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印度古代史——从原初到公元1300年》（ThePenguinHistoryofEarlyIndia,FromtheOriginstoAD1300,

London2002，中文版定名为《古代印度》）是印度著名历史学家罗米娜·塔帕尔（RomilaThapar）的代表作之一。塔帕尔1931年生于印度，在印度完成了学业和职业生涯。她是印度及英美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奖项。其他的代表作还有：《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衰落》（AśokaandtheDeclineoftheMauryas），1961年（1998年修订版）；《印度历史：第一卷》（AHistoryofIndia:Volume1），1966年（该书的中译本，林太译、张荫桐校，《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等。本书在1966版《印度历史：第一卷》基础上做了大幅修订，将关注的时间下限从1526年缩减到1300年，而书的篇幅却增加了一百多页。

值得一提的是，1966版的扉页上，她写了“本书并不打算为印度史专业工作者所用。它旨在为那些对印度有普遍兴趣并且希望使自己熟悉印度古代史的主要进展的人服务”。在本书中，这句话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在导论里对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探讨。作者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来研究（其实是阐述）历史的学者。作者的史学观以及她对印度研究或者印度学的态度，很容易让人将其与美国学者萨义德联系起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原书第516页，即参考书目的第一页，“关于过往的看法·殖民建构：东方主义视角”下，赫然列了Said,E.,Orientalism（NewYork,1978））

一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illiamSaid，原名为：EdwardWadieSaïd），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从未接受过与其母语相关的语言学和文献学训练。因其父军功而入美国籍。1963年起至2003年（同年卒于纽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语和比较文学，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

萨义德最有影响的著作，莫过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该书中文简体字译本为：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本文引用的就是该译本。该书中文繁体字译本为：王志弘、游美惠、庄雅仲译《东方主义》，立绪出版社，1999年。Orientalism一词，可以根据上下文分别作“东方学”或者“东方主义”）。有关此书的影响力，即便在我国学界，也有很详尽的报道。还需要指出的是，此书出版后招致了东方学界的激烈批判——他本人同样曲解东方；他明明批判殖民主义却让东方学做了替罪羊；他对东方学的描述是动漫式的……（对很多西方的思潮和言论，中国一味引进较为时髦、热门一方的论著，却完全忽视反方的作品。让这一方的破坏力没有任何约束。中国对萨义德思想和著作孜孜不倦的跟踪引进，可见：《维基百科》中文版“爱德华·萨义德”条目中的著作列表，1999年以来，他的近20部作品，两岸三地已经出版了超过30种中译本）

作为一名德国培养、在中国工作的东方学家，笔者一直以来都觉得没有必要去关注这本书，因为它不会对本人从事的研究有任何帮助。蜂拥在他身后的，要么是他的同类人——东方学的旁观者，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学科没有信心的东方学学者。如果读过《古代印度》一书，就会发现，它受到了《东方学》的影响。鉴于两本书思想上的关联度，为了写这篇前言，笔者不得不阅读了《东方学》，现从自身角度出发，再赘言几点批判：

1.萨义德的《东方学》与现代学科中的东方学是两回事。后者是研究古典东方的语文学，是从西方古典学派生出来的；前者只关注了文学，特别是小说这样的虚构文学。

2.萨义德的《东方学》仍旧停留在西方刚刚接触东方的旧时代，他所谓的来自东方的一手资料，就是传教士笔记与殖民者游记，即用过时的视角和手段研究现代（李天纲先生认为，西方早期传教士汉学是“人文主义”，不是“东方（学）主义”。参见斯氏，《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他的观点集中于该书的第四部分第四节，第412-436页，“人文主义”还是“殖民主义”）；现代学界的东方学则是用现代的研究视角和手段研究古典。这样明显的偷换概念，却能够在日后发酵，变成：凡不对东方目前的大好形势迎合几句的，就是殖民主义。

3.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学科发展与现状一无所知，以至于他误以为对东方政治上有（过）影响的西方国家，就是东方学学术上的强国，而完全忽视了德语地区在东方学上的遥遥领先（《东方学》，第23页；Orientalism,pp.17-18，以及第三章第三节“现代英法东方学的鼎盛”）。或许这是他有意的忽视，因为代表现代东方学最高水平的德语世界的东方学——既非英美的实用主义经世、统治之学，亦非法国的所谓对东方思想的迷恋与借鉴——只是把语文学的研究对象从西方古典延展到东方古典，可以让萨义德的理论体系因无法自圆其说而灰飞烟灭。

