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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程 | 清末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历史贡献

百年历程 | 清末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历史贡献编者按:人类的现代科学技术大约是17世纪初期诞生的,最初科学技术仅是很小一部分“达官贵人”的“好奇心”驱动的

近代中国救国救民的探索历程_近代中国探索救国之路_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救国的历程

✎编者按:

人类的现代科学技术大约是17世纪初期诞生的,最初科学技术仅是很小一部分“达官贵人”的“好奇心”驱动的探索活动,是远离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游戏”,当时的参与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工作者。科学技术职业化是人类历史上很晚才出现的,由全世界科技工作职业化而诞生的科技工作者群体是最近两百年的事情。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是一种舶来品,几乎到了19世纪后半期才逐步传入中国,而科技工作成为一种职业是更晚些时候才出现的,大约是到民国初期才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研机构、科技教育大学和企业技术岗位。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工作者群体经历了孕育、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走过了百年历程。为迎接2018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本微信公众号推出“百年历程”栏目,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发展及贡献进行讨论与回顾。

本文将主要就清末期中国科技发展及历史贡献进行总结分析。

一、在科研方面崭露头角

清末,世界科学技术已经从经典时期进入了新的阶段——现代科学技术诞生。同时期,中国留学生开始进入世界科学的前沿,在其老师和同窗的帮助下,在求学过程中为现代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科技工作者群体,但是这些少数留学生回国后,为本领域在中国的科学学科萌发奠定了基础,为推动科学技术本土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创建是从留学生归国开始的。李复是我国第一个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1906年,他在德国物理学家、大气中氡的发现者凯瑟尔等人指导下,从事光谱学研究。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勒纳的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1907年,何育杰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1909年归国,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下分物理、化学等6目)教习。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格致科改为理科,他任物理教授。他曾被誉为中国最早并且是最好的物理学大师。1905年,夏元瑮赴美留学,后师从普朗克和实验物理学家鲁本斯,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任北京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们成为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第一批开路先锋。

在农业领域,罗振玉早在1897年就在上海创办《农学报》,这是中国第一家农业技术刊物,前后发表了有关国外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译文或农学教材1151篇。1904年,上海的江南总农会还编辑了一套外国农业科技译丛,共82册,命名为“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共收入农学译著149种,涉及农业政策、经济、科技、教育、法规,大体反映了西方各国的农业科技水平。此外,当时的留日学生范迪吉等人、江南机器制造局、广学会等机构也都翻译出版了不少日本和西方的农业著作。到1910年,出版了200多种外国农业科技著作,对近代农业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发展到19世纪末,新式农具、化肥、农药、家畜和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也被陆续引进。当时引进较多、成效较大的都属于抽水排灌一类的机具。引进的农作物中以美棉(陆地棉)为最早,也最见成效。据统计,清末先后引进良种40余批,包括棉花、稻、麦、玉米、花生、烟草、土豆、蔬菜、水果等。1900年,罗振玉等人提出引进各国动物优良品种,如瑞士的羊、意大利的蜂、荷兰的牛等。1906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农事试验场,由清末状元刘春霖任场长,内设树艺、园艺、蚕丝、化验、病虫害5种,每种均有试验项目。这类农业试验机关在1910年前总共有20余所。但是由于人才缺乏、经费不足,所以成绩很小。1910年,北洋政府在察哈尔、北京、安徽设立了三个种畜场,购入了各国家畜、家禽良种,他们利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养殖和推广,成效较以前大为显著。

二、近代企业与工程技术引进

清末以来,政府在财政极度匮乏的情形下,仍然陆续开始建设比较符合世界潮流的产业,并引进所需要的各种先进技术。特别是以铁路、轮船、航空、电报、印刷机等为代表的技术引进,为日后现代国家的交通和通信行业等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洋务运动在建立起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的同时,也必须引入相应的现代科学技术。最典型的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该公司是中国近代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1908年,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而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已达到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由于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唯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所以控制该公司实际上等于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业。产品主要是铁矿砂、生铁和钢轨,畅销全国,远销南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等地。对当时全国兴起的收回路权、自建铁路运动发挥了一定作用。

