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中共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系列解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演进的。中共十八大之前，社会及学界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认知，存在“以后否前”“以前否后”“前后皆否”“感性肯定”“知性肯定”等五种情况。中共十八大之后，社会及学界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形成了“统一说”“飞跃说”“加强说”“本质说”“连贯说”“发展说”等一系列新认知。新认知的新动向，更加凸显进一步加强和拓展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研究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们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热点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讲，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的认识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小的历史范围中“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焦点、热点问题，与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有关。历史证明，乱人国，必先乱其史；灭人国，必先去其史。苏共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全面否定苏联及苏共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最终被敌人不费一枪一弹而击溃，消解于无形。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实践的结果，深深地影响了这两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指引中国人民从血雨腥风中站起来后，又经过艰辛探索实现了富起来，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至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两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巨大转折，给予人们极其不寻常的心理冲击和生活感受，如何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理论成果的关系讲透谈通，直接关系到中共政党形象和今后中国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因此，回顾和剖析中共十八大前后社会及学界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认知及其动态，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共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中共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解读的演进

中共自身对于如何正确认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这一问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演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一系列论述，奠定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一系列论述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1］，即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飞跃和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二次飞跃。二是从两次“伟大革命”到“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十四大报告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两次“伟大革命”［2］的论断。十五大报告就20世纪中国的历史，提出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3］，即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改革开放。三是从“三个永远铭记”、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到“三件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十六大报告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三个永远铭记”和“十个结合”；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提出“三件大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论断。四是“两个不能否定”。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这两个时期的关系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4］。以上这一系列的论断，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历史检验的科学总结，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

二、中共十八大前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社会认知及研究状况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社会及学界基本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认知模式。在王东红等学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可概括为：“以后否前”（以改革开放后一个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一个历史时期）、“以前否后”（以改革开放前一个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一个历史时期）、“前后皆否”（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概予以否定）、“感性肯定”（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知性肯定”（自觉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等五种情况。

（一）“以后否前”

所谓“以后否前”，即用改革开放后一个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一个历史时期。在苏共垮台及东欧剧变、中共十七大、中共十八大前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中共纪念建党90周年之时，这一认知都曾先后升温。对此，学者王东红作过一些分析。学者金冲及指出：“有些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有意无意地给人制造一种错觉：仿佛那30年无非只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没有干多少好事。”［5］企图通过割裂历史，否定其中一段，进而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另外，就是“特定的思维方式及其固化”的影响。赵凌云等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就有必要强调过去的僵化和封闭，强调思想解放的紧迫性，就有必要强调过去教条主义的危害，从客观上看，这种思维模式推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创。……问题在于，这种强调历史的阶段性差别的思维方式只能适合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只适合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不能被固化。”［6］这一现象及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现实中，对改革开放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呈现出“一边倒”倾向，是不是也是造成“以后否前”认知的某种原因呢？2015年2月，笔者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时，在中国知网以“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为主题进行了检索，发现关注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献仅检索到3篇，而关注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献有113篇。仅凭这一点也许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差异如此之大，是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

（二）“以前否后”

“以前否后”这种认识，具体指的是：用改革开放前一个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一个历史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指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某些老一辈人士、知识分子、网络精英，还包括一些弱势群体的代表及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些青年。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走上了全盘西化……这是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前30年才是真正的改革时代，‘文化大革命’也是改革的例证；前30年是不同于晚清开放和后30年的开放，是有原则地为国家和世界利益的真正开放。”［7］部分人甚至以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为证，认为前者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都高于或优于后者。“红歌会”网站2013年6月刊登了持以上立场的文章，文章中写到：“这两个30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30年，后30年是彻底背叛了毛泽东时代的马列毛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30年”［8］。这虽不是规范的学术研究文章，却也代表了部分人的观点。

（三）“前后皆否”

“前后皆否”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导致中国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为，一些异见人士通过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普世价值”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等话题，来否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认为中国只是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变成了权威主义国家，其前途或者是实行儒化或再“中国化”，或者是全盘西化或再西化。还有的通过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毛泽东，进而一概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采用将两个历史时期中的曲折或失误放大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9］。

可以看出，这些观点在抹煞和抹黑历史，是现实中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表现，成为亡中华之心不死的喧嚣。由于其过于赤裸裸宣扬“逢中必反”的立场为世人所忌讳，因此它并没有多少市场，仅存在于某些极少数“仇中”“乱华”分子，如“法轮功”等扰华及幻想中国崩溃、分裂的势力之中。

（四）“感性肯定”

有部分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只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做简单的叠加，在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成就的同时，有意或无意间淡化了改革开放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10］；简单地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平直化：“改革开放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不承认后30年是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的一面，是转折性发展”［11］。严格来说，这类认识是一种带有盲目性的、不科学、不全面的认识，如不加以规范引导，有可能事实上且不自觉中给人造成“以前否后”或“以后否前”的感觉。对持有此种感性认识的人，要注意加强其学习和给予教育引导，丰富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基本认知。

