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文

在“文明寻思录”的上篇，我勾勒了美国“根文明”的逻辑；中篇提出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根文明”的逻辑起点，对今天进行扫描就是在做文明基因的测序。最后这一篇，将提出一个对中西“根文明”进行比较的研究框架，并给出我对中国“根文明”的概括与展望。

“根文明”的两个维度

我所设想的“根文明”模型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个人主义与关系主义（群体主义）。

文明总是关涉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不少跨文化研究都指出，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这些方面的侧重点和优先性是不同的。比如印度更关注人与自身的关系，追求“梵我同一”；肇始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更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是一种个人优先的文化存在，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征服意志强、发明创造多，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个体皆为独立人格, 人与人之间不存在附属性。中国文化更强调群体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体现在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是一种他者优先的存在，主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以长幼尊卑和大家长文化来维护秩序与稳定。如果说西方是有教堂的文化，在中国，如钱穆所言，“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教堂”。

第二个维度是法治与人治。法治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至上地位，“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洛克）， 人治强调的是通过对贤人智者的选拔和使用，赋予其决策权，以降低法治所需要的沟通成本。法治是将多数人的“合意”确定为规则的事前之治，人治往往和个人意志、便宜行事联系在一起。

虽然中国古代的法家强调“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事实上，中国更重视的是“为政在人”，重视人的作用、德治的作用。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从明君圣主到基层乡绅，社会对他们的才德都寄予了很大希望，并习惯接受集中统一、由上而下、教化化人的治理模式。相比起来，西方更强调法治。“法律高于国王”，“国王本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像1250年英国大法官布雷克顿这样的主张，是西方文化中关于法的精神的典型陈述。

以上两个维度是特质之分，本身并无绝对的优劣。而特质差异，则与自然环境、先民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有关系。比如对外冒险的海洋文明更为彰显个人的主体意志，海上贸易更为注重契约的履行，而内陆农耕文明和水利体系的维护，显然对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有更高的要求。

假如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一般认为西方是“双城记”，上帝之城与凡俗之城，中国则是“子不语乱力怪神”。余英时指出，虽然中国最早也是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赋予秩序与价值以“超人间”的属性，但“天道远，人道迩”，中国对于超越性的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是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而西方则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非要造出一个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非要逼出一个至善的“上帝”观念。“西方人一方面用这个超越世界来反照人间世界的种种缺陷与罪恶，另一方面又用它来鞭策人向上努力。因此这个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无限的威力。”相比起来，中国文化并不特别努力“去建构另外一个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再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中国没有“上帝之城”，没有普遍性的教会，走的是“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为仁由己”的内在超越的道路。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而将重点放在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修养、修持成为关键之所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更重视人的作用和人治的作用，而西方因为从“超越世界”出发，当然会对外于个人、高于个人的“上帝和法”更为看重。

“根文明”的操作性测量

确立了这两个维度后，接下来看看如何进行具体度量。

个人主义与关系主义（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是跨文化研究中最显著的维度。前者更关注个人目标、独立和自治，后者更重视社会连接和人际关系。上世纪70年代，霍夫斯塔德（Hofstede）用likert量表（一种常用的评分加总式量表）对IBM公司的文化价值观进行研究，发现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民族和国家的一种特性，而非个体特征。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这些地方员工的个人主义特征明显，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地员工的集体主义特征明显。在这之后，蔡安迪斯(Triandis)用5个方面的条目测试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分别是：个体对自我的定义（独立的自我还是互赖的自我），个人目标和群体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个人态度和集体态度在决定个体行为时的相对重要性，完成任务和人际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个人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分程度。在中国，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西方使用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INDCOL，有32个条目，7点计分法）进行了测试，肯定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良好的聚合与分离效度。

