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胡公石(1912.5---1997.8)，曾用名 胡光历，江苏盐城龙冈镇张本村人。1935年由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应聘担任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私人秘书、标准草书学社编校、并拜于老为师，为于先生的入室弟子。抗战时期任抗日民主根据地江苏盐阜区参议会参议员。抗战胜利后，到南京标准草书学社继续从事草书研究。1948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苏浙区监委行署总务科长。在于先生身边从事标准草书的研究整理工作达13年之久，是中国大陆标准草书的唯一传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秘书、市工商联秘书，宁夏宁朔县商业局职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宁夏图书馆馆员、顾问，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长、宁夏书画院院长等职，国家一级美术师。1983年8月至1991年12月任宁夏文史研究馆馆长,1991年12月调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中国书协第每一、二届理事，宁夏书协第二届名誉主席。中国台北标准草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

以 行草驰名，尤精于草书。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刘延涛等，协助 于右任先生编校出版了《标准草书千字文》。1984年6月在宁夏创办了标准草书学社，并编写出版了《标准草书字汇》(1985年版)。1984年9月在银川举办《胡公石草书作品展览》。1989年11月在银川主办《中外草书展览》。1989年12月筹办由标准草书学社等13个部门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中外草书展览》。晚年曾赴日本、台湾举办标准草书联展等艺术交流活动。1997年8月2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5岁。1993年10月出版的《盐城县志》，书名即胡公石手书。

艺术历程

胡公石八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伴随其一生的耀眼亮点就是他与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弘扬和发展这一文化传统呕心沥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青年时代起，他在积极协助于右任先生从事标准草书研究编校工作的同时，直接受教于大师门下，亲聆教诲，博览法书，精勤临池，日夜不懈，历时达十三年之久。遂使其学养大增，书艺精进，深得于先生的笔墨神韵，极富“于书”法度。

胡公石在书法艺术的实践方面，以行草驰名，尤精于草。其草书的主要特点是：法度严谨，劲妍相济，将质厚与洒脱尽收腕底，于雄浑凝炼中时见流丽，有“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之境界。六十岁后，草书更趋神融笔畅，法韵两胜。其作品除参加全国性、国际性重大展览外，还先后在银川、兰州、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举办了个人书法艺术展、中外草书展等。晚年，又与其师弟台湾的李普同、日本的金泽智卿等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了于右任先生同门书法联展和标准草书中日联展。他的书法历来为海内外藏家和单位所重视。许多作品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和国内外书画爱好者珍藏。影响深远，深受好评。

胡公石对草书笔法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硕果累累。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在于右任先生的领导下，与刘延涛等同好，协助于先生广泛搜集历代草书家的法帖、论著，潜心钻研，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对各家草书加以整理、比较，选出标准草字，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型，建立草书代表符号，总结草书规律，编校出版了《标准草书》一书。为草书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为中国文字史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七十年来，《标准草书》的问世，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蜚声国内，远播日本和东南亚、欧 美的许多国家。 1959年，毛泽东主席为了研究草书艺术，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要求将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他，“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主席在与他的女儿 李讷谈学习书法时，还特别称赞了于右任的草书，说他整理的“《标准草书》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字也好，有骨力。要学草书，就非学《标准草书》不可，可作为草书的入门之径。日本所编的各体字典，其草体部分即采用了标准草书，在日本学标准草书的人亦日益增多。在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的华人书店，《标准草书》一到即销售一空，常常供不应求。

光阴荏苒，人事沧桑。新中国成立后，胡公石虽与于右任先生及当年从事标准草书事业的同道至友分居海峡两岸，但怀念之情日增，对标准草书事业更是一往情深。为了继承和发展于右任先生开创的标准草书事业，胡公石勇敢地承担起了对草书整理、创补和推广的重任。即使在“文革”动乱年代，不断受到批斗和“审查”时，仍潜心于标准草书的研究，继承先师的未竟事、以于先生之所指，奋力“为将来草书开一新道路”。