（五）“知性肯定”

“知性肯定”观点认为，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来评价和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持“知性肯定”观点比较早的代表学者，主要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甘阳。2007年3月，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中指出：“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12］。

2008年1月，朱佳木撰文指出：应正确地、全面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时期的失误和错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些变化和成就并非是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取得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中国特色的产物”［13］。同年6月，朱佳木再次撰文对此问题进行阐述：改革开放前29年对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前一个时期是后一个时期的基础，没有前一个时期的探索，就不可能有后一个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全面发展；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继承、扬弃和完善，没有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也难以为继”［14］。这种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念和忧患意识必须予以肯定。

三、中共十八大后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社会认知及研究新动向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5］这一重要论述有着深层次的考量，从而把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问题引向深入，社会高度关注，学者们进行了热烈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新的认知。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往和开来的“统一说”

齐卫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零起点，抛开前面的历史重起炉灶，而是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继承”［16］。方松华和杨起予认为，以毛泽东为标志的新中国前30年，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后30年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在新中国的60年岁月中，先后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民族复兴、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历史造就的时代主轴。前后两个30年，既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内涵，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艰难之中［17］。

（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继承基础上的伟大“飞跃说”

宋月红认为，“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为改革开放以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阶段和新境界”［18］。李景治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上虽然存在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内在的继承性和本质的一致性。这种继承性不是自然而然地延续，而是一种伟大的飞跃。这种飞跃既有否定、正本清源，也有创新，创新是最重要的，是飞跃的核心”［19］。

（三）提出研究改革开放史“加强说”

张星星认为，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应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第一，大力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第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第三，科学分析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克服障碍、化解风险、战胜困难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中闯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四，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的不同认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和认识分歧，必须坚决摒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错误观点，也不宜过分夸大和渲染所谓改革与保守的“交锋”［20］。李正华也认为，要“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21］。

（四）从哲学角度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说”

任贵祥认为：“本质”一词与“形式”相对应，属于哲学范畴，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固有的内在联系。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出，贯穿其中的本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个时期的社会性质都是社会主义，所从事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两者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本质是一致的，而不是割裂的和对立的［22］。李慎明也撰文指出，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应简单地局限于个人的得失。只有站在人民和历史甚至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视角来观察问题，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23］。

（五）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强调的历史“连贯说”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重要论述时指出，需要“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只有正确认识其联系与区别，“才能看到，无论用哪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对自己这个历史时期的否定”［24］；李捷认为，研究党史和国史应该有一脉贯通、接续发展的眼光，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同时也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由几代人接力探索取得的；要用科学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即用发展的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来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新中国的历史是“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螺旋式上升的历史”［25］。

（六）以未来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发展说”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还告诫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必须坚持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这种考量下，张星星强调，“只有让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不竭的动力和保证。”［26］根据中共十八大后5年来的变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朱佳木再次撰文指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更不是要停止改革开放，而是要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加以融汇继承、贯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2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之所以得到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及认同，是这一重要论述符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清醒体现，因而成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研究的基本遵循。

四、拓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研究的必要性

历史证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一脉相承，它们的理论标志和实践主题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生活，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开拓奋进，为中华民族谋伟大复兴。众所周知，这个过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比如我们必须回答关于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共执政风险等历史性课题。毛泽东饱读史书，深知政权兴衰的根源在于执政集团本身的懈怠、腐败。新中国成立前，他把即将执掌全国政权执政称为“进京赶考”，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给全党敲了预防执政风险的警钟。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一个历史时期，中共始终积极抵御腐败可能带来的执政风险，在强烈的政权忧患意识下，对腐败分子的处理干脆果断，“三反”运动中枪决张子善和刘青山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中共面临的执政风险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渗入党内政治生活，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突出，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已经发展到了再不解决就可能江山变色，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丧失，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重蹈苏东覆辙的地步。”［28］而实践证明：中共是有着极强自我革命精神的党，凭借自身抵御风险的强烈意识和有效实践，成功地遏制和防范了这些风险。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励精图治，中华民族复兴在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向世界宣示未来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以展现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两个不能否定”重要论述原则下，可以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党领导的执政道路组成部分这个整体上进行宏观把握，通过研究具体层面，对这两个历史时期党的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和执政策略等方面的实践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党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宝贵经验、理论基础、物质基础、执政风险等方面的演化规律，并在比较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国内相关实践的同时，审视同一时期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拓展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和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视野，将会更有力于解读这一重大问题，更有力于阐释“四个自信”，更有力于增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责任感，更有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产生事半功倍的作用。

不可否认，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本身，至关重要、意义非凡。这一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将会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时期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而进一步得到更全面更深入和更科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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