息的基层档案，由于久存地下，受到井壁垮塌的冲击及出土时的扰乱，导致原本编联成册的文书支离化；因而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称谓、身份、职官、文书用语等，对研究者来说，缺少可供对比的意项完整的使用成例。为理解这些概念，早期的吴简研究者自然是先以传世文献中相同或相似的概念与之比照；但这种“比照法”，应建立在充分了解各种资料自身特质基础上，既要鼓励对比与联想，又要心有畏忌，避免简单地比附。

将传世、出土文献与文物资料相互对照，以促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是本书的特色，但在个别案例中，也存在比照不当的情况。如第5、6篇对东牌楼汉简中“津卒”、“津史”身份的理解，作者皆举证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所记外职掌中的“诸仓关津史”，虽职名类似，但汉唐间职官制度发生巨变，唐令“诸仓关津史”与汉代郡、县以关津为务的专职掾史性质有本质不同，相关问题应从秦汉地方行政脉络而非唐制中予以理解。又如第22篇讨论吴简中的“私学”，作者依据汉晋文献中同名词汇，将其理解为儒者以私人身份招收的学生，并以日本藏明嘉靖保甲文书册中的“儒学生员”、朝鲜道光庆尚道户籍大帐中的“幼学”相对照。实际上，吴简中的“私学”为特殊身份，与传世文献中的私业儒生不大相同；孙吴嘉禾年间，只有遗脱可被举为私学，正户民只能“给私学”；而私学并不享受免役，需要服役、缴纳限米等；其独特性，只能从孙吴官文书自身的逻辑予以理解。

当然，二重、三重证据法运用的尺度与火候，是较难把握的，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吴简研究成果中亦不同程度地存在。近年来，吴简发掘简的出版与揭剥图、盆号、考古号等原始信息的发布，为散简的复原与集成提供了良好条件，有不少学者尝试借助考古信息与简牍遗存信息，对其中的各类簿书进行重新编联，典范研究如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辑）；理想情况下，原本散乱的、破碎的概念、信息将得以一定程度还原。在编联基础上再展开二重、三重证据式研究，将推出更为贴近历史情境的结论。

四 研究前景

长沙吴简发现于1996年，时至今日，其整理与研究已走过20个年头。作者在吴简发现后不久即加入研读队伍，陆续发表研究成果，收入本书最早的是2001年发表的对“折咸米”、许迪案文牍的考释；最晚的是2011年发表的对“单身”，户下奴、婢的考释；作者关于“地僦钱”、“枯兼波簿”、许迪割米案文牍的初步讨论，引起了学界普遍关注、持续跟进，而成为研究热点。以上显示出作者在吴简研究的第一个十年中积极参与，勤奋著述，成果丰硕。

前文提及，2011年《吴简研究》第三辑出版后，北京的吴简研讨活动次数减少；而由于上一阶段经验的积累，吴简发掘简的整理速度有所加快（2015年11月27日长沙简牍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提交《长沙三国简牍保护整理项目验收综合报告》，标志着吴简的整理发布渐近尾声），2012至2018年六年间，《竹简》〔肆〕、〔柒〕、〔捌〕、〔陆〕、〔伍〕诸卷陆续问世，记载信息相对完整的竹木牍亦得大量披露，为许多研究热点，如许迪/朱表割米案、私学、隐核州、军吏等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机。但学界对大量新刊简牍所传达信息的接受，势必需要一个过程。

作者说《长沙简牍研究》一书的许多成果“起初发表时只是使用了当时已公布的资料”，“许多见解已经过时，应予以认真修正，甚至予以推翻”（《后记》），一方面带有自谦的意味，也是由于新资料刊布加速，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速度失调而必然导致的学术史现象。我们在认同本书保持考古学“当时”地层原貌做法的同时，当然深心期待作者能够“往而复来”，继续对走马楼吴简及长沙出土简牍的研究，在业已呈现的新学术地层中肆力耕作，保持学术生命的“循环不息”。

2010年五一广场东汉简发现之后，李均明先生用四个“第一”来概括长沙出土简牍的特点：出土简牍数量全国第一，入藏数量全国第一，帛书数量全国第一，简帛年代跨度全国第一。长沙出土简牍的整理，经历了漫长过程；而围绕其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长沙市中心陆续发现的多批简牍，除走马楼西汉简外，其余均为东汉至三国长沙郡、临湘县官府档案、私人文书；将这些材料衔接起来，有望重构汉—吴—晋变革期长沙基层行政与地域社会图景。这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无疑都将是极具魅力的研究课题。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以《出土秦汉三国区域资料统合研究的先行成果》为题刊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笔者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与改写。侯旭东先生通读过本文并提供修改意见，陈爽先生见示早期学术史信息；全文定稿于杭州之江，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