1984年6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胡公石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一起，重新创立了“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并兼任社长。他积极组织和动员有志于标准草书事业的同道友好，从事标准草书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加强与日、韩、新、泰、美、法等国家和台湾、港澳等地区的学术交流，开创了标准草书事业的新局面。与此同时，胡公石先生积多年研究之成果，在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整理和编写了《标准草书字汇》，在于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正式出版发行。

《字汇》共收有常用汉字6000余个，极大地丰富了“千字文”的内容，基本满足了日常用字的需要。在符号上不仅补充完善了代表符号(即由原来的74个增加到了91个，部首由原来的339个，增加到385个)，而且首次提出了单独符号，使汉字草法的标准化、规范化更趋完整，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常用汉字。从而使草书艺术的笔法得以拨乱反正，去繁就简，削难为易，趋于统一。使草书由虚玄而归实用，且不违背书法美的原则，更加实用和易于普及，为继承和发展标准草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弘扬标准草书艺术，加快标准草书事业的发展，1994年底，胡公石又亲自邀请海内外 于右任先生的同门万仁元、李普同、金泽智卿等编辑出版了《于右任先生手札》，1995年他亲自书写出版了《胡公石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在任社长期间，还先后组织了世界华人草书大展、于右任先生同门书法联展和标准草书中日联展等。（资料来源：盐都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师承大家

胡公石先生，是近代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曾历任全国六、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国家一级美术师。

公石先生自幼喜爱书法，他上大学时，其书法即得到于右任先生的赞赏。大学毕业后即拜于先生为师，朝夕相处，亲聆教诲，博览书贴，勤于临池，历时13年之久。遂使学养大增，书艺渐进，成为于先生的入室弟子，其书法作品深得于书的神采。

公石先生，1912年5月出生于江苏盐城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胡鉴清是晚清最后一榜秀才，文章、书法闻名乡里。公石受其父亲的熏陶，自幼习书颜真卿《多宝塔》、《麻姑仙坛记》，柳公权《玄秘塔》等碑帖，打下了坚实的楷书基础。入中学后，又大量临习汉碑，如《曹全碑》、《礼器碑》、《张迁碑》等，“用隶意以厚其气”。1931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暨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学业之余，临习历代名家行书。在此前后，由于经常从报刊或匾额上看到于右任先生的书作，对于先生气魄宏大、个性突出的书法非常敬佩，常常读其字而仰慕其人，盼望能有机会拜见求教。

于右任先生时任 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要直接向于先生请教书法，谈何容易。一个偶然的机会，公石结识了复旦大学的学生刘漫孤，他是于右任先生同乡的亲戚，1932年5月，由刘漫孤引见，公石到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于右任先生的公寓拜谒了于右任先生。公石的心情特别激动，拿出自己效仿于先生风格的书法作品请于先生指教。于先生待人诚恳，又平易近人，对公石的好学精神表示赞赏。自此，公石能经常见到于先生，聆听其教诲。是年11月，于先生在上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由周伯敏、曹明为、李生芳等人在于先生的指导下整理草书。公石是于右任先生第一个拜师学字的弟子，于先生遂要求公石在完成学业后的课余时间到草书社参与整理草书。当时于先生正在研究编辑《西陲木简汇编》，于先生让公石整理木简释文并抄于木简其侧。公石先生告诉我说：“我当时在于先生身边是很紧张的。不是于先生为人让我紧张，而是对整理草书和木简释文很陌生，但我特别用功。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于先生从心里喜欢公石对书法的酷爱及好学精神，时常以“公石仁弟”相称。

