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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星期三

河西走廊“绿洲桥”作为一种区域研究路径，既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又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

—— 《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

超越传统东方学视域：

国内中亚史研究问题意识的转变

中国古代就有与西域相关的文字记载。明代郑晓的《皇明四夷考》就已经对当时西域的风土、史迹、民俗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研究。1870年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由此在乾嘉汉学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西北舆地之学。西北舆地学本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后来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西藏、青海与蒙古，最终与蒙元史研究合流。西北舆地之学的发展刺激了国人对内陆亚洲地区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中亚史研究隶属苏联史（俄国史）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边疆冲突，使沙俄侵华史以及苏联的民族问题研究开始成为热点。

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动了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中国开始逐渐关注中亚史研究。几乎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集全球专家编写六卷本《中亚文明史》，旨在“拉开长期遮蔽中亚的帷幕”。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邀请中国参加《中亚文明史》编写计划。中国的中原王朝在历史上与西域（中亚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学术界需要知道这部《中亚文明史》如何书写中亚地区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所以成立了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并派遣马雍先生、韩儒林先生加入了该计划。在相关会议上，中国代表发现，整个编写工作由苏联学者主导，其中充斥着许多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中国学者在会上据理力争，与苏联学者针锋相对。这表明，历史书写不仅仅关乎事实真相，更关乎背后的权力话语体系。掌握历史书写的一方，就能掌握解释自我与他者的权力。中亚研究与中国自身的话语建构息息相关，中亚研究的兴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国学术界由于语言等因素的制约，对中亚地区的研究起步较晚，与国际最高水平在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王治来提出要加强中亚研究与中亚史教学。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相继独立，对中亚问题的研究迫在眉睫。马大正与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就是为了应对当时新的国际形势而编写的。进入21世纪，地方史、治边史、屯垦史、丝绸之路史等领域的研究逐渐兴起，我国的中亚史研究进入新阶段。

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发端于西域史与蒙古史，主要依靠汉文史料以及当地的考古材料来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中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批中亚通史类著作，如马大正、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王治来的四卷本《中亚通史》以及蓝琪的六卷本《中亚史》等。国内学者在中亚民族史等专题领域也有相当大的建树，如魏良弢的《喀喇汗王朝史稿》、余太山的《贵霜史研究》、薛宗正的《突厥史》、潘志平的《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等。继老一辈学者后，又有刘迎胜、姚大力、华涛、林梅村、林悟殊等一批学者从事西域史研究，由于相关学者很多，兹不一一列举。此外，近四十年，国内也出现了一批与中亚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如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域研究》、余太山主编的《欧亚学刊》以及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等。总的来说，国内学界的中亚史研究侧重于帕米尔以东的中亚东部地区，以狭义中亚为对象的研究者并不多，特别是专攻伊斯兰化以后的中亚史的学者更少。

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亚地缘环境预计会发生重大变化，此时正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阶段，国内急需中亚地区相关的知识。四十年来，国内的中亚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依然没有能力回应并解决当下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东方学的藩篱。

