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蔡宏俊博士的处女作，我十分高兴为他的处女作写几句话。这部著作聚焦于1944年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从国防动员的视角将这一运动放在国家与社会这个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折射出当时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光谱。

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很有价值的一个课题。一是从教育和政治的关系角度讲，战时体制下教育何去何从，如何从平时转入战时，又如何从战时转入平时？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研究。二是中国抗战，艰苦卓绝，其大规模会战22次、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20万次，伤亡人数3500万，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数不胜数。与抗战中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比，抗战时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学界关注比较少，至今尚未有专题著作出版。

台湾学界对青年远征军作过不少研究，代表作有《青年远征军志略》（1988年）及《抗战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蒋经国先生与青年军》等。1986年，台北还曾经召开“青年军史研讨会”，后将会议论文结集为《青年军史话》出版。由于海峡两岸的学术隔膜，台湾方面对青年军的研究对大陆影响甚微。如《青年军史话》等，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几乎没有收藏。而且，因为种种原因，青年远征军在一段时间内曾经被视为反动军队，青年远征军这个题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问津。迄今为止，大陆还没有一部关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专著。从这一点来说，蔡宏俊博士的《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一书的出版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该书大量采用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并使用了一些知识分子所保留下来的日记、回忆录和著作。将抗战历史落在了具体的人的身上，这样的历史书写才是有血有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

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院校西迁、学生参军参战、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等是一段段悲壮的历史传奇。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尽管蒋介石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国民政府为了保存国家的精英、保住国家的未来，最终宣布“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下令全国高等学校西迁，所有高等院校的学生一律实行免役和缓役。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初，蒋介石没有发动学生从军，而在抗战即将结束之时发动大量的知识青年从军？为什么在战初反对学生从军的教育界人士，在此时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反对的声明，很多教育机构的领导和教职员工反而纷纷送子参军甚至主动报名参军？为什么能够成功发动这么多的知识青年从军？为什么大家对于青年远征军的褒贬不一？它究竟是一支新军还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军知识青年究竟是国家骄子，还是国家耻辱？为什么说青年军的复员是国民党政府第一次真正设置复员机构和实行复员政策，复原工作是如何设置机构和运行的，对退役青年军复员工作解决得如何？对今日退役军人事务而言，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可以借鉴？蔡宏俊博士爬梳档案，对这些问题一一回答，细节描述非常饱满，既让人感动，又发人深省。

为什么在上个世纪40年代会掀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呢？我以为有下述三个客观原因：一是中国的抗战极为艰苦、极为残酷，中国军民为抗击日寇侵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线陡然拉长，牺牲急剧增长，中国兵源一度几乎到了枯竭的程度；二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组织的会战多以惨败告终，国民党军队士气普遍低落；三是美国政府在1942年同意向中国提供60个师的美式装备，帮助蒋介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蒋介石意识到，现代化的军队固然需要现代化的装备，更需要具有现代化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化军人。

基于上述原因，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改变初衷，下令在全国高等院校征召青年学生从军，从而掀起了学生从军的初澜。蒋介石希望将热血青年补充到军队，既解决兵源不足、士气低落的问题，同时解决组建现代化军队亟需的人才问题。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生于此时。1945年10月，青年远征军各师编练结束，正式成军，然而这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尽管大部分青年军成军后没有和日寇直接作战，但有一小部分青年军随驻印远征军赴印杀敌，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民族危亡的时候，知识青年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国民政府抗日号召挺身而出，投笔从戎，这一壮举对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有士、农、工、商“四民”之分，还有倡、优、隶、卒贱民之说。卒是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贱民之一，所以长期以来社会上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抗战时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很好地改变了社会风气。在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蒋介石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送进青年远征军。国民党高级官员争相仿效，张群、罗卓英、顾祝同、杨森、祝绍周等纷纷送子参军，社会各界也形成了从军报国的热潮。据报道，西北工大当时报名参军者占在校学生总数的80%以上，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报名率达到1/3，金陵大学报名率达到了1/5。至1944年12月31日，全国报名参军者总计为122572人，其中专科以上大学生有10648人，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6。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有限，在知识青年从军热中涌现出10万青年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知识青年是民族的精华，他们具有较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愿意为国家和民族流血牺牲。知识青年大规模从军对于提高军队素质极有裨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明显增强了，转变了社会风气，这些正是国民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重要目的。

该书还指出，“从‘战时当作平时看’的高等教育政策到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国民政府经历了高等教育国防动员体系的缺失和逐步建立”。书中详细地反映了这样一个“缺失和逐步建立”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这场运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而发动的。“这种动员方式原本是当时中国处于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历史大前提下发生，被烙上典型的封建特征和战时特征。而且这种体制并不具备制度上的稳定性。在动员过程中，动员对象受到自上而下的种种干扰，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动员的效果。而被动型参与要转换成民众的主动型参与也并非单纯的政治培育所能达到，它尚有待于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长期发展。”这些深入分析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