1936年6月，公石即将毕业，于先生问公石愿不愿意来监察院工作。“愿意！但我更喜欢标准草书”，公石回答。于先生笑道：“安排你到监察院，就是让你来搞标准草书的。”公石欣喜若狂，激动万分。同年8月，公石进标准草书社，决定了其为之奋斗一生的艺术道路，也是他呕心沥血为传承标准草书奉献一生的开始。公石从1932年师从于先生后，与草书社同仁整理草书，经过几年的研究已经熟悉了标准草书。他们按照于先生确立的“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条标准，白天分头看帖、选字，晚上由于先生组织大家会审，对大家一天来所选的字逐一进行分析、比较，弃劣录优。几乎天天和于先生在一起，于先生习惯每天早晨和晚上写字，公石都在于先生左右牵纸，仔细观察于先生每个字的起笔、使转及收笔的方法，认真思索一点一画的个中真趣，使公石的书法艺术水平突飞猛进。当时公石年龄最小，但书法根底较深，特别是住进于先生公馆后更是如此。

于右任先生编著的 《标准草书》千字文，于1936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轰动海内外书坛。公石是协助于先生编著这部千字文的功臣。千字文的双钩和书后标准草书凡例，1600余部首及标准草书范例字，全是公石一人双钩、书写，线条流畅准确，笔画优美自然，这对于时年25岁的公石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于先生从心里赏识这位弟子。据公石先生讲，他曾两次为于先生代笔，但所书写作品还是于先生亲自署名的。如没有达到乱真的程度，于先生是不会轻意让弟子代笔的。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往南京。于先生将标准草书社设在南京宁夏路2号他的公馆里，主要由刘延涛先生和公石先生在于先生公馆里研究标准草书。直至1949年4月，在于先生的指导下，公石与延涛将标准草书先后修订六次，除第二次修订本外全部出版发行。1949年4月16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于先生准备飞北京，代表国民党在国共两党的《国内和平协定》书上签字，之后就留在北京，后因故而没有成行。随后，周恩来同志急派屈武先生秘密到南京保护于右任先生。周恩来带话给于先生，解放军过江后，请于先生隐居留下，再接到北京。21日清晨，蒋介石派人将于先生强行架上飞机到了上海，屈武、刘延涛及公石先生同行。在上海稍作休息，飞机就飞往广州。屈武和公石先生留在上海，公石仰望苍天，心里无比难过，就这样与敬爱的恩师挥泪永远告别了。

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书法史》上介绍：“胡公石先生系于右任先生得意弟子。在编选《标准草书千字文》过程中不遗余力……他先后花了4年时间，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编写了8000字的《标准草书字汇》，本字汇从历代草书代表作中选出8000字为草书标准，大大扩充了原千字文，并将草书组织复号，重新条贯，删繁就简，由纷纭而趋统一，由玄虚而归实用，其功卓著。”

著书立言

解放后，公石先生调天津市政府、市工商联工作。1958年支援大西北，公石先生调宁夏青铜峡县，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公石先生的处境可想而知了。在县文化馆管过图书，公社教过小学生，供销社站过柜台，养牛场收过牛草。尽管各方面条件极其艰难困苦，但公石先生心中始终坚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总会有灿烂的明天。在那二十余年的日子里，公石身边始终珍藏着一本薄薄的书，没有封皮，没有作者，也没有书名，这就是于右任先生编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那个年代，公石先生没有纸笔，只能在心中千万遍地书写着标准草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焕发起公石先生的艺术青春。

