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之一。他一生“夙研史学”，包括外国史，因外国史“本为常识所需，而当欧风东渐，汉土革新之时，尤宜资为借鉴”。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强调，无论中外历史，“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李大钊的人生轨迹和人生观，是建立在他信奉的历史观之上，而他的历史观则坚实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还在中共正式建党前，李大钊在分析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欧洲盛行的莱辛、赫尔德、弗格森、赫胥黎、黑格尔等的唯心史观后，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唯物史观使“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我们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光阴荏苒，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学习和弘扬李大钊的世界历史观，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的世界历史观及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空前动荡，处在改革、革命与社会裂变的大变局中。在这激变的时代，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不少法国革命史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赞颂法国大革命是“全欧革命之先声”“近代文明之春雷”“惊天动地之伟业”，激发了他们争取“自由、平等、博爱”，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热情。但是，围绕着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不同的政治派别有不同的看法，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康有为从保皇的立场出发，攻击法国大革命使“兰玉碎焚，流血横尸”。革命派章太炎等则提出，法国大革命是王公贵族“骄恣暴戾”的结果，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引起的，法国人民既可使革命成功，中国人民也会后继而上。

民国成立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在军阀当道之下仍处在动荡之中，人心思变。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俄国新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断刺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已经初步接受和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依据唯物史观学说，高度评价顺应历史大势的法国大革命，认为“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通心理变动之表征”。李大钊通过对法、俄革命的比较分析，指出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虽有质的区别，但同是“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社会主义已是不可抗拒的新的世界历史潮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李大钊从人类历史运动规律出发，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对法、俄革命的观察，不仅在于称赞其通过革命改变旧的社会面貌，也在于他的现实历史关怀。李大钊坚持，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认为历史“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李大钊名篇《青春》的宗旨，是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寻求出路。他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下，提出超越了进化史观的“青春之宇宙观”，强调宇宙无尽，青春无尽，天地老而青春永在。在论述告别“白首中华”、再造“青春中华”时，李大钊精辟地分析了“欧土名邦”的历史，如英吉利、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和兰（荷兰）、比利时、丹马（丹麦）、瑞典、那威（挪威）等国，“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李大钊强调，这是“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他号召青年要有“青春不能不在华”的决心，努力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注入对社会现实的关怀，这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形成后的一贯认识。在那个年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的主权不断丧失而形成的半殖民地局面。对社会现实的关怀，首先就是对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鼓与呼。在20世纪20年代的风云变幻中，李大钊发表了《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1925）、《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事年表》（1925）等文，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方式》（1923）、蔡和森的《美国资本奴隶中国的新计划》（1923）、陈独秀的《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1924）、肖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实况》（1924）、周恩来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1926）等交相辉映，痛斥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已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非仅中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也。帝国主义已至一定程度，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问题解决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帝国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观察，也反映出李大钊对世界历史的观察及其对世界史研究的贡献。

李大钊不仅是对法、俄革命进行了高度评价，更将对革命的认识注入其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1921-1922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工人国际运动”。他平时就比较重视世界史的相关问题，这一时期又撰有不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著述，也丰富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内容。

二、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及其史学思考

1919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改为“史学系”，这一改变的重大意义，是从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拓展到学习和研究外国历史。1920年7月，李大钊担任北大教授，同时兼任图书馆主任。他在北大史学系开始讲授“史学思想史”，重点探讨了桑西门（圣西门）、孔德、孔道西（孔多塞）、鲍丹（波丹）、鲁雷、孟德斯鸠、韦柯（维科）、理恺尔（李凯尔特）等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分析唯物史观的“前史”，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以及它在诸多历史观中的核心地位，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研究西方历史哲学之先河。此外，在分析“何谓史学”，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李大钊还阐述了培根、富理曼（弗里曼）、格罗忒（格罗特）、海尔革（海克尔）、兰蒲瑞西（兰普雷希特）、海格尔（黑格尔）、文蝶儿班德（文德尔班）、赫胥黎、傅林特（菲林特）等人的历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为中国世界史学术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765年，伏尔泰首先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认为历史研究不应是堆积历史事实，而应该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历史事实所蕴涵的复杂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18世纪以来历史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他们“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20世纪初，杜威、罗素、孔德、柏格森、杜里舒、李凯尔特、赫尔德、兰普雷希特和斯宾格勒等的历史哲学思想，陆续传入中国，但对其介绍或研究多属于唯心史观范畴。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则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展开的，具有更为明确的指向和目的。

李大钊认为历史哲学有更普遍、更渊深的内容，不要“把历史哲学的内容太弄狭了”，“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人类自有史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在历史哲学研究的推动下，探究人类历史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认识、历史解释、历史评价等，在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李大钊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时，旗帜鲜明地批判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去分析问题。他强调：“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因而，要从唯物史观出发重新解释历史，“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和批判，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认识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6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写道，关于历史哲学，“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李大钊通过历史哲学的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学及世界史学科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若干早期中共领导人的世界史认识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是其杰出代表。李大钊的世界历史观，是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内容之一。他对历史的关注和探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历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正确的道路。李大钊同时代的一些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独秀十分重视世界史的学习。1917年12月，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提出在必修课中增加“西洋古代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东洋通史”“日本史”，在选修课中增加“西洋政治史”“西洋外交史”“西洋文明史”“西洋历史教授法”等。1915年9月，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创刊号上撰有《敬告青年》发刊词。他在论及现代新青年所应具备的种种进步精神时，用不少世界历史的史实来说明。例如，他在谈到“进步、进取，而非保守和退隐”时说：“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己耳，保守云乎哉！”

蔡和森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时，曾认真研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21年归国后，他汲取经典作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的观点，参阅摩尔根《古代社会》等历史文献，写成《社会进化史》。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自十五世纪末，印度航路和美洲发见后，墨西哥和秘鲁的金子流入欧洲，因此创立一种太平洋上的商业，而使土地财产的价值日益跌落，并且给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决定的动力。由此遂开一近世的大革命和阶级争斗的新纪元。”资本主义虽曾有过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无法改变其固有的矛盾，而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人类的历史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了”。“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张闻天对史学理论造诣颇深。他认为：“过去的事情，实则没有过去，它还是在现在活着”，“过去是活着在现在而且与未来相衔接的，所以要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从这一认识出发，张闻天1924年在翻译美国史家房龙《人类的故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著作“差不多完全以白种人为中心”，远不能称其为“人类的历史”。他认为：“对于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与印度只在原书第四十二章内略略说了一点，敷衍了事。不幸就是这一点也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我觉得删去这一章对于读者即没有损失，而且他所说的既以欧美人为中心，倒不如把原书的书名改为《西洋史大纲》，较为近于实际。”在原书“解放运动”中，房龙只写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而张闻天则在这一章的后面，补写了俄国十月革命，欢呼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能够“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李大钊等革命先驱者的世界历史观与时代同行，他们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伟业，与他们的世界历史观和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与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永远彪炳史册，为人们所铭记。他们的历史观察和认识，也充分说明了正确的史观和史识是如何形塑革命者的思想并在其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注释略）

（作者：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