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学界曾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990年代后，基本线索问题讨论渐趋停歇，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颇受关注。基本线索讨论与范式讨论前后相继，紧密关联。近十年来，范式之争虽然热潮已过，仍然余波不断，并有新的反思和进展。

郑师渠提出，引进“范式”这一主要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固然有助于开拓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若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所谓“现代化范式”在当下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而远非业已形成的客观存在。同样，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还仅是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

步平认为，两种范式之所以产生争论，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与“革命历程”孰轻孰重的判断有紧密关系。而这种孰轻孰重的判断并非产生于主观性的政治立场的动摇，而是源于客观的时代变化。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他也指出，“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所以需要将“范式”的讨论加以一定的学术限制，否则就会产生负面效果。

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并非对立，不能相互取代，而可以“兼容并蓄、相互借鉴与共同繁荣”。曾业英指出：倡言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这种以偏纠偏的思维方式，对正确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并无多大帮助，甚至还可能是有害的。”步平认为：“‘现代化’范式弱化了‘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而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事实上并不存在以一种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可能。”蔡礼强也认为：“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更新或取代关系，而是一种互相竞争但并非完全排斥的不同理论体系，双方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马克锋则提出，两个“范式”可以在中国近代史不同的分支领域并行不悖，各擅胜场：“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现代化范式”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更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二者正可以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还有学者力图超越研究范式的争议，认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争，现代化范式所批判的只是教条主义化的革命史范式，而革命史范式所能反击的也是教条主义化的现代化范式。此两种范式的合理性限度固然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学科体系的有效进展又要求对之皆予超越”。更有学者力图以唯物史观对“范式”之争加以整合：“所谓革命史观，所谓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范式”之争的始作俑者德里克亦表示：“在史学领域，出现一种支配性范式是既无可能又不可欲的。”他明确提出，“就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两种范式的共存，”虽然这种共存可能“不太和谐”。他由此又阐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扩散”问题。

“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并存似成共识，但以何者为主，仍存在争论。《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评判说，“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均试图以己为主体而包纳对方。这种争论持续有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达成共识。而且，任何解释系统都应该有自身的界定，‘无所不包’常常导致自身意义的稀释”。

也有学者对这两个范式都提出批评。李怀印认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都是“历史学家集体想象的产物”。胡成认为：“对反帝反封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强调都是在基于侵略/反抗，或在近代/传统的二元对立，这多少是在重复当年殖民统治者在被殖民者中蓄意设置的‘文明’/‘愚昧’；‘肮脏’/‘干净’；‘先进’/‘落后’；‘开放’/‘保守’的简单区分，不管其主观目的怎样，客观上都在中华民族内部制造了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歧视、对立和仇恨，而对实际历史自然也有太多的歪曲、遮蔽。”

至于如何构建新的近代史研究范式，也有学者作了探讨。夏明方提出建立“新革命范式”。其具体内涵为：1、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2、把中国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考察，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3、关注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地理环境问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历史的智慧与借鉴；4、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

李怀印则提出“在时与开放”史观：“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型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尽管此一目标尚未被明确定义。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在时和开放’的历史。”在时、开放史观的长处，在于它“在解释近现代中国不断演进中的各项发展之原因时具有包容性，使其有能力更加接近于过去的客观实际。”

赵庆云则认为，“在时、开放史观”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制高点来重新观照近现代历史、现实中国及其未来，提示了一种构建近代中国叙事的思考方向，而并未给出某种确切的诠释方案。而且“开放”史观同构建“主叙事”之间似存在某种固有的矛盾：若欲构建中国近代史主叙事，又难免需要对现实及未来作某种判断。将“开放”作为思考方向的“开放”史观似仍缺乏建设性。他进而指出，“新的主叙事还需从过去历史事实出发来提炼概括，整合‘革命’与‘现代化’似仍可以成为选择之一。”

正是在近代史的范式之争中，人们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开始探寻建构新范式。“尽管这些新范式还不够成熟甚至有较大缺陷，但其在全球化视野下重建中国特色理论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为进一步建构成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沿此方向继续探索，会在为时不太长的将来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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