1983年5月，宁夏区党委任命公石先生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馆馆长。在公石先生的带动与领导下，宁夏书法家协会、宁夏书画院的同仁们积极开展书画创作，使宁夏的书画艺术焕发勃勃生机。1984年，公石先生得到宁夏区党委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的支持，经中央统战部批准，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在北京恢复成立。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标准草书事业，服务于统战工作，将起到积极作用。公石先生的书法艺术，在海内外很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1985年，公石先生编著出版了《标准草书字汇》，这是公石先生几十年来苦心于标准草书研究的结晶，进一步完善了标准草书的体系。至今《标准草书字汇》已六次再版。在公石先生生前的日子里，他以标准草书事业为己任，始终遵循于右任先生倡导的标准草书“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中华民族传统之利器”的宗旨。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宁夏、兰州、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台湾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举办个人标准草书展览，组 织举办中外草书展、海内外书法展、中日书法展、于右任流派展等，使标准草书得到广泛的宣传与推广。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将胡老定为“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受过冲击，挨过批斗。六七十年代，胡公石先生一直在宁夏图书馆古籍组做古籍整理工作。后来，又将他发落到新馆建筑工地上看门房。胡老相信“严冬过后尽春蕾”，他没有颓丧，没有消沉，在建筑工地这个三不管的地方，他故梦重温，搞起了《标准草书字汇》的整编工作。他在建筑工地上的三间平房里，白天上班，晚上和星期天的时间全部用到编著《标准草书字汇》上。他搜集了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怀素、张旭、文征明、何绍基等等历代书法大师的大量的碑帖，按符号逐个选字，然后用极薄的纸勾摹出来，再剪贴整理成书稿。家里的床上、柜上、桌上，甚至案板上、地上到处都摆着书帖、勾摹本书稿。过去6个人的工作现在得由他一个人干，而且由1000字扩充到8000字，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精力全部投入到《标准草书字汇》的编写中。这简直是愚公移山哪!

70年代以后，胡公石同于右任草书风格略异，于书得益于魏碑，气势刚健磅礴，胡书得益于二王，偏于秀美劲妍。

标准草书学社出版的《标准草书字汇》的序言中评道：“公石先生在书法艺术实践中以行草驰名，尤精于草书。其草书的主要特点是：法度严谨，劲妍相济，能将质厚洒脱并收腕底，于雄浑凝炼中时见流丽，兼有‘骏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之境界。”

提携后学

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在百废俱兴的日子里，我国书法界同道开始酝酿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1982年在北京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胡老以他的书法成就、名望、学识，被选为终审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代表陕、甘、宁、青、新西北地区。为此，他是中国书协最早的倡导发起人之一。

有几次，我看到胡老教他的10岁的小孙子写标准草书，不禁问道：“难道楷书未写好，就能写草书吗?”胡老说：“楷书写不好，完全可以直接写草书，从历史上看，草书是出现在楷书之前的。”后来胡老的弟子曾来德，即是直接写草书的，现已成为我国书坛新秀。

1982年，胡公石先生在宁夏举办标准草书讲座。这个讲座一地分两处，老城设在银川一中，新市区设在自治区图书馆。当时每个人只交2元钱报名费，现在看来办讲座纯粹是胡老为推广标准草书书法事业之义举。

我参加了这次学习，每个星期天下午3时～5时胡公石先生亲自上课，依据他的《标准草书字汇》的体例，依草书符号为线索，手拿粉笔认认真真地书写在黑板上，无论寒暑，风雨无阻，这个讲座共办了五个月(其中有间断)。

幸运的是，有一次考试，我早早交了卷，我将自己写好的《千字文》(当时我尚未见到《标准草书千字文》)请胡老指正。胡老当时也来了兴趣，从头至尾用圆珠笔给我细细致致批改了一遍，几乎一多半的字都经他改写过，当时班里的同学都围拢观看。这个本子现在成了我珍贵的收藏品。

弘扬草书

早在 30年代，由我国书法巨擘 于右任先生首倡，推行了草书标准化的学术活动。在他的领导下，由刘延涛、李祥麟、胡公石等人 组成“标准草书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从历代浩如烟海的书法碑帖中编选、勾摹、审定，“穷四年之工，集众人之智”，1936年7月《标准草书千字文》集字双勾百衲本终于编成出版发行。该书的编选，是以千字文为底本，常用字大半已俱，经确立草书标准化后即可触类旁通。此书六十余年先后发行过二十几个版本，标准草书不胫而走，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且惠及邻邦，对于日本、朝鲜、泰国、新加坡等国都留下广泛的影响。如日本所编的各体书法字典中，其草体即用标准草书，日本学习标准草书者日益增多。

