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谈》一书是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学者的对谈为内容的书籍，书如其名，全书所探讨的主题是历史学者如何认知和理解“中国”这一主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问题之一，每一个学科都有其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哪怕是同一学科的不同领域都会有不同的研究思路。这种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差异和观点的碰撞在本书中表现的是十分明显的。本书是以刘志伟为访谈对象的，所以“寻找中国”，更多的是从其研究领域入手，也就是所谓区域史的视角。在深入浅出的对谈中，全书对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和反思，对如何“寻找中国”这一命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一、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本书的第一个章节探讨的内容为史学研究认识论的重要转向：从注重宏大叙事的王朝国家史研究到注重人的主体性的历史研究。在对谈开始的时候，孙歌便引出了精英和大众这对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关系。一般而言，人们会以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待精英与大众两者的关系。但是在孙歌与刘志伟看来并非如此，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并非割裂开来，实际上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其落脚点都应该是“人”。强调人的主体性是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重要分野，而不是研究精英还是研究大众。

然而，就是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同样是以人为历史的主体，以人的行为作为解释的逻辑出发点，不同的视角依旧可以看到不同的图景，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便是所谓精英视角和大众视角所产生的影响，历史是一面多面镜，不同的视角的研究路数自然会得到不同的图景，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这一点，也造就了孙歌与刘志伟两位不同领域之中的优秀学者在这场对谈之中的内在张力。孙歌所研究的领域是思想史，思想史的研究无疑是对社会精英的研究，而刘志伟研究的领域是区域社会史，面向的是大众，虽然以人为主体这一基本的认识论可以将两者的研究勾连起来，但是我在阅读的时候依旧可以感受到他们关注的东西有所不同。这一点在孙歌有关“中国原理”的追问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在下文中会提到。

回到第一章，该章节的作为对谈的开始，更多的是交代一些公理性的前提，主要的观点便是确认历史研究中人作为主体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传统史学中将精英和大众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的理解这一研究思路的批判。在这一开篇章节的对谈中，其实暗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同样是以人为主体，那么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将精英和大众这两者不同的视角勾连起来呢？关于这一问题，作者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回应。更多的是对割裂精英与大众的批判，书中的表述便是刘志伟所说的：“思想史研究中，似乎有一些人相信有一个概念的历史，不需要到形而下的层面去理解，这纯粹是一个概念自身的历史，有着自己的演变逻辑。但我疑惑的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不能落实为形而下之理的话，这些概念的历史解释的意义何在呢？”这一问题质问的便是精英所创造出来的概念体系可以脱离大众而自成体系的观点，在研究当中如果将人的实践与精英创造的“理”割裂开来，那么“理”本身只能沦为少数人的思想实验，其运行的机理和产生的价值便不能被我们把握。而对于“人民大众”这一概念所蕴藏的政治性内涵和运用这一概念时，背后的国家权力观念渗透，则进一步说明了传统史学中国家叙事这一观念的巨大影响。

二、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

以精英和大众这对概念引入历史书写的主体性讨论后，对谈进一步延伸到了对科学研究的根本认知——普遍性想象的批判之中。当我们确认了以“人”为研究主体这一基本的前提之后，我们很自然的会将研究从抽象的、形而上的思想实验转向具象的、形而下之理。这便不得不回到具体的“区域”之中。那么问题来了，对区域和区域之中的人的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我们认知“中国”呢？我们的研究可不可以获得一个类似于物理公式一样的定理，从而获取“普遍性”的价值呢？作者认为，不能。甚至所谓的普遍性不过是一种基于科学逻辑的想象而已。

“西方的普遍性想象是要从无数个个别性当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性来，这个普遍性不管你怎么论证，在感觉上它一定是单一的东西，因为在逻辑上，抽象的结果必然导致单一性的产生。”在此思维下，我们是难以跳脱单一性与同一性的陷阱的。孙歌与刘志伟对于普遍性想象的质疑，其背后的底层逻辑与后现代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相通的。尽管刘志伟一再强调与后现代和相对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两者的出发基点还是一样的，只是后现代在批判科学主义之后走向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的深渊之中，而刘则在批判之后依旧保持着对历史研究的信心，以“动态的结构过程”来回应个别性区域社会研究有何意义的问题。强调“动态的结构过程”的研究路径，实质上就是强调一种长时段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将是永无止尽的。而对于跨区域的普遍性追求，刘志伟其实也并不否定其价值，他所反对的，只是普遍性想象中的简单化指向。刘志伟用“开放性”来理解普遍性，强调个别性的局部研究在开放性的思路下，是可以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的，他认为，普遍性相当于一个机器能够保持运动的确定性结构，而个别性则探求的是机器运转过程中的运作机制，这个运作机制以及在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结构改变，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以上对于普遍性的反思对我而言深有启发，在这个思路下研究具体的区域社会，我们便能够理解同一制度设计在经过顶层设计之后落实到不同区域时，受到当地社会结构的影响所产生的不同变体，这便是所谓的“动态的结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运行机理，才应该是我们研究区域社会史努力追寻的东西。

三、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

在前两章交代清楚历史研究应当明确的认识论，即以“人”为主体之后，本书接下来的对谈开始落实到了刘志伟先生所从事的具体研究之中，用实例来解释应当如何进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研究。