通过量表或改进型量表的测试，可以将不同国家、区域、人群在个人主义与关系主义维度上的表现定量化。

在第二个维度上，全球已经有不少组织和机构做过关于国家或城市营商环境、法治、清廉程度的调研，其中的数据和结论可以援引作为法治程度高低的依据（当然也可以独立抽样调查）。目前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此类调研包括：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透明国际组织的“全球清廉指数”。这些报告和指数建立在根据一套指标体系所做的调研基础上，将它们综合起来，就可以给一个地方的法治或人治表现进行定量的评价和比较。（注：对这方面有研究兴趣的可以参看陈骥、苏为华的《国外经济自由度的测量与启示》、孟涛的《法治的测量：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研究》）

“根文明”的四种类型

按上述研究方法，全球每一个区域都可以有一个两维的认定。我的研究假设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会在以下四种“根文明”类型中占据一个位置。

个人法治型

个人主义与法治的结合。这是目前西方文明的基本模式，其利在于能通过法治制约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伤害，惩罚机会主义，个人自由程度较高，更适于创新。其弊在于，个人对一些社会公共需要的响应程度低，法治成本越来越高，官司旷日持久，文牍主义盛行，监督制约机制的公正性也会被党争和选举许诺所侵蚀。余英时曾说，现代化便是接受西方的基本价值，这个看法有是有非，未易一言以断，“以‘五四’以来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而言，西方的成就确实领先不止一步，应该成为其他各国的学习范例。但是现代西方的基本文化内涵并不限于这两项，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现代化之不能等同于西化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个人人治型

个人主义与人治的结合。这是目前那些采取西方民主模式、个人享有较充分的投票权、但国家治理依然是人治主导的地方的情况。表面看都是自由市场经济，但强人政治和裙带资本主义无法消除，拉美、南亚、中东、非洲，都有不少此类模式。

关系法治型

关系主义与法治的结合。这是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的模式。这些地方通过法治限制权力，交易的可预期性程度高，同时与欧美强烈的个人主义不同，比较强调团队合作、群体主义和长幼次序，但创新性不够。

关系人治型

关系主义与人治的结合。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仍处于这一阶段，一方面显示出集中统一体制、贤能精英治理、强化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有效性，但另一面，尽管依法治国被明确为国家基本方略，但现实中，那种由关系的差序决定亲疏的程度、由长官的意志决定司法的结果、民间也流行拉关系找门子、经济中微观干预多和寻租制度化、以及社会风气上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林林总总，还相当普遍，影响着社会公正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为什么能走上文明复兴之路？我的结论是：中国“关系人治型”的“根文明”发生了内在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下，中国不断朝着更尊重个人、调动个人积极性、更重视法治的方向演进，已经不再是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人治控权、纲常主导的传统模式。因为改革开放是民心所向，所以“尚贤使能”的人治体系得到了人民支持，大量有为官员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中国的“关系人治型”文明植入了个人主义和法治因素，而成为一种文明的混合体。

今天，当我们展开文明寻根的时候，更应发掘和激发的是中国文化中重视法治、重视个人主权的那一部分内生资源，将其作为我们的“根文明”，并赋予其现代含义。如同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演讲中所说的，“按照新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比如“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法治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人民主权意识，从中都能提炼出法治和人权的文明要素。万万不可将今日之成就归结为传统人治的作用，或简单归结为群体主义的作用。唯此，我们才能构建一种更有利于中国走向文明未来的“根文明”共识，以更充分地发挥中国人勤劳奋斗的禀赋和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中国明天更好。

“根文明”模型的应用

对一棵树来说，根的影响是无时不在的。所以“根文明”的模型，也可以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

【政治】

“关系人治型”模式在中国以往的政治治理中确实行之有效，但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加强和对公平正义的重视，人治治理的实效正不断打折扣。更具普遍主义色彩的法治，才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

“关系人治型”模式在目标明确、集体动员、机械仿效等经济条件下是可行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在越来越需要创新、仿效目标开始模糊、周边变化越来越快的条件下，它的不适应性越来越突出。市场配置资源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个人创新的保障必须更完备，这都要求更好的法治。

