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3日下午，“文研读书”第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教授陆扬，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应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侯旭东教授的著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展开。这本书以西汉为例，将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产生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极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书结合西汉历史，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来分析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其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引领西汉历史的方式。此外，本书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

研读会伊始，侯旭东教授首先分享了《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的创作背景和想法。首先，这本书参照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以西汉的完整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该书第二、三部分以描述性内容为主，包括西汉的一些表征、不同时期皇帝及其亲宠的关系等，其余部分以分析性内容为主，但总体来讲还是个案研究。

侯旭东教授指出，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大部分学者关心的是变化，但变化带来的后果其实是历史中延续的（或说不变）的层面。侯旭东教授强调的恰恰是其他学者关心较少的，即变化中不变的部分。具体来说是人的活动，或是人的活动所形成的互动关系。他相信所有人都在创造历史，而帝王将相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更大，所以更需要被揭示出来。此外，侯旭东教授也在思考如何恢复历史。过去的历史讲了很多规律，结构性的东西较多，而人自身的因素实际上被严重压制了。我们是观察者，同时也是行动者、实践者。我们既观察过去，也在现实中创造历史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被所谓的规律所束缚，而应该看到人的创造性和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在侯旭东教授的分享之后，阎步克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面对一个课题或者一本著作，最重要的是弄清该课题或著作在既往知识体系和历史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秦汉建立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官僚制度，但在各种组织中，非正式关系、个人化行为还是普遍存在的。《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以宠为线索，叙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争宠、失宠的行为与命运。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读者感受到的是一部人间悲喜剧、一系列的命运交响诗、一幅争宠的风情画。但是，作者也有大量理论分析，阐释了邀宠、得宠的手法、形式以及条件效果等。阎步克教授认为，侯旭东教授选择西汉作为研究案例是很明智的。赵翼曾言，秦汉之间是天地一大变局，建国者是一群无赖，而此事自古未有。所以，西汉非常平民化，升官模式化程度也低于科举时代。所以，宠信、富贵无常等现象较为突出。虽然西汉具有特殊性，但放眼古今中外，争宠现象则为普遍现象。如家国不分时，家奴也能获得巨大权势，这与作者所关注的侍从有关。

阎步克教授还从侯旭东教授的书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现象。首先，邀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邀宠能够改变身份，一种是邀宠不能改变身份。贵族的仆人也会邀宠，但无法改变其奴仆的身份。其次，既有制度性的邀宠，也有非制度性的邀重。如后妃为皇帝提供性爱是其职责，而大臣的邀宠则不是其法定责任。此外，阎步克教授还提到五个规则。其一，专制程度越高，邀宠越有意义，因为趋炎附势是大多数人的天性。其二，社会越平民化，流动性越强，邀宠行为就越普遍，因为邀宠为改变命运提供了可能性。其三，官僚的贵族化程度提高，邀宠行为的意义下降，因为贵族不愿邀宠（如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其四，官员竞争模式的稳定程度、成熟程度若上升，邀宠行为就会下降。其五，世人的影响力上升，邀宠行为意义下降，东汉名士强调文化，他们就不邀宠。

阎步克教授进而指出，在词典里，“宠”指的是上对下的偏爱。“偏”，指的是一个人有才能，皇帝愿意任用他；“爱”，则是一种个人化的情感，不是政治行政的必要条件。在古人看来，假如十个有才能的人，皇帝对一个人情有独钟，说明他能让皇上开心，这大约就是“偏”。书中有很多关于大臣和政治的部分，但是在“偏”和“爱”之间出现了边界的模糊性。书中附注二列有进士、大臣、宦官等，这些人其实都从其他角度被研究过。尤其是大臣，他们的臣服具有政治性，可能出于政治势力、政治斗争或行政的需要，且与人事关系密切相关。

此外，阎步克教授还对书中所提出的“告别线性历史观”的方法论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东晋门阀政治》不是线性历史观。按照线索叙述，依据时间展开，是史学的基本方法。没有在超越历史学的层次上，有个理论建构，来论证特定的历史目的，就不是线性历史观。如果盲目扩大其内涵，那么每个历史研究者都难逃法网。第二，线性历史观也不需要告别。每一种理论模式就好比从特定角度投射到黑暗历史客体的探照灯光，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其他角度所看不见的景象，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制度史观，以及环境生态史观等。所以，每种史观都有自身特殊的价值。