“我认为做王朝制度史研究，更需要把所研究的历史的主体从国家转到人，以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然后才可能在人的行为层面上解释制度怎么运作，以及它如何去型塑一个社会的结构。”以上是刘志伟自己对制度史研究的核心理念。他举了赋税制度研究的例子，用王朝国家的贡赋体系中底层民众自身的实践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来阐释制度落实过程中，人的行为过程才是整个制度运行中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需要讨论的，是在王朝国家秩序建立起来后，如何维持这种编户与国家隶属关系的合理性和认受性，也就是王朝对民的统治的合法性，才是从人的行为出发去理解国家运作机制的一个长期性的关键问题。”由此可见，刘志伟研究制度史的切入点，是“社会结构”这一落脚点。由王朝权力编织的制度之网不是直接撒向平静的鱼塘，而是撒入表面平静却暗流涌动的大海。制度落实到底层，不同区域的民众依附着王朝的顶层设计的同时，也依循着当地固有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权力关系，由此顶层设计与民众实践产生了一种互构关系，这种关系便是影响制度的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因。

讨论到此，刘志伟先生还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维系中国王朝国家长期得以维系的深层内因。粗略总结，主要有两点：在科举作用下，不平等的“均平”体制下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各阶层的互惠；白银等重要工具对官僚体系的维持作用。民众应对王朝顶层设计的实践构筑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这导致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使得王朝更替并未能够从根本上动摇民间的社会基础，这可视为文化延续的重要因素。

四、“中心”与“边缘”，局部与整体

接下来两章，对谈的主题为华南研究对“中心”与“边缘”、局部与整体的看法。其中有关“中心”与“边缘”的讨论，实质上在后现代思潮的批判中已经有所触及，这部分的讨论可视为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反思。简单的来说，所谓中心与边缘的定义应该是随着主体变化而不同的，是动态的。“我们如果在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角度，这个‘中心—边缘’就要随着人的活动和我们作为观察者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而改变。”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传统史学强调王朝权力中心为中心的批判，旨在走出以国家为历史主体的成见。除此之外，对中心—边缘这一叙事方式的再反思，还包含着对其价值内涵的深度思考。“尽管我们理性上追求‘中立’，但事实上，历史叙事总是很难掩藏住个人的价值或倾向的。因为历史学本质上还是一个人文学科。”刘志伟先生这段话所体现的，便是历史研究面对价值倾向时，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

而有关整体与局部的讨论，实际上是又回到了本书的第二章有关普遍性的讨论中。当我们预设了一个区域为更大的区域的局部时，在这个更大的整体之中便应当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原理。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直接引发了本书的最后两章：区域研究中的国家与寻找中国原理。而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处理，也是贯穿全书整个对谈的主逻辑，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思考的便是类似于以刘志伟先生为代表的区域社会研究有何价值。而面对整体与局部这一对概念，刘志伟采取的处理方式依旧是力图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路，强调局部与整体的确定依旧取决于不同的研究视角，不是机械的。

五、区域研究的“国家”与寻找中国原理

关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反思，落实到区域研究当中便是区域研究如何体现“国家”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刘志伟强调的是区域的整体性内涵，认为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对特定区域的研究可能无法扩展到其他的区域之中，这受制于不同区域的特殊性。但是，这并不能够消解特定区域研究的意义，因为国家本身其实就是这些不同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区域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研究可视为研究国家这一多面镜的一个截面，它本身就是国家。对于此，我们不难接受，但是这引发了一个内在的问题，那便是如果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多面镜，不同的区域是构成这一多面镜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么，将这些多面镜联结在一起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孙歌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由此展开了有关中国原理的讨论。

所谓中国原理的话题，可视为不同研究领域中，不同学者的研究思维引发的深度交流。孙歌的研究领域是思想史，这必然导致了其对观念性的、原理性的内在因素的强烈兴趣。而刘志伟研究的是制度史，更关注具体的社会结构过程，对于形而上的原理的关注是相对有限的。孙歌开启这一话题，显然是期望得到其他领域的学者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在这里，双方从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统治地位以及我国学术话语的建构、“礼”作为中国原理的地位、士大夫阶层对礼法的建构以及对中国原理的跨文化单元比较等方面展开，强调中国原理这一概念的立体性。“我觉得‘中国原理’可以拆分成很多方面去探究。但是，分拆去研究的时候，始终要有一个宏观的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把握。”刘志伟先生这两句话将中国原理的探讨纳入了一个既广阔又具体的路径之中，对于这个大问题的思考，多角度是必然的选择。

最后，双方就“礼”的角度对追求“礼”的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特殊性与困境展开了讨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人们的就业选择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个体选择是否得以获得多元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历史学者的现实关怀。

六、阅读启发

阅读本书应当是比较轻松的，至少和其他一些专业著作相比，对谈式的文本显得言简意赅。所以，我一天不到便直接读完了。整本书阅读下来我感觉最有启发的部分为本书的开篇两章：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与形而下之理与普遍现象。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主要是因为前两章解决了最根本的认识论问题，第一章明确了历史研究的主体，第二章为区域研究的内涵形而下之理确立了重要地位的同时，对追求单一普遍定理的现代科学展开批判，解决了应当以何种理念写史的问题。这对我而言是十分受益的。至于全书讨论的核心问题与具体实例，我只能说信息量很大，知识密度高。通篇下来，无论是讨论区域还是制度，始终绕不开一个关键的词：结构。而书中所探讨的结构基本都指向一个方面：权力。无论是王朝关于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是底层民众的社会结构，权力似乎都是绕不开的点，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理解不足导致的。基于这个可能错误的理解，我比较遗憾的一点是没有看到区域社会结构中除了权力之外的其他要素，当然，苛求一本以对谈为内容载体的文本能够面面俱到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要想懂的更多，还得继续读书吧。总而言之，阅读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不错的阅读体验，有关书中问题的思考应该会带入之后的阅读中，期望以后有所进步。

作者黎家启，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