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热点。但本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在整体上陷入了困境，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关注并探索新的出路。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不能局限于西方理论范式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首先面临的困境是，没有摆正“世界历史”与“全球化”间的关系，致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存在合法性被削弱。目前学界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共识：“世界历史”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历史”。这种所谓“共识”既错误理解了“全球化”，更错误理解了“世界历史”，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堵塞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现象与一种趋势，决不能将两者简单画等号，否则，对当代社会也广泛存在的反全球化和非全球化的事实又该如何解释？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囿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局限。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各类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著述在中国学界被广泛翻译和介绍。应当承认，这些翻译和介绍是必要的，当代西方的各种全球化理论也确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我们缺乏批判性的借鉴，致使学界的相关研究束缚于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范式和话语，从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面临的第三个困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原始创新乏力，尚未形成完全能够解释当代世界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新范式。世界历史发展至今，已经出现很多新现象，涌现出许多新问题，如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联系日趋广泛、快速和紧密的同时，它们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也日益凸显，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家、非政府的组织与机构，次国家组织日趋活跃和壮大，故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受到了挑战，等等。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和问题？其中的联系、规律和机制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亟待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回答。

世界历史理论创新重在构建新的分析框架

世界历史客观进程的发展呼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但其前提必须是破除对既有理论研究的困境。突破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困境，远不是对相关理论的细枝末节的修改或者简单的扩展就可以实现的，它事实上是对相关理论的当代重构。

第一，应批判性地重置前提性预设。前提性预设是一定时期内研究某一共同问题的学者所共有的对这一问题的基本事实及基本定律的共识，它是经过长期的研究形成的。对于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来说，就是思考“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等核心范畴的区别和联系，在对相关既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加以批判性整合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并设置合理的前提性预设，以保证新理论范式的合法性。

第二，应提出和研究新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大方向性意义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内容而言，我们不能局限于对一些老问题低水平重复研究，而是要反思一些具有重大方向性的问题，如当代世界历史整体进程所处的阶段及其特点，当代世界历史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特点，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矛盾、动力、结构与演进机制，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与环节及其关系等问题，进而在回答这些问题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第三，应形成解决新问题的新分析框架。在理论研究中，新分析框架不仅可以解释新现象与新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旧材料和旧事实的重新加工，从而获得新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摆脱目前学界出现的“单向性和绝对化”、“以西方为尊”的分析框架，发掘一种既能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时又能科学反映和概括当代世界历史主体及其结构特性的新分析框架。

以上三个方面的建构必然会导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标示着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建构的实现。当然，这需要在这一领域极具理论敏感性与原始创新能力的学者们的推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研究”（13CKS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