接下来，孙正军副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初读《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选题以及叙述的模式，不过，这可能与侯旭东教授对日常统治研究的关注有关。他认为，候旭东教授对所谓日常统治有明确的认识，特别强调在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上的“日常”。

孙正军副教授熟悉的叙述方式一般是围绕政治事件的演进、政治集团的争夺或政治文化的善变等来推进的，时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虽然描述的是西汉两百年的历史，但提及的时间维度却不是很多，书中反复循环出现的是上一朝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与下一朝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之间的联系。他表示，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叙述中时间维度的缺失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没有时间维度，循环反复出现的信任型君臣关系容易被认为是同样性质的，且难以区分其影响。此外，孙正军副教授也提出了“边界模糊性”的问题。一部分人虽然与皇帝结成信任型君臣关系，但是对政治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在不同时期，信任型君臣关系可能是有差异的，关键是如何定义这种关系——或许需要在这批人内部进行更清晰的划分。

随后，田耕助理教授发言。他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定义上的困难。侯旭东教授定义恩宠的关系并不从制度性入手的，而是关系性的定义。这种定义看似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但追踪史料，寻找哪些人背负信任型关系却并非社会学讨论的内容。

田耕助理教授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较为具体。侯旭东教授在第三章中对信任关系进行展开，其中两个基本的论述点就是关系的过程和关系的关系。从关系的过程来看，信和任这两种关系很可能发生在一个宠臣的生命历程中，出现由信而任和有信无任两种发展轨迹。田耕助理教授表示，需要集中地把具有因果关系的信任和没有发展成因果关系的信任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何种君臣关系最后走到了由信而任（即两种关系合流的形态）？何种君臣关系最后无疾而终（即信、任未能合流）？从关系的关系来看，它意味着信的关系和任的关系可能在某一宠臣身上同时存在。而如何看待同时存在于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人身上的两种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祎楠助理教授随后发言。他认为，侯旭东教授创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的目的是在对理论或方法论的重新反思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历史的研究，进而重新激活传统中国的历史，发现新内容。侯旭东教授在书中想要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机制、历史环境中，为什么信、宠可以产生？罗祎楠助理教授认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公开组织，一种是私人的、私密的政治之间的互相信任。《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有很强的对话意识，他希望读者理解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基于概念构造出来的、对历史的结构性解释，另一种是基于概念构造出来的、对历史长时段变化趋势的描述性解释。

侯旭东教授提出的走向历史机制的研究，其方法和意识的本质是要通过历史机制这样的因果力量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并尝试进行理论化。罗祎楠助理教授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历史研究变成枯燥的社会研究，但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历史资料。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之前更多关注的是材料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新的研究则要更多地关注核心方法论跟材料分析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重新对这本书以及对其他中国传统历史资料的方法学、技术学以及编纂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理解。

在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上，罗祎楠助理教授认为，侯旭东教授使用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是纪传资料，属于自我表达型的资料（如书信以及关于儒生的讨论）。这部分资料是思想史研究重要的自我表达的文本，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人和人之间在具像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中进行对话的图景。而这种对话不断地推动事件发展，最终塑造出基于信的政治逻辑。

接下来发言的是应星教授。他指出，其对《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最直观、最有冲击力的感受是社会学和史学的深度融合。从社会学的角度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隔离。应星教授尝试打通所谓的政治运作和非政治的关系，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之处：侯旭东教授在书中使用了关系事件的分析模式，分析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人物或关系本身。应星教授所理解的关系事件是要通过事件分析作为支撑，打通所谓国家权利的关系和所谓日常的关系。基于此，应星教授认为，这种分析的张力不足，复杂性不足，所展现出来的关系是平面的。

此外，应星教授指出，书中划分了信任型和礼仪型两种理想类型，但是对礼仪型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单。比如，所谓忠臣和良臣、争宠和媚道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一般性？或说在西汉的历史中，它具有哪些特殊的影响？应星教授认为，书中对这个方面的历史分析展开不足，对西汉历史和对帝制中国的关系类型的理解可能会存在争议。