4.《东方学》的写作、出版年代，正是伊斯兰诸国的黄金时代，世俗化的政权大大提升了国民的福利，民主自由初见端倪，人们似乎看到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前景。因此，萨义德当时有理由认为西方不应以一成不变的老眼光看待以伊斯兰世界为代表的东方。然而，事实上，他看待西方的眼光倒是一成不变的；至于伊斯兰世界，发展方向却完全逆转。

5.萨义德虽然口称“我当然不相信只有黑人才能书写黑人、只有穆斯林才能书写穆斯林之类不无偏狭的假设”（《东方学》，第414页；Orientalism,p.322），可整本书不是就想提出这个建议吗？就笔者的本行印度学来说，“因他在美国所受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国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他的‘老板’——即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东方学》，第416页；Orientalism,p.324），可能萨义德在美国常见此现象，但在德语世界并不多。

比较庆幸，印度学（对印度学这一学科的论述，可参见W.Slaje的“何谓印度学？何为印度学？”（WasistundwelchemZweckedientIndologie？In:ZeitschriftderDeutschenMorgenländischenGesellschaft153,2[2003],pp.311–331)）尚且关注于古典研究，今学并非研究的必要条件，作为印度学家不需要运用现代印度语言——过去的汉学亦是如此。一般来说，西方学者的西方古典语文学基础深厚，在研究方法与视野上，具有东方本土学者无法具备的优势。在印度，历史研究的支柱，文献学、考古学、碑铭学、钱币学、艺术史等等均由西方人开创、由西方人发展到极致，甚至连西方人编的辞书也使用至今。因此，马克斯·缪勒、威廉·琼斯等西方人和很多在西方学成的印度本土学者受到极高的尊敬，这并不令人奇怪。即便是现代语言课程，西方学者也时常比东方本土教员更能胜任。

以上算是预先为中国读者送上的几句对《东方学》迟来的批判。萨义德把自己可怜的文学批评功夫还要本体论化，说西方人不可能理解东方，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可悲的是，这个非理性、不客观的结论，为那些在西方搞身份政治的“边缘人”（他这个概念后来被用于形容知识分子的批评态度，但实际上就是为各种非主流的身份，如女性、跨性别、少数族裔、异文化，声张宪法以外的权力）提供了依据，却让西方知识界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正确”中不能自拔。特别是最近几年遇到了合适的政治氛围。我们发现，这一具有两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凝聚了无数老学究（绝大多数人的名字，萨义德不会、也不想知道）毕生智慧与心血的学科综合体——东方学，真的要被萨义德毁了。至少在英美地区，为了避“殖民主义”之嫌，东方学不得不引入政治经济研究，沦为半社会半人文科学。（这位比较文学专家毁灭东方学，而我国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却大力扶持了中国的比较文学）

二

再回到本书。塔帕尔的书，新旧两版，我国皆积极跟踪引进，林太先生的旧版译本收入了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丛书”中。这部新版的新译本，收入“世界古国文明史”。研究本土，是否本土学者更具有优势，笔者在前面已有表述。接下来我们可以结合本书，更加清晰地质疑这一观念。

纵观其书，我们很难确信它能否真能为印度史专业工作者所用，或者真能便于非印度史专业工作者。与（欧洲的）同类专业或非专业书籍相比，它在体例方面就有三个欠缺：

1.专用名词的转写既没有在开头说明转写规则，读者也很难通过阅读来自发总结出她的转写规则，从而推断其所指为何。（比如她用sh既指代ś又指代ṣ）（我们也很难发现塔帕尔的梵语及其他印度古典语言掌握程度如何）为了方便读者，译者尽了最大努力与善意，还原了绝大部分专用名词的古典语言形式，但还是有少量的无法知晓其原属何种语言。

2.书中有大量的知识点，出现时非常突兀，亟待对非印度史专业工作者作一点起码的背景解释与说明。为此，译者投入了大量精力，查阅了很多资料，用脚注的方式补足了作者大量的未尽之言。

3.书末的参考文献已经比前一版丰富得多。既有针对每一章节的，也有针对整本书的，还罗列了相关杂志的清单。这样庞大的参考文献目录，看似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然而通览目录，除了作为批判标靶的V.Smith的《从公元前600年到伊斯兰征服的古代印度史》（EarlyHistoryofIndiafrom600BCtotheMuham⁃madanConquest,