由于于先生身为国民党政要，政务繁忙，往来书作，无暇应酬。在40年代，胡公石曾给于先生做过代笔。据笔者所闻，80年代西安举办于右任先生书法展邀请他亲自前往鉴定，为保证于书学术上的纯洁、严肃，他将一些门人代笔的作品(包括他本人的在内)予以剔除。

1963年，台湾 于右任、刘延涛发起成立了“标准草书学社”。为了弘扬标准草书，推动祖国统一，1984年，国内由胡先生发起，在北京成立了“标准草书学社”。在他的家里，我见到他同启功、赵朴初、屈武(以上三人为标准草书学社顾问)、杨辛(当时的宁夏文教厅厅长)五人合影。黑白照片，放大装框，高悬在胡老的书房里。近年来，该学社为中日文化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南北奔走，贡献卓著。

书法界有些同仁对“标准草书”颇有微词，认为草书应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如搞成“标准”，千人一面，谈何艺术？笔者曾就此求教于胡先生。先生以为：“书家各个性情不同，风格各异。提笔挥毫，浓淡干湿，疾缓燥润，各有不同的路数。即便都写标准草书，绝非千人一面，就如我同于先生相比，一南一北，一柔一刚，风格也大不相同。另外，提倡标准草书，亦绝非丢弃章草、今草、狂草于不顾。”他说：“我们所说的标准草书，是指作草书时的笔法的标准化、规范化，它和书法家草书各自形成的或雄浑、或婉丽等风格与流派是两码事，就像写文章要讲求语法，而文章风格可以各不相同一样，二者并无相悖之处。有的同志认为，提倡标准草书就是要求草书千人一面，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胡老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有一次，西夏公园请他题个园名，他写了至少有七八个之多，最后选定其中一个交给了西夏公园。

一个夏日，我见他在准备个人书法展，书房满地都是书法作品，他写得大汗淋漓。有一个条幅写错了一个字，他就立即揉掉，扔到字纸篓里。我说：“错了一个字没关系，这条给我吧。”胡老说：“写错怎能送人，作品是作者的脸面呀！我给你一篇好的就是了。”后来，我发现胡老的书作，无论在何时何地所见，从未见到有错字，可见胡老治学精神之严谨。

1984年4月底，公司派我去大连买锅炉。我到大连后，厂家无货，要等到第二年才能供货。可是我们公司必须当年供暖呀！在洽谈中我发现该供销科长喜爱书法，便和他谈起了瀚墨缘。当他得知我是胡公石先生的弟子时，提出要一篇胡老的书法作品，我当即答应了他。返宁后，我同胡老说了此事，胡老问了姓名，当即写了一篇“天边见旭日，海上有青山”的对联。当年秋天，我再赴大连催货，隆冬之前，给单位运回了锅炉。

1989年，我国安徽、江苏一带发了水灾，胡老得知此消息后寝食不安。为了支援灾区，他在银川市举行了自己书法作品的义卖活动，他亲自在大街上摆摊，给群众讲解书写的内容，三天共义卖近1万元，全部捐给了灾区。胡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

1991年，胡老调南京前，又给我留了墨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胡老还特意写了“鉴明老弟雅嘱”的上款。有几次我因工作不顺而生了闷气，回到家甚是烦躁，当看到胡老写的这幅对联时，少穆之语涵泳于心，气也就慢慢地消了。

在胡老的影响下，我刻苦习练标准草书，寒暑不懈。1993年胡老在南京举办了“中日标准草书联展”，中方参展作者一百多人，宁夏选了4人，其中就有我的作品。

据我所知，他到南京后，不顾84岁的高龄，东渡扶桑，同日本学者一道交流标准草书；1996年，他又去了台湾，会见了近50年未曾谋面的师兄刘延涛。尤其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亲赴于右任先生的陵前祭拜了自己的恩师。他在日本、台湾都举办了大规模的标准草书联展。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自己钟爱的标准草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