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亚秋，197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龙江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硕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记忆理论、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学史、社区发展等。在《社会学研究》、《社会》、《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

口述史视角对社会学的意义

可以说，口述史在中国史学界的兴起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对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出现了 关注社会底层、“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意味着历史学研究观念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这种近乎革命性的认识，也是当下史学界持续关注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原因。

对于社会学而言，口述史的意义并不在于此。从中国社会学的口述史实践中，我们发现早期对口述史概念的引入和应用与社会学的天然性格有着极大的契合之处： 关注底层、自下而上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此外，社会学的深度访谈法与口述史的谈话方式有着很大的亲缘性。如上所述，口述史对中国社会学的作用更在于引入历史视野和记忆视角，以及对质性研究的推进。

近年来，口述史这一概念在社会学者的实践和理论反思中隐而不彰。这意味着，一方面口述史实践的早期引领工作已完成使命，另一方面口述史的关怀已融入对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中，如与口述史密切相关的记忆理论研究、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不断深入。这都是广义上对口述史研究传统的一个推进。

通过回顾中国社会学领域中口述史实践的两个阶段，我们发现口述史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方法与理论研究并重，推进中国社会学的质性研究。社会学对口述史研究的引入是从方法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的。在方法层面，它强调其 不同于社会学中既有的深度访谈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研究者提出在面对访谈人时方法上的困境，如停顿和沉默几秒钟的意义、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的影响等。口述史料应包含三个部分：（1）以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的问答为框架的语言部分；（2）各种没有语句意涵，属于非语言性的声音；（3）噪音。不过，中国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者多关注口述的语言部分，而对于非语言和噪音部分缺乏深入的分析。

口述史实践带给社会学这个学科很多突破性的思考。如有关个人生命史、个人主体性的思考，以及在这一观照下方法与理论的共同增长。在早期口述史实践之后，一些学者延续了对底层和弱者的理论关怀。还有一些学者对口述史实践的理论和方法做了进一步探究和总结，如孙立平提炼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以及实践社会学理念；应星对叙事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对这一研究实践的总结和提升。还有学者尝试提出中国实践的概念，如杨善华等的社会底蕴概念，周晓虹提出集体记忆的个人“既视感”概念。概言之，中国社会学的口述史实践一直以来都没有停留于仅将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层面，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以促进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念。

笔者认为，口述史作为中国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实践，更为重要的价值是推进了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对于质性研究的定义不一。甚至有学者认为 “思辨性的论证”也是一种质性研究，尽管其“往往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来证明其论点和立论，对如何得出结论也不做任何交代”。熊秉纯由此强调质性研究的归纳法旨归：由资料出发，找出关键词、概念，再由关键词、概念归纳出解释社会现象的原理、原则。这一讨论对“质性”概念的理解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几乎在同一时期，孙立平等人的土改口述史小组通过深入的口述史访谈方法，真正在实践层面推进了中国社会学的质性研究。当然，质性研究所用的资料并不限于田野采集方式，尤其是近年来史料也纷纷进入质性研究的范畴，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社会学领域的质性思考视域。

其次， 增进了社会学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在社会学领域中，主流的研究范式是不见人的，如理论层面的默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以及方法层面的定量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层面，传统的个案访谈法和借鉴的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都没有像口述史研究方法那样明确地将“主体”召回来。“召回主体”是口述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如约翰·托什所说的，“口述史努力赋予社会史人性的一面”。

从“土改”研究到“知青”研究，它们都将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转向一个不远的过去。在这里，个体记忆及个人主体性受到关注，口述史实践与作为社会科学的主流社会学拉开了距离，并承担了对过去和现实进行反思的功能。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与费孝通先生晚年倡扬的社会学的人文性以及社会学培育社会的意涵是一致的。

在中国的学术实践中，口述史的意义存在着差异。在史学领域，它是抢救史料、挖掘逝去历史存在的一种方法，其与正史研究有很大区别。而中国社会学的口述史实践则意味着社会学对田野的进一步深入和反思，以及相关质性研究的成长。在这一进程中，记忆理论获得长足发展，历史视野被广泛引入社会学研究。

但是，与口述史相关的研究还存在很多值得警醒的问题。当下，在社会学界外，口述史视角越来越成为一种公共的使用方式。在看似热闹的口述史实践下，学术角度的思考却逐渐式微。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头十年的早期，如今口述史研究式微与社会学界的质性研究不足的现状密切相关。因此，有关口述史在中国的实践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 对口述史的关注应避免唯方法论的窠臼。如应星所言，一切研究都应避免韦伯所谓的“方法论的瘟疫”，把方法从研究对象中孤立出来，把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这样就变成了为方法而方法。目前中国各界的热闹口述史现象有此倾向。当然，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口述史实践突破了将口述史仅作为方法的考量，而做到了在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并重，且深入到研究问题的实质中去。这是中国社会学口述史实践的优秀传统和宝贵遗产。

其次，将 口述史研究纳入对质性研究的探讨。当下，口述史的后续研究乏力，将口述史料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很缺乏。那些直接从田野中收集来的深度个人生命史在研究中的分量在减弱，这不仅意味着口述史研究的式微，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是社会学整体质性研究式微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对新阶段中国社会学口述史实践的反思，还需回归到对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关注和思考中，这尚待学界共同努力。

全文摘自：《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为阅读便利，已删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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