接下来李猛教授发言。他认为，侯旭东教授希望通过所谓检讨线性历史观打开国家的思路，获得重新理解古代中国国家的想法。这种做法能够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有基于其自身逻辑的动力机制的把握。此外，他还认为，官僚制这一概念较为复杂，且时间跨度大。我们应在本书的基础上逐渐增加所谓理性化和官僚制的成分。

李猛教授提出，在整个历史进展中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的建设或政治体系的发展，它代表了一个传统的古典秩序的崩坏。而崩坏和建设是同时的。同时代人会对这个时代产生疑问，现代历史学则从两个角度研究这个时代。在侯旭东教授所说的比较带有私人性的关系的部分，能够看到政治重组的、新的发展舞台。政治体制重组在何处？怎么转成新的体制中私人化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定义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就是所谓礼仪型和信任型关系。关于侯旭东教授在研究君臣关系的时候提到了一套东西，李猛教授认为，这可能就是现代国家最初最根本的含义。十五、十六世纪现代国家的形态在意大利发现的时候，是与个人高度联合在一起的，借助私人性发展未来具有公共政治意含的事物恰恰是后古典时代政治发育的重要方式。

李猛教授还指出，在官僚制世界中仍然有人的活动空间与感情，从儒家的角度来说这是媚道，但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甚至相反的东西蕴含其中呢？李猛教授提出侯旭东教授在书中提供了处理人和制度关系的思路，提供了思考中国古代国家的新思路，这种思路是否能够在信任性的关系和制度结构之间建立更有机的联系？ 李猛教授表示期待侯老师后面的研究能够继续展现研究视角的潜力。

最后，陆扬教授发言。他表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不应过度融合。历史学的特殊之处在于方法的灵活，即使采用了社会科学中的某些概念，落实到历史学的时候却是非常具体的，揭示的层面也是非常特殊的——否则历史学的力量就无法显示。和前面几位教授一样，陆扬教授也认为侯旭东教授并未特别强调时间的维度，但他强调空间的构造。当时人际关系、个人关系的不同层次是通过空间体现的，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

陆扬教授指出，侯旭东教授反对线性史观，反对结构性的论述，其分析中结构主义的成分比较明显。但复杂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其实是很难把握的。正是因为难把握，侯旭东教授才使用了很多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的介入让读者进入历史世界。这种做法同时也会产生问题，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潜在的历史解释。单纯的描述是不可行的，历史解释的出现不可避免。

陆扬教授还强调了“私”的概念在帝国政治运用中的重要性。“私”在中国古代一直是被认可的。有些在日常的政治舆论、公共话语中被认可，有些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关系中被认可，还有些完全不被认可。如果不在特殊的语境下对这个概念进行较精细的分析，整个讨论就会缺乏说明力。个人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身体。私人关系在实质上就是身体的疏远与亲近。陆扬教授认为，整本书虽然提到空间的内外、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似乎却没有把身体这个概念单独列出。关于汉代如何看待身体观念、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观念为何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此外，陆扬教授还提出两个问题。在秦汉时期，个人的因素特别突出，它的突出不是日常的运作都是通过个人的关系而建立，而是个人的关系在权利运作中被广泛认可。这个时期，皇帝作为一个个体的君主，其个人意义在体制运作中尤为突出，这种个人的意义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际介入的。那么，“宠”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模式还是中华帝国政治运作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公共舆论对宠或信这种关系的认可程度，是否和这类关系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相同？换言之，我们是否能够将前者作为后者判断的依据？

陆扬教授发言过后，侯旭东教授作出回应。他指出，李猛教授以及应星教授的论文为其提供了很多理论上的启发。来自史学以外的灵感和理论上的启示是很重要的，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关于陆扬教授最后提出的问题（即宠是否为特殊的模式），侯旭东教授表示，他只对汉代进行研究，由于王朝的政治构造的不同，其他时期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关于告别线性史观，侯旭东教授认为，中国在建立国家体制方面，秦代已经达到顶峰，之后都在退化。研读会最后，侯旭东教授表示，历史的演进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