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编史学:科学史研究之镜

人类是有文明的，人类总需要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历史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至少，历史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同样的道理，科学哲学，或是科学编史学，也会使得科学史研究者变得更聪明些。那些形形色色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对于只知道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人们当然无用，但是对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却是有益的滋养。

□本报记者 杨新美

1996年，科技哲学、科学史在学界还远不是显学，而且是被严重边缘化的学科，关注科学编史学这一学科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基于自己此前的专题研究，在积累了十多年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在这些年中，刘兵的诸多研究方向里，科学编史学研究始终是他着力最多的“看家”工作。

《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第一版曾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大学等多所高校作为相关课程的教材或参考教材。如今，仍然有读者四处找寻这本难以买到的书。而且，此书甚至在非科学史专业的学者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十多年后的今天，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要和科学编史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刘兵又推出了《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增订版）》。他在增订版中保持了第一版涉及的一些科学编史学的基础性问题，重写了导言、“科学史的历史概述”和“科学史教学”等篇章，新写了“内史与外史”、“科学史的功能”和“科学史的客观性问题”，并增加了附录《李约瑟与“李约瑟问题”》一文。

“虽然经过十多年的累积，再次补充了一些内容，但是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它还只是‘初论’，涉及的是科学编史学中一些比较经典、传统、基础性的问题，并且远未穷尽科学编史学的全部内容。”刘兵坦言。科学史发展迅速，很多新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萌生出来。尤其是有后现代意味的新观念，比如女性主义与科学史的关系的研究，人类学和科学史的关系及对其的影响，这些新内容还没有囊括到其中。这些年在指导研究生、博士生时，刘兵渐渐有意识地让他们参与到科学编史学研究中，让他们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更有前沿性的编史学问题作为他们的学位论文方向，目前已有10余位博士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并且还有在读的学生在努力撰写科学编史学的学位论文。

“我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能以这些更新的研究为基础，再出一本更为前沿性的后现代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著作。”刘兵说，希望新著作中能描绘出已有的科学史的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影响，可以对学科的研究带去新意。

有用、无用论

在上个世纪末，中国科学史界还处于学术界的“底部”挣扎着，不被人们所关心，科学家认为其无用，科学编史学学科更是不入眼；如今，科学史、科学哲学逐渐被学者重视，论其无用的声音也越来越弱，但在学术界研究科学编史学的依旧是屈指可数，仍有一些人认为这门学科对科学史研究“无用”。那么，科学编史学究竟有何价值？

究其价值，首先要清楚科学编史学是什么？研究对象是什么？刘兵说，科学编史学就是对科学史进行的编史学的研究。或者，也可以说是科学史的理论研究。为了解释得更清楚，刘兵用了一个类比进行说明。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史家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科学家，研究科学家如何进行研究、发明，及理论提出的过程；而科学编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史和科学史家，研究科学史家是如何研究、如何写著科学史的问题。

“由此，根据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编史学家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就不难看出各个学科的研究价值何在。”刘兵说，科学编史学家对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史家的工作的研究，就如同文学评价家和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家的创作所作的文学评论一般，并非毫无帮助。科学史家在进行科学史研究时，不可回避的是自己的科学史观及相应的科学史方法论会影响自己对内容的选择、历史事件的评价、叙述方式的不同，从而会直接影响研究成果。例如，过去传统的科学史家在简单、传统的对科学的理解中，将占星术看成是与科学无关的伪科学，将非西方主流的中医等地方性民族医学排除在医学之外，由此写出的历史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那些关心科学编史学的科学史家才能在研究中不断主动调整立场、观点和方法。

科学编史学除了对科学史家有用，还对科学史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些年，科学史有了实际应用价值，不再仅仅是一种认识、纯学理的研究，譬如在高校的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中以及基础教育的改革中都引用了大量科学史的研究成果。由此出现了科学史教学的目的、意义、困难等问题，但由于做教育的人通常不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的，而科学史家又不熟悉教育，所以这种科学史的“应用”一直都是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也是科学编史学家研究的范畴，将其交给科学编史学家，便有可能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

李约瑟与“李约瑟问题”

《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增订版）》的亮点之一是，刘兵加入篇幅不短的《李约瑟与“李约瑟问题”》。为何要附上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体例与前面的章节不太一样，放在附录中，在结构上看起来更自然些。”刘兵说。有关李约瑟的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学者讨论较多、争议较大的话题，也是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典型问题之一。国外的中国科学史研究问题对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文章从李约瑟的工作出发，对其中涉及的一些编史学问题、特别是对于“李约瑟问题”的重新思考，其意义也将超出中国甚至东亚科学史研究的范围，并与世界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研究密切相关。

刘兵说，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与意义在于，通过对中国科学史多方面多学科的系统考察，最先使西方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科学史的态度，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在科学史界奠定了基础，也为截止到他完成其撰写著作时的相关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

刘兵认为，虽然“李约瑟问题”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带来了学术繁荣，但基于新的对李约瑟前提假定的看法与立场的变化，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再如从前，至少不再是西方一部分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首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通过“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刘兵发现，“随着中国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发展，在国际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和总趋势下，除了基本观念和指导思想之外，在研究方法上，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相应地也表现出了变化” 。在这些变化中，刘兵认为，将于社会建构论有某种关联的人类学方法论引入科学史，是值得注意的，与之相关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是非常具有意义和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