Oxford,1957），竟然找不到第二本题为“印度历史”的通史或者断代史，似乎作者希望藉此造成一种假象：她的作品是第一部客观的印度古代通史。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剑桥印度史》就出了第一版，而新版也在1980年代末出齐。其他各种印度通史类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作者有意回避前人同类著作，未免让人产生瓜田李下的嫌疑。至于列出长达一页多的杂志名录，而未列具体参考了哪些文章，其理由为：避免每个章节的参考文献目录过长。难道这么一个长而无当的名录是显示她真的浏览过那些动辄有一二百辑的老牌东方学杂志，还是为了让读者查无头绪？

三

这部作品的整体写作立场有三点：

1.反东方学。在本书第一章第一段，作者就批评了欧洲学者研究视野的狭窄。与萨义德一样，她对欧洲印度学的看法，始终停留在殖民时期，并且贴上“东方主义”“实用主义”“精神上的东方”等各类标签。

在参考文献目录上，这一立场也有所体现。她首选印度本土学者的作品，其次是英语作品，而几乎不去关注非英语的研究成果。书中所用的一手文献的英译，她也是首选印度本土的作品，而不是最新、最可靠的译文。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奥义书》的译文，竟然选择了印度政治家兼学者S.Rad⁃hakrishnan的，而不是学界公认的P.Deussen的或者P.Olivelle的（斯氏，SechzigUpanishad'sdesVeda,Leipzig,1897。徐梵澄先生的译本《五十奥义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就是参考了Deussen的德译本。英语再译本，可见，Be-dekar,V.M.&Palsule,G.B.译，SixtyUpanisadsoftheVeda,De-hlhi,2vols.,1980。P.Olivelle的译本，见，Upaniṣads.TranslatedfromtheOriginalSasnkritbyPat-rickOlivelle,NewYork,1996）。

她认为欧洲学者不重视印度的考古资料，比如碑铭，但是研究印度的权威刊物《印度碑铭》（EpigraphiaIndica）恰恰是欧洲学者创办的。她认为欧洲学者忽视印度的伊斯兰研究，但事实恰恰相反。比如，她所参考的J.Gonda所主编的《印度文学史》（AHistoryofIndianLiterature,Wiesbaden,1973）就专门有一卷，A.Schimmel撰写的《印度伊斯兰文学》（IslamicLiteraturesofIndia,Wiesbaden,1973）。

与萨义德一样，作者首先将西方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硬性划归历史学家，继而张冠李戴地批判他们的方法论有多么狭隘。

由于刻意的反东方主义，作者在撰写历史时犯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比如2.1中，她认为：“《毗湿奴往世书》中还有一个关于族谱和朝代的章节，提供了线性时间的表述，但在现代对时间概念研究却忽略了这一点，反而认为印度文明只认可循环时间。”可是，和所有印度文化圈里的史书一样，现实世界里的族谱和朝代只是一个大的时间循环中的一小段，这不能证明印度文明不是只认可循环时间的。

在第四章中，这段“关于历史开端的叙述”竟然以两大史诗为信史！而且两大史诗开始形成的年代亦是远远晚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年代。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声称如何客观、唯物的历史学家，竟然在有文献流传的印度历史发轫时突然转向了后期的传说。

在5.8，她对佛教三次结集的陈述，不加甄别地以佛经为信史，而无视列于其参考文献里E.Lamotte的《印度佛教史》（英译本：HistoryofIndianBuddhism,Louvain,1988）的陈述。

同样地，作者将托名为考底利耶（Kauṭilīya）的《利论》（Arthaśāstra）与托名为摩奴（Manu）的《法论》（Dharmaśāstra），这两部成书于公元后的作品当作信史，将梵语经典文学时期的剧作当作重要的参考材料，来研究公元前的印度历史，而不以同时代的印度文献为基础，结合其他地区的文献作参照物，这是非常危险的。（学界通常的做法是将墨伽斯替尼（Μεγασθένης）的《印度志》（Ἰνδικά）与《利论》互证；拿吠陀文献与《法论》互证）

2.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了彰显其作品与那些被她隐姓埋名的竞争对手的不同，她重新做了一张印度历史年表。在他人的年表里，一些可考的历史转折点精确到年，在她的年表里作了以百年为单位的虚化，区别仅此而已。不过，她的章节却又不完全依照自己的年表排列，章节的划分标准不一，时而用政体、时而用经济形式、时而用文化标志、时而又沿用了王朝名称，造成了整本书时空线索的混乱。特别是3.7，把公元前1000年的巨石文化放在雅利安文化（作者认为始于公元前1200年，学界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1500年）之前论述，这是匪夷所思的。