李鸿章在广设电报通信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00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批准设立南北洋电报,他认为,电报对于军事行动和保卫国家疆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建设费用不过十几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南北洋电报于次年建成。而且,在洋务运动中,我国已经有能力仿制国外蒸汽船舰及火车。例如,1888年,留学归国的杨廉臣等监造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该舰排水量2200吨,蒸汽机功率2400马力①。1880年,天津机器局试制一艘形如橄榄的潜水艇,入水半浮水面,可从水下发射鱼雷。1881年,胥各庄修车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牵引力100吨。1908年陈沛霖等仿制成功单缸卧式8马力煤气机。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接收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以及一些铁路机车车辆修造厂。至此,中国的机械工业已积累一定经验,工艺水平有所提高,产品普遍实现了商品化。1918年,江南造船所按美国提供的设计,为万吨级运输舰制造了4台3000马力的大型蒸汽机。后来又制成3300马力、300转/分钟的高速蒸汽机及配套锅炉。一般的民营厂可以造4~160马力单缸或双缸蒸汽机,以及400马力蒸汽机的配套锅炉。

同期,中国近代电力工程也在不断得到发展。1907年,我国首台汽轮发电机组投入运行,1913年,远东第一大发电厂——上海杨树浦电厂建成发电。1912年,我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竣工发电。

在引进人才、输送留学生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科学技术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国家管理机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中设置有关学术和技术岗位,军队中设立了技术官员岗位,在企业中设立工程师、技术员等科技岗位等。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利用国家财政的力量,创办了不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如钢铁厂、机械制造局、铁路建设和运营企业、电话电报公司等。铁路公司中的铁道技术工程师、电话电报公司中的通信工程师、北洋水师中的轮机长和火炮技师等,均是新兴的科技岗位。可以推断,在大型企业建设和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各类新兴产业中一定会出现科技人才和相应的科技岗位,这些科技要素的形成为科技工作者群体的进一步壮大奠定了行业基础。

三、科技社团萌发

鸦片战争的失败推动了有志之士加快探索救国救民的步伐。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爱国志士纷纷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有识之士意识到:“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才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1]。

清末,一些西方传教士打着传播“福音”的旗号创办了一些学会,如益智会、医疗传道会、上海文理会等[2]。他们通过发行报刊、翻译国外书籍、创办学校等。在传播宗教的同时,客观上也在开启国人创办自己的学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大力提倡现代团体组织观念[3]。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全国各地陆续开设了一批学会,这些学会会员作为当时早期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支撑力量,为启迪国人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成立后,至1895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科技团体——浏阳算学社在湖南成立(现在仍在运行的最早的科技团体是1907年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学会包括:1895年8月,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浏阳成立的算学社;1895年9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1895年10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强学会;1896年8月,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农务总会等。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王尔敏的《清季学会汇表》共收录学会63个,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中收录学会68个,闵杰在《戊戌学会考》中收录学会72个等,不一而足。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也促进了中国科学学会的发展。这个时期,学会活动的特点:一是规模普遍比较小,除了强学会、南学会参加人数众多以外,有的学会参加者只有几人;二是存在时间短暂,成立不久旋即解散或封禁;三是深受西方学会的影响,大部分学会的负责人由发起人自任,或由发起人邀请担任,通过会员选举的很少。会费来自社员捐助。并且,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学会。只不过受西方学会的影响,主要活动有开办图书馆、集会和印发报刊等[3]。

本文摘自《百年历程:中国科技工作者群体的起源与成长》(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章第三节《清末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历史贡献》

作者系:

何国祥: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刘 薇: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施云燕: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春平: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 楠: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副研究员

吕 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注:

①1米制马力≈735.5瓦;1英制马力≈745.7瓦。

参考文献:

[1] 严复.原强//严几道.严侯官文集.北京:特别译书书局,1903.

[2] 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

[3]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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