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也是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向。笔者十多年前曾陪同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石田米子教授到山西代县采访万爱花老人，之后收到她赠的日文诉状《中国·山西省性暴力被害者损害赔偿等请求事件》；也阅读过一些口述史理论著作，但一直没有开展相关研究。近年来在教学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口述史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在思政课中具有独特作用，新冠肺炎期间集中研读了若干口述史方法和抗战口述史的著作，并确定了研究选题，编制了访谈大纲，即将启动抗战口述史研究。在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谈一谈关于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一点想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共同推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与成果的应用。

1抢救抗战活资料时不我待

14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目前，抗战史研究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抗战史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档案资料整理、专题研究、人物研究、口述史等领域。由于口述史必须从亲历亲闻、亲感者口中获取相关资料和信息，也就决定了抗战口述史研究更为迫切、更为紧急。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十多年前就提出：“在抗战研究领域，口述史虽已推广，但开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丰富的抗战口述史料正面临着永远流失的境地。”（苏智良：《推进中国口述史的建设》，见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后，抗战口述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这是应当点赞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受访者回忆之误差、研究者方式之欠缺和社会认知之差异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肯定成就，提振信心，也要正视不足，补齐短板，更不能因噎废食。仅从抢救资料的角度，抗战口述史研究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时光如水，抗日战争胜利已75年，经历那场残酷战火的老战士、老同志越来越少，健在者已进入耄耋之年，身体健康能够接受采访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抗战口述史研究时不我待、亟待加强，抢救活资料迫在眉睫，否则，将成为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这应当引起抗战史学界同仁的高度关注，迅速走出书斋，加入到争分夺秒抢救活资料的行列中来。这既是抗战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若干年以后，当你翻开那些采访到的口述资料时，会感到很欣慰，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2抗战口述史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

近年来，抗战口述史逐渐得到国家和社会关注，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抗战口述史，不少大学成立专门的口述史研究机构，如温州大学成立了口述史研究所。二是启动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共抗日战争口述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抗日老战士口述史抢救整理”等研究项目。三是成立口述史研究组织，如中华口述史研究会等。不仅如此，抗战口述史研究也引起国外学者关注。比如1991年由历史学家唐德刚等人在纽约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以海外华裔知识分子为骨干，以提倡和推动中国近代口述史研究、资料保存、编辑及出版为宗旨，并把抗战口述史的调查研究作为首要任务。日本出版了不少抗战口述史著作，如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主编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以上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大量著作，发表了众多论文。

从现有口述史成果的内容看，可分为如下三大类：一是抗战群体口述史。代表性的有张连红主编的《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刘玉著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张军锋编的《八路军口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周渝著的《战殇：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口述实录》（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版）、陈上元主编的《100位老兵口述：我亲历的抗战》（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的《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魏奕雄主编的《滇缅战场追忆———中国远征军老兵口述汇编》（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何天义主编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等。二是区域抗战口述史。如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的《口述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湖南图书馆编著的《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出版社2013年版）、张勤等编著的《亲历抗战———百位在浙抗日老兵口述》（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等。三是抗战专题口述史。如齐红深主编的《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张建军编的《守望历史：四十年来南京大屠杀记忆传承口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一方面显示出学术界对此有所重视，另一方面说明抗战口述史研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抗战口述史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一些探索和拓展。

一是加强典型战役口述史研究。抗日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战况之惨烈、影响之大，有极丰富的口述资料亟待挖掘，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七亘村伏击战、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以及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著名战役外，还应关注围困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就山西来说，沁源围困战、蒲阁寨围困战都是人民战争的成功战役。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中，1942年10月又对太岳区进行“扫荡”。中共太岳区党委、沁源县委决定采取围困战的办法并迅速动员1.6万余群众转移，约占全县人口的1/4，在日军据点周围形成“没有人民的世界”。沁源军民同仇敌忾坚持两年半之久，1945年4月取得围困战的胜利，显示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巨大威力。194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致电沁源县，高度评价了沁源围困战，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向沁源人民致敬》社论。我们应当关注此类题材，加强这类战斗的口述史研究，补齐这方面的短板。