她用地理知识和气候资料来研究历史，进而在每个章节插入一段社会经济生活的描述。用突出底层人民、关注整个南亚次大陆来代替以某些名人和强国来书写印度历史。但是，前提是历史文献本身足够丰富，地理和气候等旁支材料可以辅助完善历史研究。如果历史文献严重缺失，这些辅助工具只能帮助大开脑洞。更何况，从作者对空洞的描述来看，她对此也是所知甚少的。只有到了后面的章节，随着资料的日益丰富，才使得她的史学理论有了支撑点。

既然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印度史研究，我们不能遗忘东德的印度学家瓦尔特·鲁本（WalterRuben，1899-1982）。他曾经撰写过六卷本的《古代印度的社会发展》（DieGesellschaftlicheEntwicklungimAltenIndien,Berlin,1967-1973）。我们可以从这套丛书中发现塔帕尔的很多影子（或者反而言之），从体例到历史年表。与塔帕尔女士不同的是，他对史料的处理远比前者（其实他才是她的“前者”）严谨、详实。在理论层次上也远远高于塔帕尔女士。他对马恩原典的掌握是直接的、内化于其研究作品中的。为了体现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深刻理解，丛书的第一卷就专门叙述“DieEntwicklungderProduktionsverhältnisse”（生产关系的发展）。其他五卷，分别题为国家与权力、宗教、哲学、诗歌、恒河社会，皆严格按照既定的历史年表来分章节讨论。

当然，一位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影响力上怎么可能与一位兼具第三世界、英美和女性背景的，又能引用几句英文的马恩二手研究作品（参见：原书第517页，“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及其引发的争议”（Marxisthistoriesandthedebatestheygenerated）条目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相提并论呢？我们期冀于塔帕尔女士在有生之年能对这两部作品的关联（Verhältnis）作出解释。

3.反印度民族主义。塔帕尔的历史陈述，还算是客观地反映了历年来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而不是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历史观。因此她也被印度的民族主义分子起诉，卷入了加利福尼亚教科书法案（详情见：《维基百科》英语版，

该书的历史知识点上的错误不胜枚举，其数量多到有必要将全书的数据部分重新清洗一遍。

四

最后，还留下几个问题，有些是可以部分回答的，余下部分供大家讨论：

1.一国（地区）的历史，是否当地学者的研究最出色？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的“世界大历史”丛书，涉及九个国家的历史，就是选择了英、美、德等九个国家的学者所撰写的本国历史。而这一“世界古国文明史”，就很难找齐所有文明古国的本土学者来撰写本国历史。可见，东方人研究东方这一美好的政治口号只是个伪命题，谁的研究水平高，或者说更符合现代的学术规范，就采用谁的研究。

我们承认，古国皆有辉煌灿烂的旧学，但既然全世界都接受了现代化之后的新学，为什么要与后者故意为敌？更何况，高水平的旧学，讲究长时间的文字训练与文献积累，也是为新学所重视的，就像印度学一直重视班智达（Pandit）的学问。现实中，在发展的口号下，古国的旧学反而在本土被抛弃，代之以不伦不类的伪新学；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又扶植伪旧学来打压无论真伪的新学。

2.有没有必要写通史？

学术发展日益专业化的今天，让一位学者独立撰写通史，他是很难胜任的。本书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塔帕尔撰写和选取参考文献最出色的一章，就是关于孔雀王朝的，因为那是她浸淫多年的研究课题。

所以，一位学者撰写一部出色的断代史是可行的。如果非要写一部通史，那么一定得邀请各个断代的权威学者执笔。

对于像塔帕尔那样的史学理论家，其实大可不必将自己的史学理论实践在一部通史上面，更何况这部通史包含太多过时或者错误的信息。对于印度学家来说，是否皈依一个先进落后、正确错误的史学理论，并无所谓，史料的记录、分析、解读、考证是否科学、令人信服，才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如果塔帕尔放弃裹挟史料，专心撰写一部纯史学理论的著作，将是明智之举。

3.东方各国（地区）研究其他东方国家（地区）怎么办？

可笑的是，东方的解放者萨义德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如前提到，东方为了现代化，加速度地根除了旧学，而新学尚未有长足发展，像中国人研究印度学这类非本土东方学科还有大片的处女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便趁虚而入，教会当地学者利用种族和文化差异搞身份政治，投机取巧不好好做学问，真的就把知识创作降低成一种“话语权力”，用学问以外的方式经营谋取。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可能他还算谨慎，不把批判加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但中国学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因为“殖民地批判”早就中国化并烂熟于胸，从斯大林版本更新到萨义德版本，有一种鸟枪换炮的快感！

（本文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古代印度》一书前言。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天纲先生、李卫峰先生和陈彦铮女士的指教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