《他们创造了美国》一书提到，在美国工业革命走向繁荣的50年间，有两件标志意义的事情。第一件是1824年，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终结了纽约州对蒸汽船服务业的垄断地位，他的裁决结果造成的影响超出了对航运权本身的制约，而且一并解除了美国跨州贸易活动的限制。第二件是1838年，当时的国家专利法使发明家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可见，经济发展与企业家创造力的释放，离不开法治的不断完善。法治越完善，就如同冰上舞蹈的冰面越光滑和平整，舞者的表演也越会自由流畅。

【社会】

“关系人治型”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控制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但是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以及社会分层分化的加剧，今天的社会良序良治更需要广泛的公民参与和公民自觉。胡适在《再造文明》中引用易卜生话说，“社会的健康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犯罪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人，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他认为，“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所有这些要求，如果没有独立、理性、负责的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责任的担当，都是无法实现的。“关系人治型”模式在社会领域的转型方向，应该是赋予公民更充分、更多元的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文化教育】

“关系人治型”的模式在文化教育领域培养出了同质化程度较高、服从性较好、大局意识较强的人才，但往往也抹杀了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忽略了自由、独立、开放、包容的现代人格的熏陶，因此不利于创新型人才和现代公民人格的锻造。其转型方向，应该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以上探讨的是中国“关系人治型”的“根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在另一个方向上，西方的“个人法治型”文明也能从中国的关系主义和人治元素中得到借鉴。西方文明正在遭遇历史性的挑战，关于自由市场、私有制、资本意志、民主等等神圣观念都需要被赋予新的意涵，才能回应当今的各种矛盾与危机。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了。但对中国来说，今天更应警惕的是，以群体价值和公权力的名义，干预和抑制个人正当权利和自由创造性的发挥，让法治在和官僚人治的较量中始终只是橡皮图章那样的“软约束”。

百年探索，超越中西

我提出的“根文明”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是非常简单和普遍的。这个两维模型还可以通过更多方式展开，比如世俗和超越，集权和分权，尊礼和守法，宗法和民主，德性和功利，孝治和公治，等等。

上下五千年，但中西文明之间真正相遇、碰撞、比较和汇通，不过是最近的一百七、八十年。从“严夷夏之辨”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的“新学”到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关于中西文明比较和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就会大潮袭来。这一对中国文明的反省和求索，贯穿了从“强国保种”到“伟大复兴”的整个近现代和当代中国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场景，但对文明的探索，则是每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士志于道，而非一己之私。知识分子是那种除了献身专业工作，还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道者，文明之根也。

求道不易，尤其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国运注定深刻地影响学问。今天，国运正值百年之盛，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平静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历史，既平视外部也平视自身，在互动中既明辨中西之差异，又明了人类之大同，前进之方向。

在我看来，要在一个恰当的时点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学问，最重要的是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跳出“左右”“中西”的框架，克服学术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在他看来，真正的学问是“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今天，我们真正要担心的仍是“无学之患”，这才是对国家、民族千年大计的不负责。

在中西文明的互动借鉴中，一个根本问题是“普世性”和“本土性”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中外学人都有过开放而理性的论断。

70多年前，哲学家贺麟提出“学术建国”的理想，希望以学术治国的理念代替武力军权高于一切的“力治主义”。他说，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以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外来文化接触，反可引起新生机，逐渐繁荣滋长。贺麟提倡的民族文化复兴是儒家思想的复兴，但他也指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余英时指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变已离开了旧有的轨辙，不可否认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但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将西方现代的价值当成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将中国传统的价值当成特殊性的（particularistic），这是一个根本站不住的观点。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价值都可以分为普遍与特殊两类，既有超越地域的通性也有具体的文化个性。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在全球化研究中提出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是双重的进程，“普遍主义特殊化”指的是西方首先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和它的基本价值引入其他地方。“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是指世界其他各民族对本土价值的认同，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并且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这样它的地方性的知识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