二是加强抗战老兵之外的英雄群体口述史研究。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目前，抗日老战士是口述史研究者最为重视的群体，成果也最多。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相比之下，对其他群体的口述史研究则较为薄弱，除劳工、妇女及慰安妇有所涉及外，其他群体的口述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一个重要群体———儿童团。抗战时期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送情报，在抗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锻炼了他们的坚强意志，成为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当年的儿童团员，目前健在的相对较多，应当抓紧抢救儿童团的活资料。此外，新四军、少数民族、华侨、牺盟会、山西新军等群体口述资料都需要加紧深入挖掘。

三是加强其他方面代表性口述史研究。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与强国的实力较量，不仅是军事斗争，也包括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博弈。此外，还有善后问题，比如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慰安妇诉讼等。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分别在沈阳、太原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当年的法官与参与者、知情者恐怕已为数不多。据我所知，已有学者在做沈阳审判口述史研究。对于太原审判，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著出版了《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但还没有听说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口述史研究。再比如大生产运动中的南泥湾，农业生产中的互助组，金融方面的晋西北农民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文化方面的国民教育、冬学，抗战精神方面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开展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3抗战口述史研究成果转化的若干设想

口述史研究的意义除保存史料之外，重要的在于资政育人。从纵向看，抗战口述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横向看，与西方口述史研究，特别是口述史成果应用相比，不可否认我们存在不小差距。早在30年前的1989年，美国历史学会鉴于各地档案馆收到口述历史资料“指数性地递增”，正式通过“口述史访谈原则的声明”，规定收藏单位“必须具备维护资料的能力外，也能提供一般人研究使用”（见[美]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英美等国还将口述史存放于公共图书馆，便于读者阅读。我国仍没有建立起类似的服务体系，口述史研究成果除少量出版、发表之外，相当部分束之高阁。这不能不说是口述史界的缺憾，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抗战口述史的发展。据此，笔者提出几点设想：

一是抗战口述史可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多彩的生动教育素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抗战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抗战口述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资政育人的生动教材。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结合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我们国家和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涵，使之转化为激励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的强大动力。”抗战研究者特别是高校教师应当开展抗战口述史研究，为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鲜活素材。

二是抗战口述史研究成果向新媒体转化。国外口述史界很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办名为H-Oralhist的服务网站，利用电子邮件为喜欢使用和制作口述历史者提供了互动平台。目前，我国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网站、新四军网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站等，不同程度地刊登抗战口述史内容，但与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相比显然不相称。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特别是5G技术应用，将为口述史研究成果的转化提供新的技术支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丰富和优化课程资源，支持和鼓励多种形式开发微课、微视频等教育资源和在线课程，开发体现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的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剧作品等，进一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抗战口述史研究成果也要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向新媒体转化，如微课、微视频、微电影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微视频又称视频分享类短片，是指个体通过PC、手机、摄像头、DV、DC、MP4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上传互联网，进而播放共享的视频短片。微电影即微型电影，又称微影，它能够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传播，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微课、微视频、微电影都是一种短小精悍的自媒体，传播速度快捷，受众广大。抗战口述史工作者在采访、研究、制作、成果利用等方面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新媒体，拓展口述史的应用空间。

三是在公共图书馆建立抗战口述史保存与阅读场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有口述历史档案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地方口述历史研究室。笔者2006年到中国台湾地区查阅抗战档案时，参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看到研究人员办公室都配备专门保存口述史料的恒温、恒湿保存柜，这是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基本条件。作为抗战史研究者迫切希望有条件的图书馆设立口述史阅览室，便于读者阅读。从全国来说，可否在省级图书馆建立专门的口述史资料中心，开展相关资料的保存和利用，再逐步向市、县级图书馆普及。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可建立口述史阅览室。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全国性的抗战口述史数据库，为深化抗战史研究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新的平台。

以上是一点想法，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抗战史研究者的关注，着手开展抗战口述史研究，不断推出更多的抗战口述史著作，为繁荣抗战史研究、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