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努力史学,晚年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补充,在史学上均有相当之地位,娓娓之度,极便览观。其门人姚名达跋云：“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们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余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

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业于先生,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讲座复开，每周二小时，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坛，无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记，编为讲义，载于《清华周刊》，即斯编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编至《合传及其做法》而止。名达遂继其后，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编成《年谱及其做法》、《专传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编成《孔子传的做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成文。经先生校阅，卒为定本。

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述此书编撰之经过，而启超热心斯学之精神，亦足见其梗概。惟记录之稿，盖尚有启超校改未尽者。如本书第五章《年谱及其做法》中《年谱的体例》节有云：“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纪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祠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论颇有识，而曾国藩何尝为李塨作墓志铭?

启超讲演时，或指国藩所撰李续宾或李续宜神道碑铭而言，“续”“恕”音近，记者偶失之。而启超校阅，未及改正耳。(坊间尝有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其晚年讲稿而印行于身后者，与其《清代学术概论》[本名《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范围略同，而资料及组织有异。发行未久远，即被禁止，以未得启超家人同意，而私行印售也。)(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