陈来在罗伯森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实东西方文化都有其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只是因为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西方文化的内在普遍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而其他地区的文化则还没有充分展开，“只有建立全球化中的多元普遍性观念，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态都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

上述学人观点的启示是，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存在着普世的价值元素，有些还可以相通。否认文化的普世性和共存性，会陷入狭隘的地域或民族主义；否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则会陷入“一元普遍主义”的单向化。

朝向未来的中国文明演进，既不是唯我独尊，也不是鹦鹉学舌，而是要超越“左右”“中西”“普世与本土”等束缚，以人的发展、能力的提高为依归，与古为新，让文明之根“永远地古老，永远地新颖”（ever ancient，ever new）。

中国“根文明”的精神：

以人为本，天下共和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从定性角度给出我对中国“根文明”的一个概括，就是以人为本，天下共和。

和西方的造物主文明不同，中国的文明更为依靠人的道德自觉和人与人的关系来维系。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从政治角度看，中国本土的民本主义思想，虽然依然是在统治体系内部进行调整（“君与民”），和个人本位的现代民主主义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民本主义中还是可以挖掘出符合现代性的人本元素，并据此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内源性的支持。

推陈而出新，中国是存在通往现代民主主义的“根文明”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命在民。”“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这些思想里，既可以推导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重社稷故爱百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执政思想，也内在地包含了个人正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从而带有“绝对律令”的含义，和西方近代化开端时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而就中国文化中广为诟病的三纲五常来说，纲常之道对个人的约束也并不是绝对的。君为臣纲，但“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但“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但“父不慈，子奔他乡”，反过来，“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可见关系主义的中国“根文明”，也包含了超越于关系之上的绝对价值。

因此，我们不能先验地认为，中国的文化一定不适合个性发挥，一定缺乏超越性精神，所以法治这种源于超越性价值、对人人都平等适用的价值在中国很难通行。“以人为本”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概念，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群体主义的也可以是个体主义的，是俗世化的也是超越性的。因此，我将其作为中国的“根文明”的核心概念。

在《文明寻思录》的中篇，已经提到中国文明多源、多元，没有单一之根、但又根根相连的关系特征，以及“生生之谓易”的通变特征。中国是地理意义的，也是文化意义的。战国时期的赵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是将中国和文化昌明划上了等号。而赵武灵王（前340-前295）胡服骑射的大胆尝试则表明，谁有长处都可以学习，“胡服骑射”利于作战，中原人就应借取，从而壮大自己。当时赵国是华夏各族中与北方戎狄各族交流最多的国家，与林胡、楼烦、东胡、义渠、空同、中山等游牧民族接壤，国民有大量胡人和胡人后裔，由于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占据上风，所以赵武灵王提倡胡化，让对游牧、骑兵熟悉的胡人通过选拔进入赵国的精英阶层。胡人吃苦耐劳、重义尚武的精神也对赵国的国民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这个角度回看历史，中国的确有罢黜百家、文字狱祸的文化专制传统，但也有胡服骑射、佛教东渡的包容。有唐一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各国使臣、商人、留学生在长安云集成群，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绝盛时。”（王国维）唐之盛，盛在不拘一体的开放兼容。

这样一种四海为怀、包容不同、平衡自信、大中至正，而不是贬损排他、唯我独尊的文化精神，我称之为“天下共和”。以人为本，天下共和，就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理解和文明展望。

任何理念都是知易行难。以人为本，天下共和，如果以此作为中国“根文明”的精神，则方方面面都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有现代意义的人本观和共和观，并能将其作为一种群己规则、治理原则和生活方式吗？

如果没有，如果我们不通过文明寻根展开和历史的对话、和自己的对话、和他人的对话，并在对话互鉴中凝聚最大化共识，那么，“无根”的我们很可能陷入漂浮、困惑、迷乱、随意、偏激的思维与话语陷阱。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文明寻思录”上中下三篇，就是我在探索中对时代交出的一份小小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