中亚概念的建构源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引发的欧洲知识体系的更新。在欧洲中心观与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欧洲成功建构起了“中亚”概念以及一套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语境下的中亚地区话语体系（参见本书第三章）。二战之前，西方的史学研究，以欧洲为中心。在19世纪后期，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更多关注现代世界（文明世界），而前现代世界（“非文明世界”）的研究则归入人类学、东方学的范畴。中亚地区只是作为雅利安人种与欧洲文明起源的摇篮被提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传统东方学，偏重于语言文学的研究，其特点是运用当地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语言学的构拟、考证，或是追溯某一族群的族源及其历史源流。就中亚研究而言，学界主要关注其古典文本的解读与解释。这种研究方式是将中亚地区处理为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空间，其在空间联系上也只表现出与欧洲（西方）的联系。这一后果就是造成时间与地域（空间）的分离。就中国而言，在英、俄、日等国家的压力下，中国不得不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也正是在这种无奈的权力关系格局下，我们不得不学着用西方的概念来转述和表达我们自古沿袭的领土诉求，重整清帝国之后破碎的河山。而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也就是重塑民族、创制人民的过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西北自然成为边缘、边疆。以东南的时空经纬为准绳，不自觉地降低了游牧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对整个中国历史重要性的影响，“西北”文化被碎片化，区位被边缘化。民族国家的范式成为理解中国的基本框架。我国历史学的学科模式受此影响，产生世界史（外国史）与中国史两个大类。中国周边地区全部被纳入世界史的范畴，苏联中亚地区被放在苏联史中研究，而苏联史又主要是研究俄罗斯，很少研究其他地区和民族。至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在一般的中国通史教材中，也讲得不多。中国与周边地区历史上的联系被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所替代。中亚地区实际上成了这种东西方联系的附庸，其空间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与阐述。中亚地区本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但在这种学科分类体系中，无论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领域，中亚研究都处于边缘的地位。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王治来提出要从两个维度看待中亚，一方面是从中国来看中亚，另一方面是从世界来看中亚：“中亚史，可以说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外国史。具体的说，一半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一半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

无独有偶，近十年来，各领域的研究学者都注意到中亚史研究边缘化的问题。昝涛指出，要从地缘（空间的横轴）与文明（时间的纵轴）两个角度来理解中亚，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识。袁剑提出通过在地化知识来构建中国当代“丝绸之路”话语体系。黄达远、李如东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历史关系放到欧亚大陆的时空背景中去阐述，指出中亚地区作为欧亚大陆通道的重要性。尽管这四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并不相同，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一个共性：中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他们所关注的中亚史研究不再是以往东方学体系下的中亚史，而是社会科学化的整体性中亚区域史。笔者认为，国内学术界出现这种理论范式转向的根源在于问题意识的变化。王治来指出，西方学者研究中亚地区是出于他们殖民扩张的需要，而沙俄、苏联时期对于中亚史研究的关注，则还出于其自身国家建构与统治的需求。中国的中亚史研究承接了西方的东方学话语体系，其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则与我们当代的知识需求脱节。而当今“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应对中亚复杂局势，要求学术界必须重视地方性知识，对当地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与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用全球史视角理解中亚，从区域研究的范式出发，突破中亚史研究的壁垒，使中亚史研究社会科学化，将其纳入普适知识之中。

注：本文节选自《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章全球化范式与中亚研究——社会科学视野的展开

新书速递

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

黄达远 著

2022年11月出版/78.80元

内容简介

当前，重新认识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学界十分关注的议题。本书注重区域整体历史互动的描述与分析，超越中外“两点加一线（交通路线）”式的传统丝绸之路历史观，转而思考古代中国是如何通过整体区域网络扩展历史影响的。以农耕、绿洲、游牧、森林、雪域高原等多区域互动、共生的分析框架，摆脱以传统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叙述体系。本书还从概念史的角度反思了18~19世纪俄国东方学传统对欧亚世界的区域划分与知识建构中的问题，提出从中国的主体性来理解中国史与世界史关系的欧亚空间转向。

目录

第一章 全球化范式与中亚研究——社会科学视野的展开

第二章 文明论视野下的“俄国·中亚”空间建构及其对晚清中国的影响

第三章 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

第四章 “绿洲桥”视野下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第五章 从周边与域外重新理解中国——以丝绸之路研究的区域转向为中心

第六章 欧亚时空视野中的“西北”——以绿洲、游牧和农耕的互动为中心

第七章 “过渡地带”视野下的河西走廊

第八章 “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东西轴线

第九章 “国家缔造”视角下的景观、疆域与中国史的空间结构

第十章 欧亚纵横：近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历史关系概说

附录一 访谈：区域国别研究的空间转向

附录二 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新空间史：景观勘察 尼克·巴伦

附录三 俄国东方主义 迈克尔·肯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